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李雨芹 来源：
符号学论坛 浏览量：3609 2014-08-19 17:10:48
当叙述发生转向
——评赵毅衡《广义叙述学》
李雨芹
叙述，是人类组织个人生存经验和社会文化经验的普遍方式。叙述学并非一个新兴学科，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时代开始，人们在各种探索中或多或少地加入了对“叙述”的研究，1969年托多罗夫首次提出“叙述学”概念，标志着叙述学作为一门正式的学科诞生了，这期间，出现了如托多洛夫、热奈特、罗兰·巴特、格雷玛斯等经典叙事学家。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等学科的发展冲击，叙述学也发生了演化，戴维·赫尔曼在其著作中将这种变化称为从经典结构主义阶段走向后经典阶段。
而叙述作为人最基本的生存方式，对其研究不能仅放在文字作品上，当向传媒、广告、电影、音乐、游戏等各个领域的“叙述转向”已形成宏大规模时，叙述学自然应当从小说叙述学中破茧而出，建立起更为广泛适用的“广义叙述学”学科。赵毅衡的《广义叙述学》便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应运而生。
赵毅衡在以往对叙述学研究的基础上，将其放在了符号学下，将叙述学作为符号学的一个分支，广义叙述学实质上就是符号叙述学，其是对一切包含叙述的符号文本进行研究的叙述学。前言中的一张表格，便向我们清晰地介绍了广义叙述学的分类，“沿着纵横两条轴线展开：一条轴线是在线的本体地位类型，即纪实型诸体裁/虚构型诸体裁；另一条轴线是媒介-时向方式，媒介与时向在这个分类上相通……分布在这条轴线上的，有过去式记录类诸体裁、进行时演示类诸体裁……”[①]这样的纵横轴线所形成的坐标网，使得每一种叙述都能在其间找到自己的分类属性，这样，广义叙述学的研究框架便建立起来。
《广义叙述学》整本书分为导论和四个具体阐释部分，导论就“广义叙述学的必要性”“符号学与叙述学”“叙述的定义”等问题做了一个总结性地阐述，在对本书的背景、必要性等做出论述的同时，也给出了叙述的底线定义。
本书的第一部分首先谈到了叙述的分类这一个大问题，其指出“文本的意向性”是叙述分类的原则，“所有的叙述文本，都靠意向性才能执行最基本的意义表达和接收功能。”[②]根据这一原则与过去、现在、未来三种时间向度，叙述被分为了记录、演示和意动三个基本类型。其中的记录类叙述以小说和历史为代表，演示类叙述以戏剧、比赛、游戏为代表，意动型叙述则以预言、广告、宣传等为典型。其后，本书就“演示类叙述”“心像叙述”和“意动类叙述”进行了具体的分章分析研究。
虚构与纪实，是叙述最基本的分类，也是叙述研究最基本的分类，在第一部分的最后一个章节中，《广义叙述学》对叙述型与虚构型做出了自己的阐释，并且提出了“双区隔”的原则:一度区隔用媒介化把再现和经验分开，二度区隔把虚构叙述与纪实再现相区隔。“在同一区隔世界中，再现并不表现为再现，虚构也并不表现为虚构，而是显现为事实。”[③]当因为某种原因忽视了区隔时，虚构世界就会被当作“真实”来对待，同样，一旦虚构框架区暴露，虚构的“内真实”就会被破坏。书中用电影《感官世界》与《楚门的故事》等为例让我们清楚地看到此原则的运作。用双区隔的原则对媒介化的各种叙述中的虚拟与“真实”进行探讨，跳出了对文本的虚拟叙述的限定框架，使得虚构在特定的意义上亦能成为“真实”。
本书的第二部分探讨的是叙述的基本构筑方式，有关“叙述者”的研究一直是叙述学研究中的重点，但是叙述者的身份问题，一直都围绕在小说研究的课题中，在叙述学发生转向后，越来越多的其他体裁需要找寻自己的叙述方式，如何在每一种体裁中找到叙述者，成了争论不休的难题。就此，赵毅衡提出了“人格-框架二象”，其按照叙述者“人格化”程度，将各种叙述体裁分成了五个类别进行分析，即“纪实型”叙述、书面文字虚构型叙述、记录演示类虚构叙述、现场演示类虚构叙述和内心拟虚构型叙述。“虽然叙述者形态各异，其共同特点是，叙述者既是一个人格，又是框架：兼有二象，才使叙述者能完成传达功能。”[④]
在这部分中，还有关于“二次叙述化”的观点，“一次叙述化，发生于文本构成的过程中，叙述化在一个文本中加入叙述性，从而把一个符号文本变成叙述文本。”而“二次叙述化则发生于文本接收的过程中。只有叙述化，只有叙述文本，而没有接受者的二次叙述化，文本就没有完成叙述传达过程，任何文本必须经过二次叙述化，最后才能成为叙述文本。”[⑤]书中列出了四种二次叙述化方式，并对“‘还原’式二次叙述”“妥协式二次叙述”“创造式二次叙述”做了详细的分析。二次叙述是角度多媒介叙述之必须，在叙述转向后对叙述学的扩充起到了作用。“二次叙述对文化的塑型作用，文化的人二次叙述能力的演变，是广义叙述学的重要课题。”[⑥]
底本与述本分层问题，是叙述学发展的出发点，也是其至今仍依靠的理论基础。本书回顾了各叙述学家对这一理论的各种批驳，并且从符号学双轴关系出发，重新理解了分层，提出“三层次论”，即“底本1—底本2—述本”。
本书的第三部分重点论述了“时间与情节”。时间问题，是叙述学研究中的核心问题。“广义叙述时间”章节论述的是“叙述时间”，其将可被称为“时间”的四种范畴，即被叙述时间、叙述行为时间、叙述文本内外时间间距和叙述意向时间，与时间的三种不同形态：时刻、时段和时向，形成了一个时间网，而各种体裁的叙述行为在时间网关系都不同，在分析了几种可能的组合后，本书提出了基本的分型方式。“‘情节’，是叙述性的来源，是任何叙述之所以为叙述的原因。”[⑦]在本部分第二章中，本书就情节的“可述型”与“叙述性”、“否叙述”与“另叙述”以及情节选择的标准进行了分析。
在这一部分中，我们还看到了有关可能世界的理论，本书详细定义了实在世界、可能世界、不可能世界的存在方式，描述了虚构叙述世界与这三个世界的联系，指出虚构文本在线的世界，是一个“三界通达”的混杂世界。并将通达与风格，社会性等联系起来。
《广义叙述学》的最后一个部分主要论述的是叙述文本中的主题冲突，首先，本书就叙述学中老生常谈的“隐含作者”问题做出了再审视，随着多媒介符号文本进入了叙述学的讨论范围内，文本的边界就开始变动不居，某些伴随文本甚至已经融入文本中，这种现象在本书中被定义为 “全文本”。而不同边界的全文本，便有不同的隐含作者，“当文本身份需要一个拟主题集合时，我们便需要一个‘发出者拟主体’，即‘隐含作者’，此时可以称作普遍隐含作者。”[⑧]叙述是否可靠，便在于隐含作者与叙述者在意义和评价上是否有差距，在紧接着的章节中，本书论述了“叙述的‘不可靠性’”，指出两种不可靠：全局不可靠和局部不可靠，并对全局不可靠的辨别方法，部分不可靠的“纠正方式”都做了论述。就叙述者隐藏，伪装等棘手情况，提出在叙述框架中“填充人格”来解决这些问题。在这部分关于隐含作者与可靠性的论述中，本书跳出了叙述学的传统研究，使得理论适用于所有的叙述文本。本书还就叙述分层问题进行了探讨，其中重点研讨了演示类叙述如何分层及其分层中的时间问题，亦提出了回旋分层等值得探讨的题目。本书的最后一个章节对“元叙述”进行了分析，列举了纪实型叙述中的“元叙述化”与虚构型叙述文本中的“元叙述化”，列出当代文化中的五种“元叙述化”的途径，将“元叙述”和我们的生活联系起来。
无疑，“广义叙述学”学科在叙述转向的大环境下意义深刻，若叙述学仍旧固守自己的文学领地必然会造成自我封闭直至死亡，“广义叙述学”的提出很好地应对了这一难题，至少为后续的发展研究提供了一条思路。而《广义叙述学》一书对其基本原理框架进行了细致的构建。但这只是基础，“广义叙述学”的理论建构还没有结束，其发展道路依旧长远。
[①] 赵毅衡，《广义叙述学》，四川大学出版社，2013年12月第1版，第3页
[②] 赵毅衡，《广义叙述学》，四川大学出版社，2013年12月第1版，第23页
[③] 赵毅衡，《广义叙述学》，四川大学出版社，2013年12月第1版，第81页
[④] 赵毅衡，“叙述者的广义形态：‘框架-人格二象’”，《文艺研究》2012年5期，第15页
[⑤] 赵毅衡，《广义叙述学》，四川大学出版社，2013年12月第1版，第106页
[⑥] 赵毅衡，《广义叙述学》，四川大学出版社，2013年12月第1版，第118页
[⑦] 赵毅衡，《广义叙述学》，四川大学出版社，2013年12月第1版，第165页
[⑧] 赵毅衡，《广义叙述学》，四川大学出版社，2013年12月第1版，第22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