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黄悦评龙迪勇《跨媒介叙事研究》

杨黄悦 四川大学2025级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龙迪勇《跨媒介叙事研究》一书从宏观比较视野出发，说明了绘画、诗歌、雕塑、戏剧等媒介特征的差异及由此产生的叙事差异。在承认媒介差异的基础上，龙迪勇关注的是一种媒介跨越自身本位，根据不同需要，将其他媒介特性前推成为“主导”的叙述方式，也就是“跨媒介叙事”。在龙迪勇看来，《史记》以来的历史叙事传统、汉代壁画对于戏剧的模仿、明清章回小说中的建筑趣味、乃至西方古代的艺格敷词、浪漫主义文学等等，都是跨媒介叙事的创作实践。

基于此，笔者将从文学本位出发，归纳该书中提到的语词的跨媒介现象。笔者认为，《跨媒介叙事研究》以诗画关系论作为理论基础，以马尔克斯、福楼拜的小说创作作为实践案例，以历史叙事中的宗庙建筑特征作为一大创新点，视野开阔、旁征博引，是一部跨越单一学科边界的学术专著。

一、诗画关系——从艺格敷词到跨媒介叙事

纵观全书，龙迪勇在诗画关系论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其中，第五、第六、第十一、第十四、第十五章可以算作针对这一问题的专论，分别聚焦图像对语词的摹仿、文学与图像叙事的差异、图像到文学的缘起、浪漫主义文学的图文一致与詹姆斯·乔伊斯相关文学实践。第一章到第四章也不乏对于该问题的零散论述。可以看到，诗画关系问题在理论与实践上都非常复杂，因此这部分笔者计划聚焦其理论缘起之一，试图从西方艺格敷词出发，结合莱辛、钱钟书等人的论述，从创作者与读者两方面进行简要概述。

（一）文学本位下的生动叙述

古希腊语中“ekphrasis”原意为“充分讲述”，代表了用语词转写物品或图像的传统，本质上是一种修辞手法。龙迪勇指出，艺格敷词可以分为追求客观性、精确性与追求视觉性、生动性两种。针对前者，既然艺格敷词是一种修辞，无法代替直观的一手感受，仅仅是一种看图经验的语词再现，不可能完全准确。这一点也使得艺格敷词在存在之初便具有追求生动性的使命。

龙迪勇认为，随着小说文体的兴起，一些描写逐渐成为了艺格敷词的现代化身。但针对这一点，他并未细致展开。笔者认为，描写与艺格敷词等同的前提是作家脑海中先有画面，再通过语词“描写”画面，完成对于画面的再现。一旦创作者并不预设画面，该论点便不攻自破。另一方面，龙迪勇在第四章论及小说中的描写及跨媒介叙事时提出，描写本身是一种特殊的叙述方式，艺格敷词作为描写，如何参与叙述？这一概念又在历史进程中产生了什么变化？这些问题仍需要进一步讨论。

（二）语词唤起的空间性想象

此外，艺格敷词被赫莫杰尼斯列为古希腊12项修辞练习之一，与当时的公共演讲有关，需要以口语为媒介唤起视觉效果，也就是用时间性的语词唤起听众空间性的想象。在此过程中，将静态图像描写转变为动态文学叙述是关键步骤。这里龙迪勇引入了昆体良对于西塞罗所创作的一段艺格敷词的评价，较为典型。昆体良指出，通过西塞罗的艺格敷词，观众不仅会再现服饰、颜色、处所等画面细节，还会针对画面展开想象，补充外观、情感等细节。可以看到，艺格敷词本身在讲述与想象中动态成型，创作者与受众都是动态链条上的组成单位。

二、小说中的跨媒介叙事——从博尔赫斯、福楼拜的小说创作谈起

小说作为重要的现代叙事体裁，篇幅限制少，结构复杂，人物众多。现代小说家已经不满足于故事单一线性的发展逻辑，而使用并置性的叙事结构，试图还原现实生活的复杂性与多义性。这也成为了小说跨媒介叙事的创作基础。这一部分，龙迪勇对马尔克斯、福楼拜小说中空间性、共时性的认识给笔者留下深刻印象，笔者试图从这两位作家的小说创作切入，观察小说中的跨媒介叙事。

（一）空间性的视觉图像：博尔赫斯的迷宫

博尔赫斯《小径分叉的花园》中，彭㝡错综复杂的小说里，主人公选择了所有可能性，无数未来编织成为一个无所不包的迷宫。每一次分岔的结局又是另一次分岔的起点，有时汇合，有时交错。龙迪勇将这篇文章与《通天塔图书馆》对读，又引入赫伯特·西蒙与博尔赫斯的通信，发现了博尔赫斯创作这样一个“无限的、周而复始的图书馆”的最初动因：在公共图书馆工作时对图书馆形象本身产生的兴趣。因此，这不是一次理念先行的创作，而是受空间性的视觉图像启发后，试图用时间性的语词再造空间的尝试，是用语词模仿图像的跨媒介叙事。在《小径分岔的花园》中，实体花园迷宫与小说的同构，也可以看作是这种跨媒介叙事的复现。

（二）共时性的复杂存在：福楼拜的农展会

福楼拜在《爱玛》中描绘的农展会场景，历来为评论家所津津乐道。本书中，龙迪勇围绕卢卡契将农展会看作偏离小说叙事的“舞台”的说法，指出农展会是一幅具有跨媒介特征的具体、生动的“文学图画”。一方面，农展会作为爱玛被鲁道尔夫引诱的叙事空间，是鲁道尔夫一次蓄意安排的接近，也是整体叙事节奏中必不可少的一环。另一方面，福楼拜天才性地将农展会的演讲与鲁道尔夫对爱玛的诱惑交叉并置，形成独特的空间性共时叙事。不仅突破了单一线性叙事，表现出生活共时性的复杂存在，而且消解了誓言的神圣，显得真实而戏谑。正如龙迪勇引述的，福楼拜的小说中“眼睛负责倾听、耳朵负责观看”，通过感官的交融，丰富的视听世界在他笔下鲜活地存在。

三、史书中的隐性宗庙——从建筑空间到历史叙事

在前面的论述中，龙迪勇多将“空间”作为一个广义上的抽象物理空间，第八章却将目光聚焦于史书及宗庙空间，一下子就将论述集中了。龙迪勇认为，在史书与宗庙背后，有一个根深蒂固的世系传统影响着认知及叙事。前者作为世系的空间化，后者作为世系的文本化，共同形成了一种隐喻性的凝聚性结构。

（一）宗庙建筑作为世系空间化

龙迪勇首先追溯了前文字时代口传家谱、结绳家谱的叙事传统，又将重心引向供奉家谱的空间：宗庙，从商周时代大宗、小宗的缘起说明宗庙与宗法制度的紧密关系。商人认祖归宗的程序正是在宗庙中完成的，大宗、小宗既是宗法制的继承等级，又指向实在的、不同规格和序列的宗庙。与此同时，从单个宗庙内部来说，神主的排列正是世系空间化次序的展现。通过宗庙建筑，人们从现世空间向过去回溯，完成了对于自身存在的再次确证。

（二）历史叙事作为世系文本化

如果说以上关于宗庙的论述多集中在历史学范畴，史料丰富，论证严密，还原出中国古代宗庙的历史面貌与隐含的世系序列。那么接下去龙迪勇将宗庙建筑与历史叙事联系的尝试，便让人耳目一新。龙迪勇认为，身处宗庙这一空间化世系中的人们，其世系观念通过祭祀念唱等方式反复强化，并最终作为一种文化记忆移植到历史叙事的文本结构中。从《史记》中聚焦“大宗”的本纪叙事内容，到《汉书》中的帝王世系叙述结构，这一传统又被后来的《后汉书》《三国志》等史书继承，也就难怪梁启超会将二十四史评为“二十四姓之家谱”。

如果说从宗庙到历史叙事这样的前者影响后者的叙事逻辑尚且清晰，那么龙迪勇在全书第十章“建筑空间与叙事文本——明清章回小说叙事结构新探”中试图论证的“明清文人从建筑的空间组合模式中去寻找架构章回小说这一新的叙事文体的文本结构”在笔者看来则有些存疑。一方面，宗庙是一个特殊的空间结构，是世系的空间化。而中国古代院落确实强调相互协调的有机整体，却未必直接对文学家予以启发。与其说章回小说受古代建筑的空间组合模式影响，不如说是受到崇尚“道”“和谐”的传统哲学观念影响。建筑与章回小说结构只是这种观念在不同领域的两种表现，并不构成因果关系。但总体而言，《跨媒介叙事研究》材料丰富，论述详实又深入浅出，是一本值得一看的学术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