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务实而西方文化理性”，这是学术界在中西文化比较方面一个基本的共识，而在《思辨理性的符号迷失与文化创新的大实践境域》一书中，作者在此基础上深入思考，力图发掘其中的未尽之旨。任何文化比较都有哲学观念的引导，从哲学的、理性的、思辨的视角剖析中西文学之精要，用大实践境域的信息理性融通古今中西，成为此书贯彻始终的主要脉络。

书名以及副标题略长，初读甚至有些拗口，然而，仅从书名和副标题着眼，便可分离出该书关键词：思辨理性、符号迷失、文化创新、大实践境域、信息理性、古今中西。足见其跨度之大，信息蕴含量之丰富。各要素相互影响共同形成有机整体，一个环节的断裂或者破坏，势必影响到另一个环节的衔接与运作，因而需要彼此的融通。

全书第一部分主要用大实践境域的信息理性分析当代西方哲学、社会学。形而上学成为横亘在现实与理性之间的鸿沟，海德格尔曾感叹：“对形而上学的尊重甚至在克服形而上学的意图中也很普遍。”现实理性与现实超越的二难；生活与符号相互去现实化令人担忧；非形而上学时代的逻各斯幽灵无处不在；生活与语言转向半途滞留；重视意义与指称关系的英美分析哲学也陷入了指称困境；西方消费社会的资本也走不出符号的迷宫；自然科学试图凌驾于社会科学，社会理性力图驾驭自然理性。一系列问题触目惊心，整个社会似乎陷入了一种符号迷失的状态。正如作者所言，“符号化已经成为所谓后现代社会的一种主要标志，没有了确定性，没有了历史，没有了未来……一切都落入符号的掌控，只有时装展览式的标新立异，而没有深刻的社会历史根基。”赵毅衡先生在《符号学原理与推演》[ii]中也提到：“当代文化迅速冲进一个‘高度符号化时代’。符号生产与消费已经远远超过物质消费，相应地，符号学生产也不得不超过物质生产。”二十一世纪，整个社会充溢着各种各样的符号，几乎任何活动都浸泡在符号之中。作者提出的“思辨理性的符号迷失”不无道理，发人深省。

第二部分通过对传统儒家、道家、墨家思想的对比分析，得出三家的异同与互补之处。与西方文化类似，中华文化也需走出认知的形而上学悖谬，走向信息的大实践良性互动。从“一元性”的古代文化哲学到“二元性”的近现代文化哲学，再延伸至“三元性”的当代文化哲学，沟通古今，纵横驰骋。同时独辟蹊径地将“中庸”这一传统的具有民族性特点的思想行为方法和人生态度上升到新的高度，在作者笔下，“中”即现实实践理性，“庸”即对实践高度开放的态度与努力，二者互寓。作者由此推演出，文化复兴与创新必须走中西融合，以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为指导，实践与理性互相融通的道路。

该书亮点有三，一是作者用新的哲学观点来分析诸种问题，哲学本是一种闪耀着理性与思辨性的科学，它能够引导读者进一步思考。二是作者涉及的内容跨度之大，涉及的学科领域之多，极为少见。三是对儒家、道家、墨家传统观念的新解与阐释。

然而，在肯定这本书的同时，内心却又升腾起几朵疑云。作者提到资本——符号成为一种形而上学的幻象，符号在物欲权力网络中肆虐，符号化成为人类社会从物的依赖关系转向全面实践互动之前的一个异化阶段，“符号游戏”、“符号迷宫”这样的词语数见不鲜。作者似乎更多地关注于一些现象和表征，而未进一步论及现象掩盖下的本质问题。赵毅衡先生在其著作《符号学原理与推演》中，不惜花专章讨论“当代社会的符号危机”，分析危机的成因、特征和影响，言辞凿凿，振聋发聩。他的部分观点也许可以借鉴，并用作此书的有力补充。面对中西文化的巨大差异，作者提出“以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为指导，实现实践与理性在文化各个层面的融通”，这一观点仅相当于哲学中的方法论，尚停留在理论的层面，当务之急，更有待于文化工作者的进一步践行。

作者之思，读者之思，该书既有闪光点，又有可再商榷之处，见仁见智，一切尽在细读此书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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