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丁尔苏《符号与意义》

石薇琳

丁尔苏教授的《符号与意义》主要讨论语言符号学。语言作为人际交流不可或缺的媒介，其重要性不可小觑。甚至巴尔特在讨论符号的时候，认为语言是人类唯一能以独立系统身份来运作的符号，他认为许多事物虽然同样具有意指功能，但是它们都要靠语言来确认或者重复它们的意义，他由此得出结论“符号学是语言学的一部分”。巴尔热的看法有待商榷，但是语言作为人类经验世界中一种重要的符号，不仅关系着我们怎样把它当成一项工具使用，更关乎我们怎样在语言中“成其为是”。

意义由何而来？符号凭借什么力量将意义引向特定的对象？索绪尔认为任何语言意义与符号之间是任意性的对应关系。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之间是任意武断的，一个词语与它所对应的概念之间毫无关联，但这种关系一旦确立下来，就具有社会规约性不能改变。不仅在语言系统，索绪尔更是认为任意性原则是任何符号普适的。而从任意性原则出发，索绪尔将符号学导向了一种结构主义的符号学——一种以系统为核心的符号学。如何解释靠任意性表意的符号系统具体运作方式？系统性是任意性原则的必然后果。在能指与所指被任性组合之前，概念来自于系统内部的区分，语言是一个完整的系统，一个词语的意义靠它与系统内其他成分的相区分来确立自身，也就是说apple之所以是apple，是因为它不是dog,cat,banana…，符号的自身区分原则，加上全域性和自我调整转换的功能，使符号系统成为一个自洽而孤立的结构体系。语言符号不在于它是否与某一非语言的实体相对应，意义来自于符号系统内部语言结构的消极区分，源于它跟同一系统中其他成分的关系如何。索绪尔的语言学将自身悬置于一个恒定不变的稳固系统中，隔断了符号意义与外部经验世界的联系，语言系统成为一个先在的结构，排除外在语境，人为表达某种意义而选择特定词语的行为也失去了重要性。这种封闭的结构主义观念正是后结构主义后来所反拨的基点。《符号与意义》立足语言学，以系统观关照语音学与语符学的分析，前者不涉及语言的意义，因此结构主义理论在语音研究方面的成功不难理解，但是一旦进入纷繁复杂的意义世界，结构主义难免不能自圆其说。语符学以文本整体为操作起点，由上而下逐级分析语言的结构，利用二元对立的分类原则对每一层次成分进行安排，通过替换排除所有变体，为该考察对象设计一个模型；再通过分析同一层次和不同层次成分间的各种关系，建立一个体系的组合规则；最后描述该系统在某一特定时间内出现的变化规律。这样看似一个“科学”的分析过程，却无法完全把握语言意义的全部生成。用作者的话而言，对形式的分析并不导向对内容形式的识别，再者片面以来语言形式，无法区分语言中的同形异义，最后没有纯粹的结构，任何形式理解都离不开对语言意义存在的假定。在第一章节中作者分别举例加以论证。《符号与意义》以对索绪尔旧有符号模式的反拨为全书起点，旨在为全书奠定另一条符号传统基础——皮尔斯符号学模式。

被索绪尔“任意性原则”所排斥的是“理据性”，他坚持认为符号与意义之间没有理据性，而将一个封闭的符号系统大厦至于任意性原则之上。皮尔斯从另一个方向出发，他没有使用理据性，但却以此为基点，延伸出符号理论的另一传统，最终摆脱系统观，使符号学以开放的姿态朝向后结构主义。皮尔斯符号学一开始就不以语言学为符号范式，他将符号的对象延伸至经验世界万事万物，符号与对象之间显现出“本有的”关联，而并非任意连接。立足理据性，把对经验世界的关照纳入符号表意过程。《符号与意义》从语言的多方面角度证明语言符号意义与外部事物有密切联系，不论是对象形文字的分析，还是从维格尼斯“语言习得”角度加以研究，都认为从人的生存环境进行考察，是研究语言意义来源不可或缺的环节。作者从生成语法的视角分析，证明词语的形义结合在语言研究中至关重要。由此提出语言学中，意义应由结构意义和指称意义相互构成。指称意义即来自认知主体对外部生活环境的抽象把握。语言的意义不可能仅靠语法结构上的区分联系，也来自于使用者对社会语境的把握。

皮尔斯将符号学从索绪尔悬置高空的先验结构中请下来，符号的表意过程由单一机械的二元对应，演化为三元之间的开放模式。索绪尔的所指部分被切分为“对象”和“解释项”两部分，符号、对象二者间关系不再是简单地一一对应，符号所替代的是“对象”，而符号在接收者那里所引发的思想是“解释项”。“解释项”的提出是皮尔斯的妙笔，由此出发我们至少可以肯定以下两点：首先，解释项肯定了任何符号表意实现需要接收者，符号的意义应该多元化；其次，由解释项延伸出来符号的“无限衍义”将符号的表意延伸为一个永不停歇的动力过程。解释项所开启的意义至少分为两种，外延意义和内涵意义。《符号与意义》认为由此语言符号获得了极大的创造性。

作者还认为在皮尔斯逻辑符号学关照之下的语言学另一创造性来自于“试推法”。试推法作为一种“双向”思考的方式，实际上是解释项与无限衍义定义中所要求的解释方法。试推法最终无法确定真相，只能无限靠近真相。对于变动不居的符号意指过程，试推法是一种有效的解释方法。《符号与意义》中，作者从词语的“省力原则”出发，大量例证说明语言中多出现一词多义且这些不同意义之间可能出现相互矛盾的现象。由此作者引出语言学上凯芝和弗多儿的“经典语义模式模式”，和艾柯修改后的理想语义模式，证明语言的意义不仅需要考虑词语的不同语义，也需要参考其生产意义的情景。语言的意义复杂多变，文本制作和解释是一个不断被编码解码的过程，语言使用者一方面必须遵循已有的语法规则、语义路径，另一方面根据不同情景，时常向传统语言规则发起挑战。词典意义仅是一种规范性的假设，当语言使用者发现某一现象无法用现有的规则解释时，他必须在现有规则基础上重新建立词语内容之间的联系。这一活动已经是皮尔斯“试推法”在语言学中的运用。

理据性和解释项原则，将符号学导向动态开放的模式。而在此基础之上的语言学，也由此更具创造性。语言符号的开放表意过程将人类的语言交流导向一个多元而又复弹性的动力性交际模式，使语言更好地适应使用者的需要。

《符号与意义》从中国文字发展谈起，以像似符号、指示符号、规约符号相互对应，认为中国汉字的基础在于像似性，并以此分类为单体像似符号与合体像似符号两种，后者又细分为“象形元像似符号与象形元像似符号的组合”以及“象形元像似符号与象声元像似符号的组合”。由语言抽象出来的是人类认知与交流的两种普遍思维方式——指示性思维和像似性思维，而后者正是比喻性的思维方式。像似性联想是一种极具开放和多元的思维模式，人类运用语言像似地把握对象。《符号与意义》取钱钟书先生的“比喻两柄多边”之说，表示一个喻体可以对应多个本体，而一个本体也可对应多个喻体。作者见解的独到之处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皮尔斯符号片面化原则，每一次的符号感知都是接收者的片面化感知，我们无法也没有必要感知一个对象的全部细节。而认知比喻理论，认为我们使用的语言系统是比喻性的，以此高度抽象出一对“概念——喻体”作为人类认知内容和行为方式的终极模式，这样的探讨，正如作者所言，忽略了像似性思维的多元性。人类运用像似性思维思考对象，把握未知，语言的表达也大量借助比喻的方式，喻体的多义性和多样性所产生的后果是一个如万花筒般的语义网络。当然这种像似思维模式下的语言表达，也与一定的文化环境密切相关，这一点也正是作者贯穿全书始终所强调的。

总体而言，《符号与意义》在批判索绪尔用系统桎梏符号意义的同时，强调语言不仅具有结构上的意义，还需要有指称意义，这个指称意义在语言符号与经验世界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作者遵从皮尔斯逻辑符号学传统，指出语言符号具有创造性，主要体现在词语的外延、内涵机制，即以上讨论的解释项；试推法在分析语言意义的运用上；以及普遍像似性思维下喻体多以造成的语言符号多元化。然而这种创造性并非将语言的意义置于一个没有边际的散乱光谱上，丁尔苏教授也认为这种创造性有章可循，是因为语言符号始终以比邻关系或像似关系为推理基础，且一定的符号表意与特定文化群体的价值取向相关。《符号与意义》可以看成皮尔斯符号学在语言学的运用，虽然是以皮尔斯符号学为中心，但是全书不乏丁尔苏教授独具慧眼的见解，比如他认为符号的使用 具有“有章可循的创造性”等部分，对于作者观点，书中也列举详实语言分析例子客观论证。诚如赵毅衡先生所言：一个世纪前皮尔斯为符号学打下的基础，已经取代索绪尔的符号学思想，成为符号学的主流。《符号与意义》将皮尔斯符号学成功地推演至语言符号，四个章节从索绪尔符号学困境谈起，建立以词语为探究中心的分析体系，由词语到文本延伸至整个语言世界，逻辑严密论证详实，将语言符号引向开放多元的边界，以动力型的开放机制激活了语言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