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性符号： 意识形态性.多元文化主义.非本体论

——简评达丽娅·M·杰西卡《性别/性符号学》

     在《性别/性符号学》的“致谢”和“理论途径的旅行地图”中，达丽娅·M·杰西卡以一位严肃学者特有的严谨，介绍了此书所借鉴和倚重的理论资源，他们是：克丽斯汀·德尔菲、安吉拉·卡特和朱迪斯·巴特勒的性别／性理论，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布鲁斯·林可恩和乔纳森·Z·史密斯关于信仰与实践以及神话与仪式的理论，费迪南·德·索绪尔、罗兰·巴尔特以及罗伯特·以尼斯的符号学，安东尼奥·格莱姆斯和路易斯·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米歇尔·福柯和柯立思·威登的后结构主义话语分析理论以及阿尔诺德·凡·基尼浦、斯坦利·坦比亚和罗纳德·格莱姆斯的仪式研究。众多的理论资源被融汇贯通地运用于此书中，却丝毫不能淹没作者独立鲜明的立场、观点和目的，那就是反西欧二元主义，反本体论逻辑，立足多元文化主义立场，通过研究剖析文学、影视、神话、战争、宗教仪式和圣像符号象征等包含的性别/性符号及其符码系统，在对神话、仪式、符号象征等意识形态机制的跨学科研究和语言学的话语分析中，揭示性别/性符号及性别/性意识形态的形成机制，试图发展出一套能更好地理解性别/性符号系统的理论装备——性别符号学，挑战性别/性意识形态的本体论逻辑。

       明确性别/性的意识形态性及其与神话、仪式、符号象征等意识形态机制之间的关系，特意用“信仰与实践体系”这种表达取代“宗教”这一概念，使此书关于性别/性符号及其系统的研究免于陷入一般宗教研究的泥淖。宗教作为社会意识形态，其特征在于相信现实世界之外存在着超自然的神秘力量或实体，它统摄万物而拥有绝对权威、主宰自然进化、决定人世命运，从而使人对之产生敬畏和崇拜，由此引伸出信仰认知及仪式活动。此书却强调论述“神话、仪式、符号象征是社会构造主体中建构信仰与实践体系的组成部分”，神话、仪式、符号象征作为代表性叙事是从语境中产生并建基于其上的，这个语境作者称之为“领域”，三者分别对应于社会领域、生物学领域和形而上学领域，分别依靠隐喻、转喻和提喻这三种语言工具发挥话语作用。其中，社会领域是基点，神话是产生于社会关系中并依靠和通过社会关系而产生的首要的和最重要的叙事，神话（社会领域，采用隐喻）是仪式（生物学领域，采用转喻）和符号象征（形而上学领域，采用提喻）之间的桥梁，其本身也通过与后二者的联系而获得权威性和真实性。正是这种基点的坚持，使性别/性符号及其系统的研究避开宗教神秘化的风险，而更能与人类历史和社会契合，尽管在意识形态机制中，无论神话、仪式还是符号象征都披上了罗兰·巴特所说的“自然化”的外衣而获得所谓的权威性、真实性和传统性，但其“产生于社会之中并建基于其上而运作”的基本特征却没有改变。

       不过这里有个问题需谨慎追究。

     虽然意识形态是社会的经济基础、政治制度以及人与人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的反映，意识形态的各种形式起源于以生产劳动为基础的社会物质生活，但从实质上看， 意识形态只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解释世界的方式，它赋予人以认同、尊严和道德的幻象，而使人们脱离现实，意识形态的源头——柏拉图《理想国》中的“高贵谎言”（the noble lie）就喻示着这个实质。它假设制度的需要产生于生存需要，以符号制造假象世界代替真实世界，并将之变成仪式，通过仪式，意识形态成为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核心支柱，为权力的存在制造借口，提供内在凝聚力。越是极权（包括政治的、伦理的甚或经济的极权）社会，祭祀典仪越是普遍和隆重。在近现代文明中，作为意识形态机制之一的仪式已经远非原始蒙昧时期的人类社会中施行的以肉体和物质为载体的仪式（如书中列举的多贡人的割礼行为、印度教的殉葬仪式以及古希腊的病人净化仪式等）。仪式越来越远离肉体和物质实在，越来越严重地被符号化，如电视台台标，电视节目之间的插播广告，影视片片头片尾字幕，会议、展览开幕落幕，问候语、礼貌语，年节习俗，甚至书籍封面封底和封套等。因此，要将仪式与神话和符号象征分离开来，归诸生物学领域、借助转喻这一语言工具而存在，这不太符合近现代文明中仪式存在的实际情形，书中所言“通过社会领域和神话获得意义的符号象征在仪式和生物学领域得到具体化，具有双重意指的符号象征是抽象的，但当其与仪式相结合时就变得有血有肉，成为具体的存在”，也就不太可能。 不过，杰西卡在论述仪式和神话时，倚重的是倾向原始人类社会研究的人类学和神话学研究成果，而论述符号象征时，则倚重罗兰·巴尔特的语言哲学，强调其乃跨越时空的存在，她由此而得出前述推论也就在情理之中。

      作为加拿大白人女性学者，杰西卡对美国WASP(信奉新教的盎格鲁－撒克逊白人）)至上主义保持高度警惕和尖锐批评，显现出鲜明的多元文化主义倾向。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不同于“文化多元论”(cultural pluralism)，后者企图在承认多元文化共存的情况下，仍保持WASP文化的主导地位。多元文化主义则坚持要求承认不同文化的平等价值，并给予所有社会文化群体以平等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地位。在性别问题上， 多元文化主义者与女权主义者是天然盟友，共同挑战父权制和男权话语系统。作为在美国主流文化之外发言的加拿大人，杰西卡深刻感受到性别问题与国别、种族、宗教问题的同构关系，并对美国神话进行了剖析和批评，如本章中关于霍雷霄·阿尔杰的便宜货商店小说和自由女神像的分析。在其书中，她广征博引，视野宏阔，在全世界英语文化（及其源头）范围内广泛搜取例证以展开论述，空间上包括印度、喀麦隆、古希腊、古罗马、英国、法国、美国、加拿大等广大国度，时间上跨越从原始时期、古代文明时期到19世纪至现代社会的漫长历史，文化形态和类型上遍及古代神话仪式文化、宗教文化、古罗马文化、古希腊文化、战争文化、节庆文化、认识论哲学、现代电影、文学乃至形形色色的先锋艺术。对这纷繁复杂的“文化人造物”，她总是以平等态度对其加以评析，并不厚此薄彼，显示出对不同文化、不同倾向的尊重，同时也以此表明她对美国WASP文化霸权的抵制。

       开宗明义，杰西卡明确表达了自己对西欧二元主义本体论逻辑的挑战，其关于性别/性的基本观点——二者都是社会建构物，并不具有本体性和自然本质性——就是这种挑战思考的结果。这一基本立场和观点不仅鲜明地体现在大量个案的分析中，更直接影响到全书的基本结构和内容框架。显然，作者受到克丽斯汀·德尔菲、朱迪斯·巴特勒以及安吉拉·卡特性别观念的深刻影响，反对女性主义二次浪潮中“性”恒定不变而“性别”则依据社会文化历史参数变动不居这一观点，认为这种性别/性同种二形之说是西欧二元主义、异性恋主义的。她援引克丽斯汀·德尔菲的说法阐明，“性”已不再是生理性的阴茎/阴道之别，因为承载着某种文化价值、具有超出其字面意义之外的符号象征意义，“性”已是社会领域中出现的符号，“性本身简单地标识社会差异；它可用于社会认同和确认那些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身份”。因此，性别/性都是社会建构物，并不具有自然本质性，更不能看成社会文化的本体。这一观点支撑了她对于性别/性神话主题（如“男人捕猎手/女人采撷者”、“男女两性对立”）和《圣经·创世记》富有启发性的重新阐释，也令她游刃有余地解构普遍存在于人类文化中的性别/性符号和符号系统。

      然而令人困惑的是，此书一方面呈现出明显的解构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倾向，因而在关于性别/性符号及其意识形态的解析中屡有创见、新人耳目，但另一方面又比较喜欢用结构主义研究方法，如拘泥于表1.2所列的性别/性符号系统结构，将领域、代表性叙事、语言工具和语言标志符划分成三个一一对应的层面进行论述，虽然也注意三个层面之间的关系，但读来总是与纷繁复杂的符号系统关系有些隔膜，特别由于近现代文明越来越高度符号化，如卡西尔所说“人不再能直接地面对实在”（《人论》）。受此影响，列维－斯特劳斯式的结构主义二元逻辑思维方式也不自觉地显现在了此书关于性别/性的符号系统分析之中，如“男人/女人”、“男性的/女性的”、“雌性的/雄性的’’、“平滑的/坚挺的’’、“感性的/逻辑的”等二元表达比比皆是，而西欧二元主义正是作者竭力反对和抵制的。这种矛盾现象似乎再一次证明了吉尔伯特和古芭影响卓著的《阁楼上的疯女人》的喻示——深受男权主义文化传统影响的女性主义研究者感受到这种传统的异己性而力图反抗、叛逃，但同时，却又仍然不得不倚靠这些学科理论和研究方法。

作者简介：

程丽蓉，西华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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