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学作为理论工具的“元诗话”

——评乔琦《形式动力：新诗论争的符号学考辩》

中国是诗的国度，也是论诗的国度，自孔子起，历朝历代论诗之风未曾停歇。在中国文化中发展形成了论诗的独特体裁——诗话，宋代以后尤为盛行，出现了众多名作，诸如欧阳修的《六一诗话》、袁枚的《随园诗话》、胡应麟的《诗薮》、沈德潜的《说诗晬语》、王国维的《人间词话》等，钱钟书的《谈艺录》当为最后一本诗话。诗话的分量在诗歌发展中无疑举足轻重，诗话与诗就像蜿蜒在莫比乌斯环上的黑白两色（同一个面）互相促进而螺旋前进。举凡以上所列诗话，其谈论对象皆非“新诗”，即现当代时期用白话写就的非格律诗。钱钟书的皇皇巨著《谈艺录》旁征博引众多诗文，但古今中外唯独缺了今。新诗发展几愈百年，专门谈论新诗之诗话至今寥寥无几。

是新诗难入理论家之法眼，还是新诗发展史上相关论争太零散难以整理？乔琦的这本《新诗动力：新诗论争的符号学考辩》给出了清晰答案。该书以1917—1949年的中国新诗论争为研究对象，对新诗发生、发展、成熟过程中数次诸如表达与诗性、形式与内容等的关键论争进行了详细梳理，可以发现新诗并非缺少理论家关注，现当代文学史上大名鼎鼎的人物诸如胡适、鲁迅、周作人、钱玄同、闻一多、梁实秋、李健吾、卞之琳、袁可嘉等都参与其中。乔琦以新诗论争为对象，解决的主要问题是新诗论争如何作为动力促使新诗诗体演变发展以至成熟。解决了这个问题，也就可以给予“何谓新诗”这个问题一个更好的答案。可以看到作者选取了一个恰当的角度，新诗作为一个胎儿就处于民族国家风雨飘摇、中外新旧冲突激荡之际，在成长过程中更是经历了各家各派你争我夺，承受了其单薄躯体难以负担之重，而新诗论争比新诗本身更直接地体现了这一情状。因此从新诗论争入手，无疑是一个管窥文学艺术作为社会文化的一份子在其变动剧烈之际之命运的最好角度。而且这样一种关照角度和研究成果，对于我们理解和认识当下乃至将来的文学现象也是有重要的参照价值的，正如作者所言“论证中触及的许多问题，在不同历史阶段又一再以新的方式被提出，中国诗歌至今仍难以摆脱这些问题的纠葛”（P.1）。

作者认为“新诗论争反复出现而不得解决的一个重要原因，正是对形式因素的忽视”（P.2），作者引入雅克布森、里法泰尔、卡勒等学者的符号学诗歌理论，对中国新诗论争中原本就存在的对诗性、文本品质、阐释等相关问题的探索进行深度挖掘。当然作者引入符号学，并非是把符号学套用在新诗及新诗理论上，而是为了理解前辈学人如何准确抓住新诗的形式要素推动新诗的发展。正如作者所宣称的：“本研究绝不是把符号学套用到前人的论述上，符号学只是给我们自己提供一种理解历史的方式。”（P.2）作者以符号学为理论工具，对前辈学人的新诗理论整合、分析与推进，是关于诗话的诗话，是以符号学为理论工具的“元诗话”。

该书针对中国新诗史上发生的几次重大论争，以符号学诗歌理论之“视界”融合新诗论争发生的历史“视界”，细致入微的形式分析又不偏离历史场景，为理解甚至解决新诗发展史上若干纠缠不清的问题找到了精准的切入口，也是符号学解诗理论或方法的推进。

全书共分为五章。第一章“早期新诗‘诗体演变’与诗性探寻”，回到新诗诞生之源头，梳理新诗之破“旧”立“新”的艰难过程。本章涉及三次主要论争，尤其在关于《蕙的风》的论争中，作者点出“我们都应当尝试着超越那些指称功能、元语言功能，毕竟诗性才是诗歌最主要的功能”（P.7），这也是作者贯穿全书的理论立足点，抓住了诗之为诗的质的规定性。第二章“新诗的标出性”，本章抓住“丑的字句”的论争，运用符号双轴操作理论，点出新诗字句面对元语言的挤压标出性不够，从而诗性无法完满实现。最后，又运用巴尔特的“刺点”理论，指出刺点之于诗歌文本解读的重要性。第三章“新诗‘内容-形式’之歧解”，讨论的是“内容与形式”这个黑格尔辩证法中就精彩论述过的问题。但是这是新诗发展史上争论最集中最关键的问题，由于新诗发展所处的历史时期比较特殊，新诗经常被要求承担更多的政治使命，往往沦于空洞浮夸的标语口号式宣传，这让某些坚守诗性的诗人心痛，因此发生论争也就在所难免。作者引入里法泰尔《诗歌符号学》中的“核心语”概念，里法泰尔坚持应把诗歌当作一个严密的整体来理解，诗歌拥有一个最核心的意义单元——主型，其他意义都围绕主型展开。诗歌文本由众多的符号组成，其中关键的对诗歌意义单元的构成至关重要的，里法泰尔称之为“核心语”，他认为“诗歌符号的产生，取决于核心语的变体：当一个词，一个词组，涉及先存的词组时，它就获得了诗性”（Micheael Riffaterre,Semiotics of Poetry,P.150）。在核心语的统摄之下，新诗的形式与内容可以契合无间，因为诗歌之美取决于其意义结构的绝妙构筑。第四章“阐释之‘度’与新诗的阅读困惑：以刘西渭、卞之琳等的讨论为例”，从题目就可以看出本章是关于诗歌解释的。本章从刘西渭与卞之琳就《鱼目集》中的相关篇章的交流入手，对诗歌阅读与阐释中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指明在诗歌阐释中应该注意读者与文本的辩证关系，急要承认符号衍义的开放性，又要有一定的限度。第五章“新诗‘晦涩诗学’”，针对诗歌之晦涩、含混问题，从元语言冲突角度对相关问题进行了厘清和重构。结语中，作者又强调了诗之为诗在于其诗性而非其他，而诗性的基本点在于符号自指，也就是说对于诗歌来说，能指就是所指，形式就是内容，这样说并不是同层次的对等，而是诗歌跳出所指的现实，取得更深层的意义。

本书论辩详细，如解禅机，步步为营，往复循环，通读此书，可以对新诗的发展历程了然于胸 ，重要的是对一种文艺体裁在社会文化的变迁中的演变有了明晰而透彻的领会与感悟。另外，本书言辞优美、流畅，作者善用譬喻，形象生动而达意精准，几及诗之语言，如“闻一多的追问犹如深夜里点缀天空的星，孑然独立，又悄然逝去，并不曾对这场混乱的论争产生什么转舵性的影响。”（P.28）诗话之体裁，本就非枯燥呆板的说理，往往是灵动精妙的诗语，甚至直接就是以诗解诗，以禅解禅，在这个意义上说本书也是一部贯穿了符号学理论而说得更清楚“元诗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