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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张再林《作为身体哲学的中国古代哲学》

张再林教授2008年出版的力作《作为身体哲学的中国古代哲学》,以独特的视角阐释了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和特质,从“造端于男女”出发对其进行了整合,并提出整个中国古代哲学是以“根身性”为纲的哲学。此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分别从宇宙论、伦理学以及宗教观三个方面进行身体哲学的概括梳理。之后独立一章分析中国哲学的历史乃是一部作为身体哲学的历史。下篇主要收集了作者近年来发表的相关方面的论文,旨在与上篇的理论论述相结合,共同阐释中国哲学作为身体哲学的观点。

评张再林《作为身体哲学的中国古代哲学》

作者:苏智  来源:符号学论坛  浏览量:3115    2012-12-13 17:12:02

 

评张再林《作为身体哲学的中国古代哲学》
 
中国古代哲学历来具有其深厚的文化根基。近年来,对中国古代哲学的研究逐渐升温。张再林教授2008年出版的力作《作为身体哲学的中国古代哲学》,以独特的视角阐释了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和特质,从“造端于男女”出发对其进行了整合,并提出整个中国古代哲学是以“根身性”为纲的哲学。
此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分别从宇宙论、伦理学以及宗教观三个方面进行身体哲学的概括梳理。之后独立一章分析中国哲学的历史乃是一部作为身体哲学的历史。下篇主要收集了作者近年来发表的相关方面的论文,旨在与上篇的理论论述相结合,共同阐释中国哲学作为身体哲学的观点。本书最末一章还收集了对作者的访谈录,简明地概括了其对中国哲学的独到见解。
《作为身体哲学的中国古代哲学》一书以先秦哲学中的宇宙观和阴阳思想为开端,对传统哲学中的几个特点予以强调,的确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古代哲学区别于西方哲学的一些特质。“造端于男女”的思想体现出了中国古代哲学中阴阳二元体系的原发性。这种对生命本质的原发性思考来自于远古时期先民对天地的崇拜而发掘出的神人交感思想,以及对宇宙万物生生不息的合理性解释。正所谓“易曰太极,是生两仪”,本质上是二元的同一,在同一中生发出二元的对立与互动。这作为中国古代哲学的思想基础,从而建立起天地、君臣、父子、夫妇等一系列的等级和伦理制度,完成了中华民族生活哲学中完整的概念运行体系,并由此逐渐建立起了宗法制的社会结构模式。在考察当今社会现象的过程中,我们从古代哲学和历史发展的角度去思考,往往会得出更为深刻的结论。在古代哲学中,“身”的问题的确引发了先哲们长期的探讨,诸如“名与身熟轻”、“吾日三省吾身”、“贵大患若身”、“向为身死而不受”、“安身立命”等等,形成了关于“身”的问题的多元性思考。而该书中提到古代倡导的“体知”精神和“躬行”主义也是我们今天重新审视传统文化时应该回顾和重温的精粹思想,其中还有不少观点也非常值得我们对中国古代哲学进行客观原初性的反思。
作者在书中谈到了自己关于建立以身体性为特征的中国哲学体系这一构思的来由和意义,这很大程度上也是此书创新性之所在。在《为什么要研究中国古代的“身体哲学”》中,作者首先提出了一个“范式”转换的问题。为什么要转换“范式”?一来要确认中国哲学独立的特性与价值,以避免中国传统哲学在当今后现代话语中沦为西方哲学的附庸;二来要防止古代哲学与时代脱节。古代的文化精粹对于当代社会有什么样的价值和指导意义,这逐渐成为了我们关注的问题。那么如何进行这种“范式”转换呢?张再林教授提出要研究中国古代的身体哲学。西方哲学从笛卡尔开始高举理性的旗帜一路走来,经过19世纪康德、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又走过了实用主义、分析哲学等一系列的价值体系,最终在理性历史的基础之上发展出了现象学理论。梅洛-庞蒂提出了身体现象学,这就引起了作者对中国古代哲学的“身体性”的思考。中国古代的“身体哲学”是唯情性的,是来自于原始的感悟的,而不是从西方理性的传统哲学发展起来的,因而,作者认为,我们的“身体”哲学要比西方所谓的现象学身体哲学更直截了当、鞭辟入里。
由此基础上,张再林教授将中国哲学的历史定位为一部身体哲学的历史。先秦哲学可以看做是“身体的挺立”的阶段。《尚书》对终极性的“天”的概念做了“身体性还原”,一种之于身体的宗教性崇拜就被提上了日程,强调“其集大命于厥躬”、“天之历数在汝躬”。而身体哲学的确立则以《周易》和《周礼》为代表。《周易》是一种“根身显现”的动态宇宙模式。“太极”的本体即人的身体,“两仪”的天地乃是人立身之所,“四象”的四方即人身行为的取向,“八卦”的卦象不过是人身践行的形象。基于这一身体本体,宇宙之道的发生作为男女之感的产物而具有鲜明的性感色彩,同时意味着宇宙万物都被比象为作为放大的身体的“家”的成员,从而构建出从身体出发的世界图式。《周礼》则以“君子之道本诸身”、“造端乎夫妇”等理念,将社会看作经由夫妇结合而形成的“宗法共同体”或“族亲共同体”,这意味着周礼不仅把伦理和生理融为一体,而且意味着其不是从共时性,而是从历时性的生命行程去捕捉人类伦理的意义。而到了宋明之际,这段时期的哲学史乃是“身体的退隐”。从汉代董仲舒的《春秋繁露·阳尊阴卑》开始,二元对话关系中的“和”也就被打破而让位于独白主义的“同”的原则。因而,董仲舒开启了“无家可归”的家的危机的时代。加之佛学和玄学思想的荡涤,在宋明之际遂造成了“心性形而上学”的异军突起。程朱讲求天理为形而上的超验的天理,宣扬“天理存而人欲亡”,将“理”的世界与“物”的世界隔了开来。王阳明心学的出现更是标志着一种身体的退隐和与之相偕的心识觉醒发展到了极端。因而继其之后,明清哲学又重新走向了“身体的回归”。泰州学派主张“身与道原是一件”,“止至善者,安身也。安身者,立天下之大本也。”皆表明了本己的身体即宇宙变化之源,同时亦是社会人伦之本。而这种对伦理学的身体性的肯定也就导致了对伦理学的身体意义的肯定,从而使伦理与生理融为一体,并最终意味着理学中伦理唯心主义、伦理超验主义的寿终正寝。张再林教授在以上论述的基础上提出,中国哲学史自此经历了一个身体哲学从挺立、退隐再到回归的黑格尔式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
中国传统哲学历来主张“下学上达”。张再林教授认为,所谓的“下学上达”,其“下”并非指下到意识,乃是下到身体。中国古代哲学的身体是一种基于男女两性的不断生成的身体,是世代生成的族类化的身体。个体生命的死亡只是向身体回归而走向族类,在族类的生生不息中完成对个体生命的超越,而并非是对意识的超越。故而,哲学不在“形而上学”与“形而下学”之间徘徊,而以“形而中学”的身体缓解其身心之间的紧张矛盾,以达成形之上下间的动态平衡与互补。
作者进一步指出,中国古代的伦理学也是一种根于身体、从身体推衍出的社会人伦的伦理学说。以一种现象学还原的方式把身体视为社会伦理的起点,还由此通过一种身体发生学的追溯把身体的语言视为伦理的语言,以至于视为人类伦理原型和典范的“夫妇伦理”充盈着对话主义精神,而中国古代哲学即是从“造端于男女”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中国古代哲学中,身体的男女之性是作为宇宙的“原发生命机制”加以揭示的,它是一种既相对又相关,既差异又同一的关系。在这种“身体辩证法”中,我与非我,主体与客体,能动与受动的区分都失去了意义,随之,一种父子型、权力型的“主谓逻辑”让位于一种伙伴型、交流型的“问答逻辑”。在研究中国古代身体哲学的时候,提倡一种“对话主义”是十分必要的。这种“对话主义”需要在中西身体视角之间进行对话,希望通过中国古代文化思想中别具一格的思想资源的重新发现,与西方传统进行一种有效的对话,去进一步消解话语的独白与霸权。
区别于西方的唯意识哲学,中国哲学是“根身性”的哲学,对身体做现象学的回归彰显出了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现代意义。因此,张再林教授认为,身体已成为连接中西哲学的桥梁和中介,通过身体解读中西哲学,不仅不会导致西方的话语霸权,而且还使中西的互补互根成为真正的理论可能,也为我们步出当代人类哲学困境开拓了一条希望之径。
当然,作者也在书中强调身体哲学的转向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忽视和抛却意识哲学的维度,而是要确立身体哲学为基础的地位。意识哲学要根植于身体的鲜活生命之中。故而,建立一种健全的身体哲学不能回避人类身处的现实语境,不能回避与现实主义的视阈交融。《作为身体哲学的中国古代哲学》一书提出了一种对于中国古代哲学的新看法,同时该书也有利于激发一种客观地重新审视传统的态度。特别是在当今世界多元化的背景下,重新审视传统将给予文化的发展以更清晰的定位,也将更有利于民族的进步及文明间的交往与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