陈世杰评赵毅衡《符号学讲义》

陈世杰 2024级符号学硕士研究生

在学习了一年的符号学之后，读到赵毅衡老师新出的这本《讲义》，感到亲切又再次收获颇丰。回忆起最初看《符号学原理与推演》时陌生的状态，回忆起看到“符号学就是意义学”时产生的好奇，我所追寻的“人生的意义是什么？”的问题，当然已被紧密的符号学解构了很大一部分。这其实并不是什么坏事，这是知识带给我的部分成长，而无论是把它当作一种工具，还是当作我们存在的方式，符号学都有助于我们过上一种更智性的生活。

这本《讲义》是赵毅衡老师在其多年讲课记录基础上精简而成的，旨在以尽可能简单平易的风格将符号学理论讲清楚讲明白，并串联起其一生的论说。因此，这是一个综合了作者几本符号学著作的文本，书中有大量的例子帮助理解，对于符号学初学者来说是再适合不过的入门书籍，但对于有基础的学友，再读这一本《讲义》又有何意义？笔者认为意义有二，第一，在不断接触大量不同的符号学体系、术语、流派后，这本讲义有助于我们重新清晰思维，把握基础问题；第二，在陷入一种理论逻辑的论证循环后，有助于我们思考一种真实生活中的符号学，学会从日常体验中寻找问题。

一、文本结构及内容梳理

讲义以十二讲的内容展开，观看目录，除熟悉之感外便是一种结构的清晰感，从概念到理论，从方法到应用，简洁却又不失严密。重新梳理这排布的内容，除了检验个人知识地尽量“说清楚说明白”外，也希望能多发现一些作者对话性文字中的一些有趣的讨论。

第一讲“符号学作为意义形式理论”。作者首先介绍了符号学到底研究什么？怎么研究？研究有何价值？总的来说符号学是一定现实背景下的产物，意义必须用符号才能表达，符号学就是意义学，其通过思想实验的方式研究意义的形式，而形式是普遍性的共项。由于我们的现实生活“浸透在符号里”，因此符号学对形式的研究也需与经验实践联系起来，研究符号就是研究我们的生活本身。然后，作者讨论了“意义”这个核心概念，在符号现象学视角下，意义就是意识与对象的关联，而主体的意识与意识到的对象也引出了“意义世界”这一概念，只有与我们的意识发生关联，世界才有意义出现。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谈到物世界与我们意义世界的界限时，讨论了“空符号”这一概念：符号不一定具有物质性，无物也可以被感知为一个符号。空符号的存在除了进一步确定解释者在符号活动中的作用外，也让我们想到大量日常生活中的例子，甚至延伸至一种独特的文化方式，例如中国古代的“讳”文化以及中国传统思想内核中的“含蓄”底色，这也为符号学带来了强烈的“国学”色彩。

第二讲“符号意义”。第一讲谈意义，作者更多的是从意义产生的角度，而在这一讲，作者在延续意义产生的视角下逐渐引入了“符号过程”的视角，从而厘清各种意义环节。首先作者用了大量例子讨论符号意义的滑动现象，从物的使用性到实用意义的符号再到无用性的艺术符号，意义活动总处在这样的三联滑动之中，而当滑动地不够彻底时，便会出现“三性”共存的情况。从使用性的物到有意义的符号的滑动，使笔者想到海德格尔的“上手状态”与“在手状态”的区分，从上手到在手体现了意识对象化的转变，而物的符号化也是一种对象化的过程，符号意义的三联滑动也因此带有强烈的现象学色彩与主体意识。体现此符号化过程的，在本讲中还有对符号片面化的讨论，对象物对人有限的意识而言总有不可通达的隐没、存余，因此，人不需要全面理解才能获得意义。而本讲其余内容的讨论，则体现了作者对符号意义传播过程的重视。认知差原则保证了符号意义的流动，从而保证了人类文明的形成与延续，这隐含了一条从意义的产生到意义的经验化、社会化的线索。而符号意义又具体分布在三个环节之中：发送者的意图意义、符号文本携带的意义以及解释者解释出的意义，这构成了符号传播过程，而这过程又以解释意义为核心，作者在本讲中讨论的符号过程的三个悖论以及最后不完整的诸符号，都能依靠解释环节得以成立。

第三讲“理据性”。理据性是符号与其对象的关系，是有关符号学体系划分的根本问题，因此是讲符号学理论不可绕过的环节。对这一概念的展开，作者先为我们呈现出了两位符号学创始人索绪尔与皮尔斯各自不同的符号学体系。首先，是奠基于“任意性”原则的索绪尔符号学体系，在索绪尔那里，由于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符号要表达意义和交流就必须形成系统，这也使得索绪尔理论成为了结构主义大潮的基点。围绕着系统，作者讨论了系统得以支撑意义表达的功能特征：全域、区分以及自组织；而作者对系统的共识/历时性以及有机论的讨论，除了扩展了读者的知识面，似乎也暗示了索绪尔体系本身静态封闭特征，这自然地推进到了对另一位思想家的讨论：皮尔斯。皮尔斯的符号学体系，从一开始就强调了符号与对象的理据性关系，也以此提出了三种符号类型：像似符、指示符与规约符。前两种符号是有理据的符号，而后者是无理据的，作者详细讨论了三种符号类型以及抽象出来的再现性质。其中像似符号有利于产生一种生动透明的意义关系，有时像似性是一种拓扑相似，例如图表、音乐；指示符号则将解释者的注意引向符号对象，并有利于给人一种秩序性的联系，作者还认为，符号具有指示性的底线，相比与皮尔斯将像似符作为第一性符号，指示性所需要的条件应该更低。的确，在具体的符号活动中，解释者面对像似符号必须卷入知觉判断，而指示符号只依靠物理的邻接便能看到意义。回到皮尔斯对像似符的定义：“像似符是这样一种符号，它仅仅借助自己的品格去指称它的对象并且无论这种对象事实上存在还是不存在，它都照样拥有这种相同的品格。”或许皮尔斯只是更看重符号品质本身的那种可能性。而规约符就是建立在任意性原则上的符号，其有利于使意义的解释准确有效。最后，作者认为，索绪尔与皮尔斯的理据性只是其理论建构所要求的原初理据性，当符号活动进入社会生活，便要寻求一种更有效的理据性，即符用理据性。符用理据性的思想不仅体现了符号活动真实地发生在社会传播与交流的过程中，符号意义本身也不断变动和生长，我们因此处在一个巨大的“文本间性”的系统之中，如同皮尔斯所说：“所有的符号都来自其他符号。”

第四讲“意义的分解”。这一讲实际上是继续探讨上两位符号学家的思想体系。首先索绪尔的符号学体系是由二元的能指与所指构成的，它们的意指组合就是符号，而能指与所指要产生确定的意指关系，则必须“双重分节”，因为没有分节，世界只会是一片“混沌不分的星云”，而分节除了产生秩序，也是符号在系统中定位自身的过程，每一个符号的差异化分节方式的总和最终构成了它本身。而皮尔斯将其符号学体系建立在一种三元关系之中：再现体、对象与解释项，皮尔斯想表达的即是：通过对符号（再现体）的阐释（解释项）而实现对对象意义的认知过程。皮尔斯符号三分式的核心是解释项，而围绕解释项则引出了“无限衍义”问题，无限衍义出自皮尔斯对于求真问题的一种信念，而实际中也是依靠一种科学的探究方法，从而不断获得一种相对客观的认知以趋向真知。作者也从老子的“三生万物”谈到实践的具体情况：符号过程在定义上虽不会结束，但在实践中却会停留在一点，如果主体有意为之，这一点就是“意图定点”。但实际上文本一旦形成，进入社会传播，解释意义是难以控制的。

第五讲“双轴关系”。双轴关系是符号活动中普遍存在的一种关系，它既是一种操作方式，也是符号表意的普遍形式。双轴关系即“组合轴/聚合轴”，它最初来自索绪尔的“句段关系/联想关系”，后由雅各布森发展称为“选择轴/结合轴”，它旨在说明所有意义活动都是在选择和组合中形成的。因此，一个符号文本的形成，就是意识主体在两个轴上操作的过程，聚合轴隐而组合轴显，聚合构成文本意义的背景，组合是聚合的投影。而对符号文本的表意过程来说，双轴关系也构成一种意义形式，参与表意活动。例如聚合轴的宽度使得符号表意出现“宽幅”与“窄幅”的区别，导致文本风格出现大的差异。罗兰巴特曾提出“展面/刺点”这一对概念用于形容艺术创作，展面即一种日常状态，刺点即“正常性”的断裂，罗兰巴特推崇刺点，并认为展面像资产阶级庸俗的人生方式。而刺点正是某一点的聚合轴突然变宽下的投影，从而影响了表意进程。双轴关系还存在一些变体，比如聚合/组合轴同时显现出来的“双轴共现”现象，这也同样可以是一种操作方式和表意形式。而有趣的是，作者在这里提到了AI的创作行为，并认为AI创作没有聚合过程，每一步都是一个组合，聚合过程是“主体性的领域”。这或许还需观望或商榷，但利用符号学理论分析人工智能，作者为我们打开了思路。双轴关系实际上侧重于对聚合轴的关注，而本讲对符号文本本身品质的讨论，则凸显了对组合轴的关注。雅各布森提出了文本意义的六因素分析法，指出不同因素主导的符号文本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发送者-情绪性、接收者-意动性、媒介-接触性、对象-指称性、符码-元语言性以及文本-诗性。讲义中作者许多帮助理解的例子都非常有意思，例如谈接触性的“恋人絮语”、谈诗性的各种广告标语。而进一步，作者将符号文本六因素分析法推进到对文化的分析之中，以文化本身为大局面文本，分析当今文化发展的趋势。作者认为，当今文化诗性、意动性以及接触性正在不断地增加，这体现为泛艺术化的生活现象、以刺激消费为主的经济现象以及数字媒介高度发达的生存现象。这也为我们展示了用符号学理论进行文化分析的魅力。

第六讲“文本与伴随文本”。谈论双轴关系时就已然涉及到对“文本”的讨论，作者在本讲正式处理这一符号学核心概念，从而为文本分析方法彻底打开大门。文本即符号的组合，且能被接受者理解出合一的意义，而在具体的文本分析中，则需要明确文本的边界。“文本化”是有关人的意识行为即符号活动的一个环节，文本的形成有赖于意识意向性对对象的“区隔”，因此作者和艾柯一样认为：“文本意义的边界，就是我们解释的边界。”所以在解释者看来，文本边界常常是模糊的，我们常常被各种因素影响了解释，作者因此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工具：“伴随文本。”伴随文本，即“文本边上携带的大量的符号元素”，它们会不时地参与到符号文本的表意进程中，甚至严重影响文本本身的意义传达。作者根据伴随文本的特点或性质，给出了六种类型，包括副文本、型文本、间文本、评论文本、链文本以及先/后文本。品牌logo（副）、作者名字（副）、豆瓣评分（评论）、餐厅放的古典音乐（链）以及恶搞或戏仿（先），常常会影响我们对文本的解释，而体裁（型）甚至会规定我们解释的路径；间文本是一个文本产生时所受到的全部文化语境的压力，它可以同时影响着文本的创作与解释。总之，伴随文本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文本的解释方式，而引入伴随文本，实质是将文本与社会文化的联系引入文本表意的过程。作者最后还提出了一个“全文本”的概念，即主文本和伴随文本组成的一个合一文本，引入全文本，对解释者来说增加了解释的丰富性，而对发送者来说，这可以成为一种构造符号表意活动的战略路径。

第七讲“符号修辞”。为何讨论修辞问题？作者认为，许多符号间的关系实际上是修辞关系，因此必须进入对符号修辞的讨论，而修辞的核心是比喻。首先作者围绕比喻讨论了各种修辞格，作者认为，比喻是我们认识世界的根本方式，比喻是生长性的，向我们提供关于世界的信息，我们的日常符号活动离不开各种比喻或隐喻的使用，例如作者举的“板块”的例子，从地理学概念到日常生活中的“分区”意义。同时比喻使我们的解释产生意义合一的关联力量，比喻的“谓语结构”充当着文本自携的元语言影响着解释意义。而比喻又存在各种变体，如明喻、转喻、提喻等，其中明喻最容易理解，而转喻依靠邻接性、提喻依靠部分与整体的关系才能引出联系，在文本边界不清晰的情况下，两者可以转换。在讨论了各种修辞格后，作者进一步将修辞放置在具体的“符用”情景中。首先，一个比喻如果在社会中被反复使用，会导致意义积累，从而形成具有特殊意义的“象征”符号。其次作者认为符号修辞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处理双义问题，即一个符号文本有两个意义，”于是引入了对“反讽”与“悖论”的讨论。反讽是文本有一个意义，并让解释者去猜隐藏的真实意义，而悖论则是文本显示两个意义，让解释者猜谁是真实的意义。两者的使用构成了独特的符号意义活动，反讽常常形成了表达与解释间的张力，而悖论往往引人深思。本讲的最后，作者也将符号修辞的分析方法引入对人类文化的分析之中，讨论了大局面反讽以及历史的“四体演进”。

第八讲“符码、元语言、解释漩涡”。符码与元语言问题是符号学的基础问题，它们构成了符号文本的解释规则，因此可被视为符号活动的本质特征以及一种操作性的分析方法。符码就是决定“符号携带什么意义的规定”，而元语言就是符码的集合，研究意义如何得到解释。文化研究学者霍尔曾提出“编码/解码”的理论，就旨在说明不同的解释规则会产生的不同的解释意义。而作者在这之中提到的强/弱编码、不足解码以及元语言翻译性等问题，也为我们展示了概念应用的途径。而后，作者讨论了元语言的层次问题，元语言具有层次，一种语言必须依靠上一层语言才能得到解释，语言结构无法言说自身。但如果同一层次的不同元语言同时参与解释，就会产生冲突的可能，作者因此提出了一种“解释漩涡”的情形，即同一个主体对同一个符号文本的同一次解释中，出现了两个相互冲突、无法调和的意义，从而陷入两难之境。解释漩涡是生活中的普遍情形，作者举了一个“忒修斯之船”的例子，被新材料替换过的船是否还是原来的船？再用旧材料重新建一艘船呢？而还有一种冲突情形，即元元语言的冲突产生的“评价漩涡”，元元语言是解释性元语言的评价语言，接近于意识形态，而当同一个主体面对同一个元语言的解释时，出现了两个不同的评价，就会出现评级漩涡。例如当今发展中国家人民对一些国际环保倡议的看法，环保倡议是对“环境已被人类严重破坏”这一对象的解释意义，虽然发展中国家内部这些年也在不断开展环保教育，倡导可持续发展的发展理念，但国家间发展差距和矛盾的客观存在，使得这一解释始终陷入评价漩涡的争论之中。

第九节“标出性”。标出性原本是一个语言学课题，作者将其推进到文化分析之中，发展为一个普遍的文化理论。标出性即两个对立项中不常用的一项所具有的性质，它相对于另一项是标出的，这在语言中非常常见，却难以找出规律。而作者将这个语言现象推进到整个意义活动中来思考，发现标出性根本上是一个文化现象，在文化中普遍存在。作者认为，文化中导致二元概念不平衡的是第三项，即“非此非彼，亦此亦彼”的“中项”，中项会偏向二元对立的一项，而携带中项的非标出项称为“正项”，被中项联合正项排斥的称为异项，也即标出项，所有文化的二元实际上都处于三元的动力之中。在标出性理论下，作者探讨了男女性别问题，指出女性爱美不是天性而是文化演变的产物。作者还探讨了异文化与亚文化的问题：标出性常常会带来一种风格的感觉；标出项的范围常常是变化的，新闻媒体总爱报道标出性的事件；对亚文化来说，其标出性不是永恒的，而是具有有翻转的可能，在后面的内容中可以知道这翻转的动因是社会性的。接着，作者详细讨论了标出性的机制以及所产生的文化后果，提出了名称决定的标出性与功能决定的标出性两类。而文化中对待标出项的方式往往采用容忍其存在却又努力划出边界的作法，有时还存在大多数人在价值观上认同正项，却在趣味上被标出项吸引的状况。作者在最后还提到一个“狂欢”节日的观察，即几乎所有节庆都为标出项准备，至于原因，作者认为，大概是中项对参与边缘化异项心存歉疚。

第十讲“艺术符号学，符号美学”。艺术对于符号学来说是一个迷人又具有挑战性的领域，艺术具有不断冲破形式框架的冲动，而符号学探寻意义的形式，两者之间充满了张力。作者首先认为艺术必须以标出性来审视：艺术“有意冲破非标出的庸常生活状态”。其次艺术处于人的思维世界之中，与世界基本形成一种不透明的关系，因此艺术总是尽力地推开对象甚至直接跳过对象。而艺术是无用的，“与垃圾为邻”，艺术品可能具有很大的实用意义，但艺术性本身是无实用意义的品格，一个重要的特征即艺术品可以区分赝品，而艺术无法区分，因为艺术是艺术符号所给予我们的某种意义。然后作者讨论了艺术的诸问题，比如艺术必定是人工的，天然东西被当作艺术是因为被“展示”成艺术、艺术存在正项美、异项美的各种情形，而中项少美。最后，作者从符号学的意义分析立场出发重新定义艺术，在讨论了各种艺术的定义后，从美学家贝尔将艺术定义为“有意味的形式”中受到启发，作者将艺术定义为“艺术是让观者获得超脱庸常意义的文本”。作者认为艺术的定义就是艺术标出项的总结，它首先不会有反例，因为反例本身便超脱庸常；其次它可以迎接艺术家们打破定义的挑战，因为打破框架本身就很艺术，就很超脱庸常。

第十一讲“媒介与跨媒介”。这一讲集中处理符号学中媒介诸问题，作者首先辨析并厘清了有关媒介的几个术语：属于物质技术范畴的媒介、属于社会体制范畴的媒体、属于生理感觉范畴的渠道以及属于文化类型范畴的体裁。因此媒介是技术性的，往往易在文化中流通、普及，而一旦成为文化程式，流通便会面临阻隔。同时媒介不仅起到符号传送的作用，媒介本身也直接影响到符号文本的形式基础，例如麦克卢汉提出的论说“媒介即讯息”，其实指的就是媒介形式的改变不只是自身改变，也是整个文化模式发生改变。而对媒介的讨论不得不涉及多媒介的问题，一个符号文本往往会跨越几种媒介，因此也就出现了一个何种媒介“定调”的问题。然后，作者将多媒介的问题延伸至一连串有关现象，包括跨越感官渠道的通感、突破体裁限制的“出位之思”以及体裁的期待读法。而最值得注意是作者对冗余与噪音问题的讨论，作者指出了冗余具有重要的意义功能，它可以为了保持接触，也可以是为了一再确认某种身份，甚至成就某种艺术性。而关于艺术噪音的论辩，存在就对象而言的“全噪音”论与就解释意义而言的“无噪音”论，而将两种论说合在一起，反而看到了艺术的张力。

第十二讲“意义活动中的身份、自我、述真”。在讲义的最后一讲，作者使用符号学处理一些更本质的问题。首先，如何确定自我的意义性存在？作者从讨论身份开始，回答这个问题。身份是符号意义主体所处的社会角色，而拥有身份是意义活动的出发点，甚至符号文本本身也具有身份，各种身份的集合累积就构成了自我。而在这一条路径中，还嵌入着一个主体与“他者”的意义交流过程，符号行为必须以他者的有潜力的反应为前提才能进行，因此，他者的存在是自我形成的条件。从符号学视角观照自我，可以勾勒出自我的变动与动态的形成过程。首先是纵向的位移，从动物性的我到绝对社会化的我；其次是横向的位移，此时的我以过去的我为符号文本，而解释意义朝向未来的我，自我由此成为一个永远有待实现的意义集合。在讲义的最后，作者讨论了符号学的求真问题，对求真问题的关注保证了符号学并不是悬浮在思维世界的抽象空谈，而是与实际生活切实相关。作者所持的符号学的求真观念即对符号意义的“真”的认知，即作为一种意义理论而追求的意义的品格的“真知”，而真知如何达到？作者接受了皮尔斯的立场：科学的探究社群所持有的共同的观点，就是解释的标准。

二、结语

一本讲义显然无法囊括作者所有的观点、思想，而作为读者对文本的阐释也常常过度理论化或简单化。但在本书中，作者对符号学思维的日常应用，其所举的大量生动好懂的例子，实际上不断再为读者们一再指明一个事实：符号学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因此从生活中感悟洞察各种符号学思想，或许是我们学习、理解这个学科更有效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