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学不仅仅是限于抽象思辨的理论阐释，如果非要从“有用即是真理”的价值标准做出评判的话，李文勇博士的《基于符号论的企业文化传播工具研究》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明，符号学有时候也可以是一种“有用”的理论。

本文立足于企业文化作为一种传播符号的角度，并从工具论的立场来分析如何在建构企业文化的过程中，以符号学作为理论工具，结合企业文化形成的六个阶段，在动态的演进中为培育独具特性的企业文化，提供实用性思维和工具组合模式。

一般意义上的企业文化研究，大多基于管理学、传播学或社会学层面，而本文的一个主要创新点在于揭示企业文化传播的符号特质。并辅以人类学、传播学、心理学以及组织行为学的理论模板，从多个角度分析企业文化传播的符号传播工具模式。

作者首先回溯了与本文研究相关的符号学理论，认为符号主要的功用在于表达意义，这与企业文化的内涵具有一致性，企业文化同样是一组携带意义的符号体系，但是这种符号体系不是静态的存在，良好的企业文化需要在个体和群体之间保持有效地传播与沟通。

就对企业文化的定义而言，从人类学角度定义的企业文化，“客观地观察和描述企业后天创造的物质和精神产物；”[①]从管理学角度定义的企业文化，认为在企业管理过程中渗透着企业文化；而从工具论角度定义的企业文化，是把“文化作为管理的根本工具。”[②]从工具论立场的企业文化出发，作者将企业文化分为口头文化、文本文化、行为文化、习惯文化、机制文化和传统文化六个阶段。

与六个阶段的企业文化此相对应，存在六种符号传播工具研究模型。口头文化阶段的符号传播工具主要指的是语言符号，它所具有的开放性、约定性、口号性、现实性对形成企业文化具有重要作用；另外从建设企业文化的角度来说，语言符号的表达功能、思考功能、交流功能对塑造企业文化至关重要。在口头文化阶段，企业一般会选择具有语言符号特征的传播工具，比如故事、口号、会议、歌曲等。

文本文化阶段的符号传播工具以文字符号为主，它比语言符号具有更强的准确性和统一性，其优点在于作为视觉传达的意义符号，更能保障传播过程中信息的清晰透明，用通俗大众化的文字符号对企业文化进行编码，使得企业员工在解码过程中更明确地接受信息。文本文化阶段的符号传播工具主要包括文件、企业报刊、文艺作品、影视、标语等。

与上述两个阶段的企业文化符号传播相比，行为阶段是更为外显的符号形式。企业文化作为一套符号价值体系，只有贯彻在员工实践行为中才能真正发挥规范和指导作用。这个阶段的符号传播工具主要是企业活动、舞蹈、各种培训等。

习惯文化阶段的符号传播属于认知-行为的范畴，它是一种更为深层的行为模式，此阶段，员工已将企业文化理念在实践中反复操作、巩固和强化，根植于心理行为中，成为稳定和自觉的行为过程。当达到这个阶段之后，会降低企业的文化管理成本。习惯文化阶段，企业选择的符号传播工具主要是仪式、典礼、榜样模范等。

机制文化阶段是指企业文化从主体向客体转化的阶段，在习惯文化阶段，员工的习惯行为本质上仍然是企业文化主体化的产物，当文化主体发生变更之后，企业文化也必定受到影响，因而处于不稳定状态。当企业文化内化为一种机制之后，就会成为依附于企业的符号意义体系，只要企业存在，企业文化就会时刻发挥着塑造企业文化的功能。一般而言，企业机制文化常常以企业制度形式显现，比如激励机制、惩罚机制、人才机制、学习机制等。

企业的传统文化阶段是指企业在长期流传的价值观体系，这说明企业已经非常趋于成熟，企业文化已经凝结为根深蒂固的符号价值体系，在企业的流传中经久不息，无论企业的形式多变，企业文化就像企业的灵魂和信仰，始终会得到员工的认同，也可以说是企业的文化集体无意识。通常企业会选择和企业相关的传奇故事、风俗节日作为传统文化阶段的符号传播工具。

作者写作的目的在于通过对企业文化符号传播的探讨，对几个结论或假设进行论证，包括：传播对企业文化形成有重要作用；在不同的企业文化阶段，应当选择合理的符号传播工具；论文的研究成果有助于增强现阶段企业对企业文化的关注意识，并据此制定相应的企业文化符号传播模式。

本文的优点在于比较系统的对企业文化的各个阶段进行了清晰地表述，运用理论和实证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也丰富了对研究对象的考察。然而其不足之处也是明显的，正如作者本人所意识到的，对符号学理论上的研究并不深入，特别是在企业文化传播的问题上，对传播模式的考察过于简化，对企业文化传播过程的复杂性和意义分析仍然需要进一步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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