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有意义的历险：评蒋传红《罗兰·巴特的符号学美学研究》
赵宝明
福柯曾经这样评价一个人：“你们都知道，你们选择的是少见的智慧和创造的平衡。你们选择的——你们也知道——是一位对领悟事物的本来面目具有奇特能力的人，他以前所未有的新角度更新事物。你们知道，你们选择的是一位伟大的作家，一个不同凡响的教授，他的教学对于听众不是一堂课，而是一种经验。”这个人就是与福柯同为法兰西学院教授的罗兰·巴尔特。作为20世纪法国最伟大的文学批评家和散文家之一，其思想和理论在全世界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时至今日，我们研究文学、符号学、大众文化、社会现象等领域，罗兰·巴尔特都是一座绕不开的大山，即使是对巴尔特理论的批判，都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因此系统地梳理巴尔特的学术源流、广泛地探索巴尔特的理论领域、深刻地总结和阐释巴尔特的思想成果就显得特别重要。蒋传红博士的这本《罗兰·巴特的符号学美学研究》显然较好地完成了这样的任务。
罗兰·巴尔特眼光新颖独特，思想变化多端且极富穿透力，其人兴趣广泛，著述极丰，写作语言跳跃性很强，因此对巴尔特思想理论的全面研究相当困难。所幸，蒋传红博士抓住了巴尔特学术理论的一条主线——符号学，是的，符号学是巴尔特发展、改进并且广泛运用的一件主要且贯穿始终的工具。他把这件工具对准文学作品、文艺理论、大众文化（包括服饰、饮食、摄影等），甚至东方文化，从而“以前所未有的新角度更新事物”，“领悟事物的本来面目”，正如福柯所说。
巴尔特说过：“对我来说符号学究竟是什么呢？它是一种历险，也就是我所遭遇者。”‚并把这种历险（即他的学术历程）分为三个时段：惊叹、科学、文本。以其深邃透彻的思想和寓意性强且变动不居的语言来说，走进巴尔特的思想理论世界无疑也是一种历险，蒋传红博士抓住符号学这一条主要路线在这个世界已经游历一番。他历险的成果即这本《罗兰·巴特的符号学美学研究》详细地记述了他历险的路径，也呈现了他历险之后的心得。
一、纵向历险
《罗兰·巴特的符号学美学研究》一书从纵向完整地再现了巴尔特的学术历程，时间线索相当明晰，从社会生活和学术自身发展两个方面来理清巴尔特的理论发展路径和思想变化脉络。比如第一章介绍了巴尔特的学术背景和理论渊源，从文论史的角度分析了保守的古典文论已经应付不了新兴的文艺作品、文化现象，也论述了社会物质的发展导致存在主义的衰落以及列维·斯特劳斯、拉康、格雷马斯、福柯等一批重要的结构主义理论家对巴尔特的影响。第二章介绍了巴尔特如何把索绪尔的符号学发展为一门以非语言文本如文学、文化为对象的崭新的符号学。第三、四章分别对巴尔特的结构主义符号学如何运用于文学研究、大众文化阐释展开讨论。第五、六章探讨了巴尔特为什么转向后结构主义理论，以及由此发展出来的文本理论与东方文化阐释。
当然巴尔特并不是先发展出符号学理论然后才运用于各种文本分析，巴尔特早期大量的文学作品、大众文化批评就有意识地运用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方法，后来才在索绪尔的基础上发展出一门不仅仅以日常语言为对象的符号学，后来又转向后结构主义符号学。总体来说，本书是能读出纵向的时间向度的，这对了解巴尔特本人以及他的思想和理论提供了更鲜活的直观，当然之外又多了一重意义向度，对了解20世纪文艺理论或者说整个人文科学的思潮都是良多有益的。比如存在主义的衰落，结构主义的勃兴以及向后结构主义的转向等都能够从本书的纵向脉络中找出一部分答案，因此在纵向地游览了巴尔特的符号学世界之外未尝不是一次20世纪文艺理论的历险。
二、横向历险
蒋传红博士并不限于巴尔特主要理论的纵向罗列，也在横向挖掘巴尔特各个方面的学术成就。本书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极其全面，囊括了巴尔特的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符号学理论，符号学与文学研究，符号学与大众文化阐释，符号学与文本理论，符号学与东方文化，以及符号学与意识形态批判和对中西文化研究的影响，甚至连巴尔特对中国文革语言的分析都做了探讨。对巴尔特著作的引用包括学术专著，散文写作，讲演辑录，巴尔特接受采访的语录以及好友的回忆等等。这样就以同样丰富的方式再现了这位伟大的知识分子丰富的一生，后一个丰富指的是巴尔特著述所囊括的各个方面：文学作品批评、大众文化阐释、符号学理论建构、东方文化的研究、意识形态批判等。
纵向的时间向度能够动态地浏览巴尔特思想的变化历程，横向的结构能够呈现巴尔特理论的丰富性以及某些一致之处。比如巴尔特作品中一贯地对语言的重视影响到了他在社会活动方面的不介入的中性态度。“但罗兰·巴特的介入政治与萨特、福柯等积极参加政治运动和社会活动不同，萨特、福柯等既通过学术研究来表达政治和社会观点 ，又身体力行地参加各种游行示威，发表各种宣言来参加政治和社会活动；而罗兰·巴特的介入政治是通过语言来介入政治和实现政治意义，因为只有语言才是罗兰·巴特的生存之地和生命的外化。”（164）作者接下来引用了《罗兰·巴特自述》、《写作的零度》、《写下事件》等著作中巴尔特对政治语言的反感系统论述，如“将他的作语言用的生命献给政治话语吗？他很愿意成为政治的主体，却不想做政治的言说者（言说者：滔滔不绝地讲述话语者，乱讲瞎扯者，同时是公布者，以手势表示者）。”ƒ
三、历险心得
蒋传红博士对巴尔特的研究可以说做到了入乎其内，出乎其外，不仅在巴尔特的学术世界历险一番而且适时地提出自己的心得，有对巴尔特理论的评价和推进，有对巴尔特理论的批判和分析。在第六章《罗兰·巴特的后结构主义符号学与东方文化阐释》中，在探讨了巴尔特关于日本文化各个方面的研究之后，又双向分析了巴尔特对日本文化之所以亲近，之所以隔膜，详实而合乎情理。（220——224）在第五章《罗兰·巴特的后结构主义符号学与文本理论》中作者对巴尔特的主体观的意义做了具体分析。
本书最后，蒋传红博士对巴尔特符号学美学的价值做了估量，既高度评价了巴尔特的学术贡献，又客观地指出其不足。评价巴尔特的符号学美学不足之处表现之一为：理论基础不够坚实，指出其从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发展到运用于非语言对象的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符号学，有其合理性，也从三个方面论述了其缺陷，比如第二条“以结构主义语言学为基础的结构主义符号学缩小了符号学研究的范围”（298），确实，巴尔特把符号学归于语言学的一个分支，不利于符号学的发展。
蒋传红博士这次历险的收获——《罗兰·巴特的符号学美学研究》也给我们走进巴尔特的符号学世界铺设了一条路径，尽管其中有值得商榷以及不够深入之处，但是这样一本专著对于呈现巴尔特这样一位伟大学者的意义来说显然是足够的，因此，即使我们不能依靠其指引走进巴尔特丰富跳跃深刻的符号学世界，也能够走近。
《罗兰·巴特的符号学美学研究》江苏大学出版社 2013年12月第一版
赵宝明，四川大学文新学院2014级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硕士研究生
注释：
（法）迪迪埃·埃里蓬：《权力与反抗——米歇尔·福柯传》，谢强，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00页。
（法）罗兰·巴尔特：《符号学历险》，李幼蒸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页。
（法）罗兰·巴特：《罗兰·巴特自述》，怀宇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5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