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苑郦评孙金燕《武侠文化符号学：20世纪中国武侠文本的虚构与叙述研究》
王苑郦 四川大学2024级符号学硕士研究生
在孙金燕的《武侠文化符号学：20世纪中国武侠文本的虚构与叙述研究》一书中，武侠不再只是刀光剑影的江湖传奇，而成为承载文化记忆、折射时代精神的重要符号。作者以符号学为理论基石，结合文学、文化与社会的多维视角，对20世纪中国武侠小说及其衍生艺术形式进行了深入剖析。她指出，武侠这一文化现象并非单纯的娱乐产物，而是深植于中国现代化进程之中，既是对传统价值的延续，也是对现实困境的回应。
全书从“幻想”切入，将武侠世界视为一种具有高度象征意义的文化建构。它通过虚构的时间、空间与人物关系，构建出一个游离于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可能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侠义与暴力共存，道义与欲望交织，既满足了读者对英雄主义的向往，也映射出社会变迁中的集体焦虑与精神诉求。
导论中，作者明确指出，武侠是中国文化对外输出的重要象征之一，但长期以来的研究却多停留于史料整理和表层描述。她试图突破这一局限，从文化哲学的高度揭示武侠符号背后的深层结构。她提出，“动制分源”是理解20世纪武侠文化演变的关键概念——一方面，启蒙主义与现代性话语推动着社会变革；另一方面，武侠所代表的传统幻想体系仍在不断自我复制与调整，形成了一种既对抗又共生的关系。
作者进一步探讨了武侠幻想与现代化元语言之间的“动制分源”现象。20世纪的中国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精英知识分子倡导的启蒙主义与现代化价值，与武侠小说所代表的传统文化和幻想精神形成了鲜明对比。这种对比并非简单的对立，而是一种复杂的互动关系。一方面，武侠小说的幻想性为那些被现代化进程抛下的社会底层青年提供了精神慰藉；另一方面，武侠符号也在不断地自我否定与调整中，试图与现代化的价值观相适应。这种“动制分源”的现象，不仅影响了武侠文学与艺术的发展轨迹，也反映了20世纪中国文化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张力。
第一章：百年武侠史的流变与多元发展
本书的第一章对20世纪中国武侠小说的发展历程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展现了武侠文学从起源、发展到多元互竞的历史脉络。作者指出，民国时期的武侠小说创作呈现出“左右为难”的特点，一方面，文人作家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渴望通过武侠小说传播新思想；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得不依赖市场和读者的口味，创作符合大众娱乐需求的作品。这种矛盾心态在平江不肖生、顾明道等人的作品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开启了武侠小说的阅读热潮，其成功不仅推动了武侠小说的创作，也引发了武侠小说的影视改编热潮。而顾明道的《荒江女侠》则在武侠小说中融入了言情元素，开创了“武侠言情”的先河，为后来的武侠小说创作提供了新的方向。
20世纪50至70年代，武侠小说在香港和台湾地区蓬勃发展，形成了“港台新派武侠”的创作高峰。梁羽生、金庸、古龙等人的作品不仅在文学上取得了巨大成就，也在文化影响力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梁羽生的武侠小说以历史背景为依托，构建了一个充满侠义精神的江湖世界；金庸的作品则在武侠的基础上融入了深刻的文化内涵和人性思考，其小说中的侠客形象更加立体丰满，情节也更加曲折动人；古龙则以独特的叙事风格和对人性的深刻洞察，开创了武侠小说的新境界。他们的作品不仅深受读者喜爱，也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之作。
进入21世纪，随着网络文学的兴起和文化产业的发展，武侠小说再次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大陆新武侠作家如凤歌、沧月、步非烟等人的作品，不仅在叙事手法上有所创新，也在题材和主题上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同时，武侠小说的影视改编、动漫制作、游戏开发等也呈现出多元互竞的局面，武侠文化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焕发出新的活力。
第二章：武侠文本中的元语言问题
在第二章中，孙金燕深入探讨了武侠文本中的元语言问题，揭示了武侠文学与艺术的“漩涡体裁”特征。作者指出，武侠文本同时提供“道”之善与“盗”之恶两种解读方式，这种矛盾的解读方式使得武侠文学与艺术呈现出黑白双边的面孔。一方面，武侠小说强调侠客的正义行为和道德准则，如“邪不胜正”“善恶有报”等，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充满道德秩序的虚构世界；另一方面，武侠小说中的暴力描写和江湖恩怨又使得这个世界充满了杀伐之气，与现实世界的法律秩序形成了鲜明对比。
这种矛盾的解读方式源于武侠文学与艺术的文体类型。武侠小说既需要依附于正统意识形态的道德架构，又必须超越庙堂规则，以暴力手段解决争端。这种文体的矛盾性使得武侠文学与艺术在结构形式上呈现出“至武非武”与“至侠非侠”的特点。作者通过对武侠小说中内功与外功、侠客与暴力、道义与杀戮等元素的分析，揭示了武侠文学与艺术的“漩涡”体裁特征。这种体裁特征不仅为读者提供了丰富的解读空间，也使得武侠文学与艺术在文化逻辑上呈现出复杂的内涵。
此外，作者还探讨了武侠文本中的现实、虚构与想象问题。武侠文本通过征用现实世界的某些细节和常识，构建了一个与现实世界既相似又不同的虚构世界。这种虚构世界虽然不符合现实世界的逻辑，但却能够激发读者的想象力，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获得一种“真实感”。这种“真实感”并非对现实世界的模仿，而是一种通过虚构和想象创造出来的“可能世界”。读者在阅读武侠文本时，往往会在“知其为假”与“信其为真”之间徘徊，这种矛盾的心理状态反映了武侠文本在现实、虚构与想象之间的复杂关系。
第三章：武侠文学与艺术中的性别神话与出版机制
本书的第三章聚焦于武侠文学与艺术中的性别神话以及出版机制对武侠文化的影响。作者指出，武侠文学与艺术的副文本，如作者笔名、插图、出版社等，都参与了武侠性别神话的建构。武侠小说的作者大多使用男性化的笔名，即使女性作家也不例外。这种笔名的选择不仅反映了武侠小说的男性化倾向，也暗示了武侠文化中对男性英雄的崇拜。同时，武侠小说中的插图往往以男性为主，即使女性角色在故事中占据重要地位，也会被插图者有意无意地边缘化。这种视觉上的性别偏见进一步强化了武侠文学与艺术中的男性神话。
在出版机制方面，作者分析了出版商、读者和作者之间的“生意经”三角循环对武侠小说创作的影响。20世纪20至40年代，武侠小说的流行与出版商的商业策略密切相关。出版商为了迎合读者的口味，大量出版武侠小说，这使得武侠小说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文学体裁之一。然而，这种商业化的出版模式也导致了武侠小说创作的同质化和低俗化。许多武侠小说为了追求商业利益，不惜迎合读者的低级趣味，导致作品质量参差不齐。这种现象在当时引起了知识分子的批判，但也从侧面反映了武侠小说在文化市场上的强大生命力。
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消费文化的兴起，武侠小说再次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金庸武侠小说的“经典化”过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金庸的小说在进入大陆后，通过盗版和地方报纸杂志的连载迅速传播开来。尽管这些传播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金庸小说的文学价值，但也为其在大陆的流行奠定了基础。随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的介入，使得金庸武侠小说在文化市场上获得了更高的地位。三联书店的出版理念和市场策略，不仅提升了金庸武侠小说的文化品位，也使其在学术界和文化界获得了更广泛的认可。
第四章：武侠的文本身份与作者自我
在第四章中，孙金燕探讨了武侠小说的文本身份与作者自我之间的关系。作者指出，武侠小说作为一种文人小说，其创作动机和价值取向与传统文人小说有着密切的联系。武侠小说通过对“江湖”的虚构，寄托了作者对“建功立业”的抱负和对“自我”的形塑。这种对“自我”的关注和塑造，使得武侠小说在文化内涵上具有了一定的超越性。武侠小说中的侠客形象，往往具有独立的人格和高尚的道德品质，他们通过自己的行动和选择，展现了对“自我”的追求和实现。这种对“自我”的关注，不仅反映了作者的个人理想，也体现了武侠小说作为一种文化形式的独特价值。
同时，作者也指出，武侠小说的创作动机并非完全出于对文学艺术的追求，而是与作者的生存境遇和市场需求密切相关。许多武侠小说的作者，如平江不肖生、还珠楼主、金庸等，都是在生活的压力下开始创作武侠小说的。他们通过武侠小说的创作，不仅获得了经济上的收益，也实现了个人价值的提升。这种复杂的创作动机，使得武侠小说在文化内涵上呈现出一种矛盾性。武侠小说通过对“江湖”的虚构，寄托了文人的“建功立业”抱负，同时也构建了一个暴力喜好与恐惧并存的乌托邦式幻想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侠客们以个人力量拯救世界，体现了文人对自我与世界关系的思辨。而武侠小说的文本身份具有超越性，它既是一种通俗文学，又蕴含着文人的精神追求，这种矛盾的身份在20世纪的武侠小说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此外，本章还探讨了武侠小说中“纪实”与“虚构”的关系。武侠小说在虚构的江湖世界中，常常试图通过引入历史元素或现实人物来寻求“纪实”的效果。然而，这种“纪实”往往与虚构的江湖世界产生冲突，导致了武侠小说在文体上的分裂与困境。以《江湖奇侠传》为例，作者平江不肖生在小说中试图为侠客立传，但又不得不引入历史人物和事件，使得小说在“纪实”与虚构之间摇摆不定。这种矛盾在后续的武侠小说中也一直存在，如金庸的武侠世界中，历史背景的引入与虚构的江湖故事相互交织，既增强了故事的真实感，又不可避免地带来了逻辑上的矛盾。
金庸武侠小说的修改历程也反映了作者自我与隐含作者之间的复杂关系。金庸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对早期作品进行大规模修改，试图通过修改来完善作品的隐含作者形象，使其更加符合自己对“高贵”文学的追求。这种修改不仅是对作品的润色，更是作者对自己文人身份的一种确认与提升。金庸通过修改，试图摆脱武侠小说作为通俗文学的“他者”身份，向“经典”文学靠近。然而，这种努力也引发了学界对于武侠小说文本身份的进一步讨论。
第五章：武侠小说的文体演进格局
本章通过对武侠小说文体演进的分析，揭示了武侠小说从“剑仙”江湖到“英雄”江湖、“人”之江湖，再到亦正亦邪的“侠”之江湖的演变过程。这一演变过程不仅是武侠小说内部的逻辑发展，也与20世纪中国文化环境的变化密切相关。
在20世纪20年代，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开创了武侠小说的“剑仙”江湖时代。这一时期的武侠小说以奇幻仙侠为正格，侠客们具有超凡的能力和神奇的法术，他们在江湖中行侠仗义，展现了一种“高人一等”的优越感。然而，这种“剑仙”式的侠客形象过于奇幻，与现实世界相距甚远，难以让读者产生强烈的代入感。
随后，武侠小说逐渐向“英雄”江湖转变。这一时期的武侠小说更加注重侠客的英雄气概和侠义精神，侠客们不再是超凡脱俗的仙人，而是具有凡人情感和弱点的英雄人物。他们以武功高强和侠义行为著称，在江湖中惩恶扬善，维护正义。赵焕亭、郑证因等人的作品是这一时期的代表。
到了20世纪40年代，宫白羽、王度庐等人的作品则进一步深化了武侠小说的内涵，形成了“人”之江湖。这一时期的武侠小说更加注重侠客的人性化描写，侠客们不再是单纯的英雄形象，而是具有复杂情感和内心矛盾的普通人。他们在江湖中追求爱与自由，同时也面临着各种困境和挑战。这种对侠客人性化的描写，使得武侠小说更加贴近现实，也更容易让读者产生共鸣。
20世纪60至70年代，金庸、古龙等人的作品则将武侠小说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形成了亦正亦邪的“侠”之江湖。这一时期的武侠小说在侠义精神的基础上，更加注重侠客的个性和独立性。侠客们不再局限于传统的侠义观念，而是根据自己的判断和选择来决定自己的行为。他们可能既有侠义之举，也有违背侠义的行为，这种亦正亦邪的形象使得武侠小说更加丰富多样，也更具思想深度。
然而，随着武侠小说文体的不断演进，其“江湖”符号的表意形式也逐渐趋于复杂化和多元化。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金庸的《鹿鼎记》以一种“反武侠”的姿态出现，对传统的武侠神话进行了颠覆。韦小宝这一角色的出现，使得武侠小说中的侠客形象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侠客，而是一个市井小混混，他的成功并非依靠侠义精神，而是凭借机智和运气。这种对传统武侠神话的颠覆，使得武侠小说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也引发了学界对于武侠小说未来发展的思考。
第六章：武侠其他视觉艺术发展探讨
本章将视野拓展到武侠在视觉艺术领域的表现，探讨了中国武侠电影、动漫、游戏等艺术形式的发展历程与符号内涵。武侠电影作为中国电影的重要类型之一，其发展经历了从“神怪”江湖到“侠义”江湖、“动作”江湖，再到功夫喜剧电影的转变。这一转变不仅反映了武侠电影在视觉影像上的不断进步，也体现了武侠电影在文化内涵上的演变。
早期的武侠电影以“神怪”江湖为主，如《火烧红莲寺》等作品，其侠客形象具有超凡的能力和神奇的法术，电影中的打斗场面多以“剑光斗法”为主。这种“神怪”式的武侠电影在当时受到了观众的喜爱，但也因其过于奇幻而缺乏真实感。20世纪60至70年代，胡金铨、张彻等导演的武侠电影开始注重“侠义”精神的展现，侠客们的形象更加贴近现实，打斗场面也更加真实。这一时期的武侠电影强调侠客的侠义行为和道德观念，使得武侠电影在文化内涵上得到了提升。
到了20世纪70至80年代，“动作”江湖成为武侠电影的主流。这一时期的武侠电影更加注重打斗场面的真实感和视觉冲击力，如李小龙的功夫片和刘家良的武侠电影。侠客们的形象更加硬朗，打斗场面也更加激烈。然而，这种“动作”江湖的武侠电影在强调武打场面的同时，也逐渐淡化了侠义精神的内涵。
20世纪90年代以来，功夫喜剧电影开始兴起。这一时期的武侠电影以周星驰的《大话西游》等作品为代表，其侠客形象更加平民化和喜剧化。电影中的打斗场面不再是单纯的武力展示，而是充满了幽默和讽刺。这种功夫喜剧电影在娱乐观众的同时，也对传统的武侠神话进行了重新诠释。
除了武侠电影，本章还探讨了中国动漫产业的发展现状与问题。中国动漫产业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展迅速，但在品牌建设和受众定位上仍存在问题。作者指出，中国动漫产业未能充分利用“武侠”这一具有中国风格的品牌符号，导致了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不足。同时，动漫产业对受众的定位过于低龄化，忽视了成年人对动漫的需求，这也限制了动漫产业的发展空间。
最后，本章还关注了武侠游戏的发展。武侠游戏以其独特的角色扮演和虚拟世界体验，吸引了大量玩家。游戏中的“江湖”世界为玩家提供了一个“再中心化”的空间，让玩家能够在虚拟世界中实现自我认同和欲望满足。作者认为，武侠游戏的发展不仅为武侠文化的传播提供了新的途径，也为玩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文化体验。
这部著作的意义不仅在于对过往武侠文化的系统梳理与重新阐释，更在于它启发我们思考：在一个快速变迁的时代，为何人们依然需要武侠？也许正是因为武侠世界提供了一种独特的叙事框架，使我们在面对现实困境时，仍能从中寻找精神的慰藉与价值的锚点。武侠不只是过去的遗产，它依然是今天文化表达的重要资源，也将在未来的跨媒介传播与全球文化交流中，继续书写属于中国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