衔华佩实，自成一家：评杨义《中国叙事学》

黄建清

作者：杨义

书名：中国叙事学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9年

ISBN：9787010075587

DOI: 10.13760/b.cnki.sam.201601019

五四以来，随着西方文学理论不断地传入，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穷尽一生投身于西方文艺理论研究。无论作家、文学评论家，还是大学校园内的师生，多以了解西方文艺理论的多寡评定自我文学理论修养的高低，“当代西方文艺理论”课程俨然成为国内几乎每一所开设了中文系系别的大学本科生及研究生的必修课，而“中国古代文论”课程受欢迎受重视程度远不如此。其中不假思索一味追逐西方文论，排斥中国传统文论者不在少数。倘若多一些能够专心研究坐住冷板凳的学者，中国文学叙事理论研究就会多一份从容自信，而少一份大把时间用来研究西方文艺理论却无所进展带来的苦恼。杨义的《中国叙事学》无论是形式上严密的文字表达，还是内容上的新见迭出，都体现出杨义挖掘叙事理论的独特眼光与勤恳严谨的治学态度。

一

不同民族的文学采用相异的叙述方式，究其本质则是各民族思维方式的不同，而思维方式的形成又与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语言文字、民族传统等因素休戚相关，揭示民族思维方式对文学叙述形式的影响，是贯穿《中国叙事学》一书的主线。为了使这一主线得以读者信服，杨义先生没有单纯直白地说教，而是用大量的文学实践循循善诱，给读者烹饪一席古代文学作品理论分析的饕餮盛宴。

《中国叙事学》一书由导言、结构、时间、视角、意象、评点家六个篇章组成。在导言篇中，作者以同西方文论平等对话的姿态叙述了写作此书的原由、研究中国古今叙事文学典籍的方法。对于后者的论述是本书提纲挈领之处，由此进入正文部分有“窥一斑而见全貌”之效用。近年来，有不少学者意识到中国古典文学典籍深藏着丰裕的文学理论资源，但面对卷帙浩繁、纷繁庞杂的书籍，无法找到合适的切入点，即便找到了切入点，仍无力贯通思维，研究只能作罢。本篇提出的“对行原理”、“返回中国叙事本身”、“还原、参照与贯通”等方法精到深刻，如一颗止咳清痰的药剂，化解了卡住咽喉已久的思维的淤痰，顿时神清气爽、五脉畅通。“对行原理”的提出是建立在杨义先生体味到中西文化存在相当广泛的相互沟通的可能性的认识的基础上的，换言之，中西文化各有千秋，能取长补短，优势互补。杨先生进一步指出，各民族文学叙事形式的不同，是“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异质性”导致的。“对行原理”中的 “对”，不是对立，不是制造彼此文化的势不两立的态势，而是强调彼此尊重文化交往中的主体性；“行”，是要打破固步自封闭关锁国之状，深入交流，取长补短。在“对行原理”的指引下，进而“返回中国叙事本身”。

采取何种方式返回？杨先生提出了“三步走”的策略，首先，尽可能对中国叙事文学资料和典籍进行直接感悟；然后，在感悟的基础上进行更深层次的理论思考；最后，参照外来理论加以辩证，启发自己创造性的思维。这三步中，笔者认为第一步至关重要。没有这一步，或者这一步走得不踏实，后续研究无论多么细致刻苦，都将成为无本之木，无水之源，行之不远。第一步中的“直接感悟”，意味着搁置经年累月储存于心的形形色色的理论知识和经验之谈，以“空杯”的心态与古代文学家、评论家甚至史学家“零距离”接触，面对面交流，在与古人的神交中，得出直观感悟。要把这一步走得铿锵有力，对研究者的要求不可谓不高。不言自明，勤奋是基石，但单凭那一份能坐住冷板凳的勤奋是远远不够的。在千头万绪中，理出个一二三四五六来，则需要冷静思考，善于归纳总结，并洞察深藏其中的三昧。“直接感悟”意味着要“返回中国叙事本身”，对各个时代叙事形式法则进行探讨。在“叙事形式法则的探讨”一节中，杨先生显现出他认真的治学态度、丰富的知识储备及深厚的古代理论修养。对刘勰的《文心雕龙》、刘熙载的《艺概》等知名文艺论著的熟稔不言自明，宋代陈骙的《文则》、元代陈绎的《文说》，明代归有光的《文章指南》等稍逊于“二刘”学者的文章也是陈列文中，而对如刘知几、章学诚等史学家理论思想的把握，更体现了杨先生融会贯通的学术思维。在这一学术思维的指引下，中国古代“文史不分家”的传统再次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当下学者普遍推崇的在“大文化”视阈下研究中国文学的论说，与杨义先生等前辈学者开阔的学术视野的启发不无关系。第五节“两极中和的原则”是杨先生对中国古代文伦家文论思想研究概述后，归纳出的中国叙事的一个基本原理：对立者可以共构，互殊者可以相通。而在这两者之间，存在某种“张力场”，叙事作品的意义在对立形成的“张力场”中产生。“事实上,大多数意义的基本胚胎(elementary embryo)都来自一个元素和其对立面间简单的对立关系。”（莱昂，2013）围绕着这一基本原理，杨先生引经据典地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从刘熙载的《艺概•文概》中叙事法18种、分为9对，再到宋人陈骙《文则》中比喻十法。以这一原则为轴心，以金圣叹、毛宗刚为代表的评论家发现了草蛇灰线、夹叙法等叙事文法，中国文学的叙事文法逐渐丰盈发展起来。

二

自古以来，中国古代文学家就自觉或不自觉地以自己的文学实践充盈着中国文学叙事法则的地下库，而中国古代评论家也在孜孜不倦地挖掘库中的奇珍异宝。对于古代叙事理论中的这些瑰宝，是杨先生让它们重见天日。导言篇吊足了读者想一览古代文学家、评论家在文学及文论的跑马场上策马扬鞭的飒爽英姿胃口，接下来的结构、时间等篇章则充分满足了的期待。

    结构篇的论述是本书最出彩之处。中外学者往往把结构看做为静止机械的事物，七零八碎地肢解分析，而杨先生并不以为然，相反它把结构视为一个有生命力的事物。这种态度有利于观照结构在叙事文学作品中处于何种位置。为了论证结构的生命性，杨先生首先分析了“结构”一词的动词性及其原理。在中国语言中，“结构”最初是个动词。结，即结绳，构，即架屋。做文章就好比建造房屋，作家在动笔之前心中已有文章的结构框架，提笔创作时就是一个完成结构建造的过程，作品完成后结构就是隐藏在文本中的故事框架。西方结构主义叙事学忽视了叙事结构正在完成中的生命动态过程，使结构冷漠静止化。视结构生命化体现了中国文人的智慧和情怀，他们把笔下创作的事物主体放在与人平等的位置上，用孕育婴儿般的人文情怀精心运思结构，用母亲般的慈爱期希一个健康活泼的文学婴儿诞生于世。不同作家有不同的结构安排，既体现了作家个人的匠心独运，也透露出作家不同的创作意图，渗透着他们各自的哲学思索。叙事结构渗透哲学思索，是中国古典小说常用的叙事谋略。杨义先生分析了《水浒传》第一回“误走妖魔”，释放出三十六员天罡星和七十二员地煞星下世，呼应着书中一百零梁山好汉在梁山泊上竖起的“替天行道”的大旗，结构安排的隐义，能引发不同读者不同的思考，正如鲁迅所言，读一部《红楼梦》大家都能看到相去甚远的东西“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结构有着深藏作家写作意图、召唤读者思考填补“空白”的强大生命力。对结构的整体性进行论述后，作者又大而化之，分六节详细论述了结构的三要素：顺序、联结、对比，结构动力学——势能，结构形态发展的五个主题以及组织结构的死法与活法。至始至终贯穿了结构方式的双构性、动态性，呈现了异于西方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结构理论。

时间篇是正文中的第二篇，此篇特色之处在于：多角度论证了中国叙事作品中时间表述形态异于西方的独特性以及蕴含其中的文化密码。首先，中国人的时空观是整体性的，这与西方散化时间空间的观念不同，因而在文学作品也就有着具有中国特色的时空整体观。无论是苏东坡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英雄人物”，还是《三国演义》卷首词“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在壮阔豪迈的气势下，体现着古人对于时间转瞬即逝、世事无常的或悲伤或豁达的生命感悟与人生体验。其次，时间整体性的观念隐藏着古人以时间呼应天道的思维方式。因而叙事作品中采取了采取“年——月——日”的时间顺序，而非“日——月——年”。这就不难解释，我国古典小说开头多都交代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如《三国演义》篇首“建宁二年四月望日……朝政日非，以致天下人心思乱，盗贼蜂起”，便是交代了故事发生时间是动乱不已的汉朝末年。几千年来，这种时间叙事顺序非但没有随着朝代的更替时间的流逝而烟消云散，相反它不断地被各朝各代的文人反复使用，便是亦加稳定，深入人心了，即便在西方文学思潮不断涌进中国的今天，它的足迹在国人的创作及生活交往俯拾皆是。文学作品自不待言，生活中回忆起某事某物，人们首先想起的是它发生在哪年哪月，而非哪日或哪日哪月。谈及电影电视这种深入平常百姓生活的休闲娱乐，人们首先关注的也是故事发生的年代，是现代都市情感戏、还是古装宫斗戏、抑或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年代戏。时间整体性的观念是导言篇言及的“返回历史原点”寻找到的文化原点基因。再次，时间整体性观念还牵涉着叙事作品的开头形态。“超叙述层次”的是中国古典小说喜好用的开头形态。这一“叙述元始”也即法国结构主义文学批评家热奈特提出的“metalepse”，赵毅衡先生（2013，p. 76）称其为“跨层”。这一“叙述元始”见于唐宋话本的入话，元杂剧的“楔子”、明清章回小说的引首等等，由此可见，西方学者论述的文学理论在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前的中国文学典中籍已是寻常。最后，时间整体性观念还深刻影响着中国语言的表达，最明显的影响便在于动词的无时态性。中国动词的“永远现在时”的状态，使中国许多叙事作品能够突破时间年代的阻隔，活灵活现地展示作品中的那个世界，读者身临其境感同身受，其中产生的审美感受是其他西方文学难以比拟的。《史记》《资治通鉴》等具有文学意味的史学典籍利用动词“永远现在时”的特性把读者拉回几千年前的历史行程中。可以说，在时间篇中，杨义实践着导言篇中言及的从语源学、语义学的角度，挖掘中国文字背后深藏的文化密码。

评点家篇是本书的最后一篇，也是本书相对于其他文学理论著作的特异之处。在各种体例的文学理论专著中，很少见列出专章介绍古代中国文学评论家的现象。在这一方面，杨先生的独到也是值得一提的。通过杨先生的论述，一个个诸如金圣叹、毛宗岗、李卓吾等在文学评论的园地里辛勤耕耘视之为毕生事业的评论家跃然纸上。李卓吾、金圣叹把评论评点作为揭示“宇宙大文章”、“古今才子书”的神圣事业来办，金圣叹、张竹坡把自己评点过的作品为“我之《西厢记》”、“我之《金瓶梅》”，评论家们把评点作品当做自己的“二次创作”，这种全心全意投入评论对象的专注态度，使他们不断挖掘出作品的精彩，他们的评点成为读者理解作品不可缺少的桥梁。评点家们在完善中国叙事文学体系以及使好作品经典化、流芳百世、惠及后人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结语：

    杨义先生以其严谨的治学态度，在大量掌握第一手原始资料的基础上论证了我国古代叙事理论的丰富，并揭示出中西方叙事理论诸多不同，其根源在于文化密码、思维方式等。差异现象背后的本质探析，不是杨义先生的首创，但像他这般旁征博引、条分缕析、严密论证出地这个本质的人凤毛麟角。令人敬佩的是，一九九六年《中国叙事学》初版面世后的十余年，杨义先生不断深化叙事结构、意象等概念源流的追溯，不断收集能配合文字论证叙事理论的插图。杨义先生精益求精、刻苦钻研、善于求索的学术品质，不在西方叙事学的“乱花”中迷眼，而能在中华文学的“美草”中，踏实的踏着“马蹄”潜行，这种为学术而学术的精神，值得当代大多数学者反思。

引用文献：

莱昂, 玛西莫(2013). 从理论到分析: 对文化符号学的深思(钱亚旭, 译). 载于曹顺庆, 赵毅衡(主编). 符号与传媒, 7.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赵毅衡(2013). 当说者被说的时候.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作者简介:

黄建清，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与流派。

Author：

Huang Jianqing, graduate candidate of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Sichuan University. Her research field includes Chinese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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