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理论研究历来困难重重，首先，中国文学理论中同一个词经常表示不同的概念，而不同的词，可能事实上表示同一概念，由此便造成了意义上的模糊性和歧义性；其次，中国批评家习惯使用极其诗性的语言，以此来表达直觉的感性，这种直觉的感性，在本质上无法定义，概言之，中国文学理论是略显朦胧和零碎的。刘若愚长期生活在西方学术语境中，既精通西方文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又具有深厚的汉学功底，由此，便形成了他观察中国文学及其理论的独特角度，通过兼采中西两种文学批评的特长，创造出理解与阐释中国文学思想的系统理论。他所作的《中国文学理论》，一直被认为是中西比较诗学一部里程碑式著作，自成书以来，便受到极高的赞誉。然而在肯定这本书的同时，我们不得不直面它的一些缺陷，刘若愚在对西方理论进行变形移植的时候，割裂了宇宙和作品之间的联系，由此便造成了“模仿理论”的缺失，从而使得原本三足鼎立的理论框架，无法得到合理支撑。本文旨在找寻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模仿理论”，并对《中国文学理论》这本书的优点与不足作一简明分析。

艾布拉姆斯《镜与灯》一书认为，一件艺术品必须拥有四个要素，亦即宇宙、艺术家、作品、观众，并且用单向箭头将其安排成一个三角形。从作品到宇宙形成了模仿理论，从作品到艺术家形成了表现理论，从作品到观众形成了实用理论，而关注作品自身则形成了客观理论。中国传统的文学理论，除了《文心雕龙》等少量著作外，大部分缺乏外在的、显性的理论体系。刘若愚的《中国文学理论》借鉴艾布拉姆斯的理论，又根据中国古代文论的特点加以改造，建构起中国诗学的理论框架。他以作家取代艺术家，以读者取代观众，而宇宙、作品两项则维持不变，将这四要素重新排列成两个反向圆环，由此，文学创作过程分成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宇宙影响作家，作家反映宇宙，从而形成了中国文学理论中的形上理论和决定理论；第二阶段，作家创造作品，形成了表现理论和技巧理论；第三阶段，作品触及读者，它随即影响读者，形成审美理论；第四阶段，读者对宇宙的反映，因阅读作品的经验而改变，形成了实用理论，这是一个看似完美，没有纰漏的理论框架，但仔细考究，又会发现它存在着一系列问题。

台湾学者黄庆萱在《刘若愚〈中国文学本论〉架构方法析议》一文中，曾经对刘若愚的文学理论系统架构和方法提出批评，认为刘氏系统在宇宙与作品之间没有连线与箭头，取消了中国文学中的模仿理论，是一个重大的失误。同时刘氏在研究方法上也有强调归纳，实属演绎；选择资料，武断矛盾；辗转引用，未据原典等瑕疵。^[1]这段文字切中了《中国文学理论》一书的要害，即割裂了宇宙与作品之间的联系，从而导致“模范理论”缺失。关于模仿理论，在艾布拉姆斯的笔下，他主要是强调“宇宙”与“作品”的对应关系，主张“艺术是一种模仿”，即认为作品是对宇宙的模仿或再现。艾布拉姆斯说：“艺术产生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人的模仿自然的本能及人看到模仿物就快乐的自然属性。”^[2]在西方，有赫拉克利特的“艺术模仿自然”论点、苏格拉底的“绘画是对所见之物的描绘”论点、柏拉图的“理式模仿”说、亚里士多德的“自然模仿”说。从亚里士多德所处的时代开始直到18世纪，“艺术即模仿”的观点几乎成了不证自明的定理。可以说，模仿理论有着悠久的历史，经受了时空的考验。我国学者也有言，“模仿说强调文学与世界的关系，涉及文学作品与社会生活、自然界、历史等具体的社会性、真实性问题”。^[3]人类的生活世界是文学活动产生、形成和发展的客观基础，它不仅是作品的反映对象，也是作者与读者的基本生存环境，是他们能通过作品对话的物质基础。文学艺术作品作为意识形态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它们不是孤立的存在，没有任何作品不与这个世界产生联系。

刘若愚自己也提到，宇宙和作品之间、作家和读者之间没有箭头，给人的感觉是它们之间好像不发生关系，刘若愚对此的解释是假若没有作家，作品不可能产生，假若作家不感知宇宙，不会有任何作品能揭示宇宙的真实，同样，没有作品，作家和读者之间不会发生关系，也就是说，要在宇宙和作品、作家和读者之间分别添上箭头，必须它们各自之间有着直接的联系。这样的解释其实较为牵强，因为宇宙和作品之间是有关系的，作品中所反映的内容，实际是宇宙以文字形式呈现的影象与表现，作家和读者之间也是有关系的，在世的当代作家和读者可以直接接触与交流，不在世的作家和读者之间可以通过传世的文字或其他形式传达，这种有形无形的关系其实是客观存在的，它们之间的关系，完全可以用互逆连线来表示，这样，从理论上解释，可以显得更有说服力，也更全面。由此可见，作品与宇宙息息相关，像刘若愚那样武断割裂二者联系，实在不可取。

综观中国古代文论，自理论肇始之初，“模仿理论”便有着明晰的体现。文学作品总要与宇宙发生关系，它在不同程度上反映着宇宙。大多数作品，或再现社会浩瀚奔涌的历史画卷，或折射聚散沉浮的人世悲欢，或描绘瑰玮绮丽的大自然，诸如此类，都涉及文学与宇宙的关系问题，因此，可以通过宇宙来认识文学作品，通过文学作品模仿宇宙时的逼真性来确定文学的本质及其价值标准。

《中国文学理论》一书中，刘若愚在用大量篇幅阐释的“形上理论”这一章曾提到：“形上理论与模仿理论相似的地方，在于这两种理论主要地都导向“宇宙”；而彼此不同的地方，在于“宇宙”之所指，以及“宇宙”与作家和文学作品之间的相互关系。在模仿理论中，“宇宙可以指物质世界，或人类社会，或超自然的概念。”^[4]在追随“超自然理想”的模仿理论中，“理念”被认为存在于某种超出世界以及艺术家心灵的地方，可是在形上理论中，“道”遍在于自然万物中。在西方的模仿理论中，诗人或被认为有意识地模仿自然或人类社会，而在中国形上理论中，诗人被认为既非有意识地模仿自然，亦非以纯粹无意识的方式反映“道”。基于上述形上理论与模仿理论的差异，刘若愚认为模仿概念没有构成任何重要文学理论的基础，由此，他便忽略了模仿理论。

实际上，中国古代理论家向来很重视将宇宙与作品勾连起来。周易所谓的八卦就是来自于圣人?资?ldquo;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可见，宇宙万事万物是文学的一个决定性因素。老子所谓的“妙契自然”，也是强调文学与自然的真实性的高度融合。宇宙包含着神秘的道与人生的真谛，蕴含万千真理，文就是对其的模仿，求得“形似”之后再求“神似”。刘勰从三个方面具体地分析了宇宙与文学的内在联系，他在《文心雕龙》有言“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锺，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5]此外，“道之文”，“地之文”与天地并存，人之文”也是与宇宙人情事理紧密联系，文学与宇宙呈现不可割裂的态势。钟嵘也从宇宙与作品相关联的角度来思考文学的本质问题，“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或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6]可见自然界的兴盛枯荣，人事悲与喜的推演是文学的重要对象。清代的叶燮认为诗歌是宇宙万物与人情状貌的描绘和表现，是“理”“情”的描摹，这既是对宇宙形貌的再现，即“物”的再现，也是“真”的凸显。诚如《原诗》所载：“曰理、曰事、曰情三语，大而乾坤以之定位，日月以之运行，以至一草一木一飞一走，三者缺一，则不成物。文章者，所以表天地万物之情状也”。^[7]

凡此种种，可以说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自有记载以来，“模仿理论”便是不可或缺的理论模式。宇宙和作品之间本应有一个箭头相联系，文学过程是有机的整体过程，缺少这样一个重要环节，自然无法形成完整的文学表达，也无法建立坚实的理论框架。

在对全书进行一系列分析论证后，相信会有不少人质疑，该书何以成为中国比较文学史上的一部标志性著作。事实上，虽然我们提出了一系列问题，这本书的价值依然不可泯灭。真正经典的作品都是经过若干时代的阅读、阐释和淘洗之后才存留下来的。这本书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成书以来，至今已有四十余年历史，其间，不断有人对其进行解读，有褒奖也有贬斥，但总的来说，褒大于贬。首先，这本书具有丰富的内涵，它跨越历史长河，将散落的中国文学理论拾掇起来，并加以清晰的梳理。其次，它具有实质的创造性，作者成书的年代正处于中国比较文学的肇始阶段，可以说是开中国比较文学的先河。再次，它具有无限可读性，历时甚久，长盛不衰。概言之，这本书是一部不可多得的经典之作。

刘若愚畅言，写作此书目的有三，第一个也是终极目的，在于提出渊源悠久而大体上独立发展的的中国批评思想传统的各种文学理论，使它们能够与来自其他传统的理论比较，从而有助于达到一个最后可能的世界性的文学理论。^[8]虽然很难构建一个“世界性的文学理论”，但作者并未放弃对它的追求，想要以试验的方式，提出比现存的更适切，应用更广的文学理论，并为着这一目标不懈努力。第二个目的，是为研究中国文学与批评的学者阐明中国的文学理论。历来的中国文学批评史都只是在广征博引，穿插以事实的叙述，或者论述某一专题或著作，而重要的批评概念与术语仍未阐明，主要的中国文学理论仍未得到适当的论述。^[9]因而作者致力于系统的阐述以及明确的描述，那些简略而隐约地散落在各部著作中的中国文学理论。他期望西方学者通过他对中国文学理论的介绍和评价，能够关注和重视中国的文学理论，而不再像过去那样单单基于西方的经验基础来表述一般的文学理论。第三个目的是为中西批评观的综合铺出比迄今存在的更为适切的道路，以便为中国文学的实际批评提供健全的基础。^[10]作者一直致力于中西批评概念方法与标准的综合，为对中国传统文学理论的了解做出杰出贡献。

虽然这本书的内容还有很多有待商榷之处，但它确实为中国文学理论研究开辟了新的天地，尤其是将中西理论结合起来进行综合、归纳，更是为比较文学学科研究提供了好的方法借鉴。“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这种新方法的提出才是本书最出彩之处。通过此书，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中西文论之间存在着的差异，任何从事中西比较的学者，都需重温罗根泽先生六十年前所给出的忠告“学术没有国界，所以不惟取本国的学说互相比较，且可与他国的学说互相比较。不过要比较，不要揉合。”^[11]刘若愚对中国古代文论的谱系梳理，闪现着一些不容忽视的真知灼见，并且所给出的一些“可以并比”的例子，无疑值得任何致力于中西文论比较的学者投入其中。

西方文学理论研究，自古以来便有较完整的理论体系，而中国文学理论虽然博大精深，却未得到很好的整理，《中国文学理论》采英撷华，将各个散落的理论拾掇起来，并且将其进行分类归纳。刘若愚善于总结梳理传统的诗学理论，也勇于建构自己的诗学观念，并形成行之有效的批评方法，广泛运用于文学作品批评实践。尽管他的比较诗学体系并非完美无缺，有其洞见也有其不见，但他毕生为西方学者理解中国诗学，为建构中西比较诗学所做出的艰苦努力和取得的丰硕成果，应当受到后来学者的理解和尊重。

 

 

[1] 黄庆萱.与君细论文.中国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9.

[2] 艾布拉姆斯.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M].郦稚牛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3]阎嘉.文学理论基础.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

[4][8][9][10]刘若愚.中国文学理论.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

[5] 范文澜.文心雕龙.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6] 钟嵘.诗品序.陈延杰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

[7] 叶燮.原诗.上海：中华书局，1995.

[11] 罗根泽.罗根泽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