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话学在中国已经有一个多世纪的历史了。神话是文明发生的起源，无疑也是最神秘的。在一个多世纪的探讨中国文明发端的过程中，学者们不断地提出了新的方法、新的视角，有时甚至改写了我们对中国传统历史的看法。

自从接触神话学以来，叶舒宪教授的著述就一直是笔者的案头必备，或者说叶先生的书更是我接触神话学、人类学的机缘。这些年来，叶舒宪教授不断地提出了让人耳目一新的学术观点，如四重证据法、大小传统新视野、玉石崇拜、熊崇拜等，这些笔者一直在追踪和学习。在学习叶舒宪教授等中国神话学学者的研究成果过程中，我又借这些著述一窥比较宗教学、神话-原型批评、结构主义神话学等，必须承认借助这些学者的思考，无疑让人视野显豁。

值得庆贺的是叶舒宪教授思考不止，又出新著：《图说中华文明发生史》。这本书一改传统学术写作艰深的文法，文字流畅轻松、娓娓道来，同时又坚持了他自己图像证史的学术观点，图文并茂。四重证据法、人类学大小传统、玉石崇拜、金铜崇拜、熊崇拜、三界通达等观点在此书中尽有体现。在此对这些概念再加阐释，虽有几分画蛇添足，也未为无益，诚如赵毅衡教授所言，意义在于重复。

四重证据法：符号与实在

多重证据法是神话学领域一个不断丰富的概念，第一重证据就是“书证”。上世纪20年代，王国维提出了第二重证据，即出土的文字材料，这一观点是伴随甲骨文的出土发掘而提出的。“第三重证据指汉语传世文献以外的鲜活的参考材料，包括民间口传叙事、仪式、礼俗，就是民俗学、民族学提供的跨文化材料”。[i]人类学家泰勒将这些活态的文化材料叫做“遗存”或“遗留”。“第四重证据指考古出土的和传世的文物实物及其图像。”[ii]历史学家傅斯年提出了一句治史名言：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将这一句话引入人类学与神话学来说，所谓材料性的东西不可胜数，上述的四重证据，无论是文字还是图像，无论是活态的还是静态的，其目的都是为了还原真相，找寻中华文化的原生符码。

同时我们或许应该认识到，还原未尝不是一种建构，这就涉及到符号与实在的关系，或者如人类学家徐新建教授所说的“文本”与“本文”的关系。图像、文字、神话、传说、故事、仪式等都是一种文化符号，“符号是用来表达意义的，没有符号不能表达任何意义”[iii]，我们要探寻文化的发生机制，不能不从这些符号着手。符号学家皮尔斯将符号分为对象、表现体和解释项，表现体就是能被感知的符号部分，表现体指向的对象或许存在，也或许不存在。笔者将这种存在或不存在的对象统称为一种实在，实在未必真“实”，英文词“reality”庶几可与之对应。实在的确立不能不借助皮尔斯所谓的“解释项”。神话学、人类学历来注重真实，但是我们又看到人类学、神话学学科又几度质疑这种真实。人类的思维活动具有一种求真的本能，这种思维活动本质上就是一种解释活动，解释既要有章可循，另一方面又建构其章。也就是说，符号与实在是一种双向的关系，本文需要靠文本的支撑，然而文本又不是本文自身。难道文本的“集”就是本文了吗？实在也并非如此，文本之间可能存在叠印、重复、互补、矛盾，文本还召唤这潜文本、非文本，这些都用于建构本文或实在。

人类学的图像、文字、神话、传说、仪式等都是文化符号或文化文本，如神话学家萧兵所言，“四重证据法”有时不止四重，有时也不足四重，将其叫作多重证据或许更为恰切。我们常言道“历史是人写出来的”，但没有历史我们又如何书写？神话学、人类学始终在这一矛盾中挣扎前进。

人类学大小传统

1956年，英国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在《乡民社会与文化：一位人类学家对文明之研究》提出了大传统与小传统的区别。大传统是主流文明、中心文明、城市文明，它代表了一种权力和政治，而小传统则是一种乡村文明、边缘文明、低层文明，它主要以乡民的口传方式得以保存。作媒介批评研究的学者已经得出城市文明或中心文明，也就是大传统主要以文字保存，而乡村文明。或小传统主要以口传保存，书写和口头的二元划分被比拟到大小传统的对立中。文化符号学家洛特曼将语言作为第一模塑系统，瓦尔特·翁将洛特曼的模塑系统理论运用到口头与书写的比较上，这样口传文明，或者雷德菲尔德所说的小传统反而获得了第一模塑系统的位置。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叶舒宪教授将类似于“上智下愚”的大小传统颠倒过来，将中华文明的发端推源到孔子以前、周礼以前，也就是商周以及更远古的时代，即神话传说时代。

在《图说中华文明发生史》这本书里，叶舒宪教授详细介绍了在神话传说时代，先民的图腾崇拜、金石崇拜、熊崇拜等，这些对超自然力量的崇拜思想是不同于文字书写占主导地位的理性思维，这是一种神话思维，或者说“原始思维”。无论是通神，还是三界通达，都是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互渗律”的再解说，存在物与现象之间的关系不同于理性时代明显的主客二分，“这些关系全都以不同形式和不同程度包含着那个作为集体表象之一部分的人和物之间的‘互渗’”，“以物力说的观点看来，存在物和现象的出现，这个或那个事件的发生，也是在一定的神秘性质的条件下由一个存在物或客体传给另一个的神秘作用的结果。它们取决于被原始人以最多种多样的形式来想象的‘互渗’：如接触、转移、感应、远距离作用等等”[iv]。

然而，我们却不能不提防另一种危险，这种危险在于神话古代。对人类思维作一味的原始与现代的区分就会走向要么是“厚古而薄今”，要么是非古而自喜。以列维·斯特劳斯为代表的结构主义神话学补救了这样一种危险，认为无论是原始的、边缘的文化，还是现代的主流文化，都具有一些普遍性的思维特征，例如分类与转化、普遍与个别，二元对立与转化等。人类学家的眼光一贯在于注重他者、寻找特例，结构主义的普适性分析也越来越受到了质疑。“地方性的知识”永远是神秘的，也永远具有一种强化或突破成规的势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