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轴同现指迷津 三译共品馈知音

——评赵彦春《三字经英译集解》

一、妙哉，英译集解

集解，又称集注或集释，是中国历史语言学家最喜爱的一种训诂方法，为三国魏何晏所创。何晏《<论语注疏解经>序》有言：“今集诸家之善，记其姓名；有不安者，颇为改易，名曰《论语集解》。”《论语集解》成书，诸注遂黜，散佚不传。作为第一部集解体训释专著，它吸收了众多《论语》注释优秀成果，加之编撰者何晏等在当时政坛和学界的实力和影响力对结束两汉旷日持久的古今经学之争起到了重要作用。由于其材料详备，影响深远，后又被收入《十三经注疏》，为世所珍。何晏所创之“集解”体，以“不囿于一隅之见，博采众家之长”著称。后世学者争相效仿。杜预的《春秋左氏》、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皆是其中佳作。

近赵彦春教授将集解之体由训诂推展至翻译，视译文本为原文本之注解阐释，著《三字经英译集解》，颇有见地。清陈澧《东塾读书记小学》“盖时有古今，犹地有东西，有南北，相隔远则言语不通矣。地远则有翻译，时远则有训诂。有翻译则能使别国如相邻，有训诂则能使古今如旦暮。”比照雅各布森（1959/1966）的翻译三分法：语际翻译、符际翻译、语内翻译，陈澧所说训诂属语内翻译，而所谓翻译则指雅氏所谓语际翻译。训诂沟通古今，翻译汇通中外，岂非一理乎？“集解”之法为训诂所贵，贡献良多，引入翻译，必将对翻译大有裨益。

 故而赵彦春教授所作，单就题目而言，已出奇制胜。若果然能发挥“集解”之优势，于一书之中让各译本优劣互见，展示各译家如何运用相同或不同的手段处理同一语言现象，达到相同或不同的效果，再总结其中得失，博采众家之长，则为译作比较研究之新发展，功莫大焉！

二、双轴同现

2014年赵彦春译作《英韵三字经》一经出版，权威媒体纷纷报道，称其“……在音、形、义三方面都与原文相匹配。”[1]赞其“韵律整齐，音韵和谐……将对国学经典《三字经》的海外传播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2]

            翻译界击节叫好者众：罗选民谓之“形神兼顾”。杨炳钧则概括出该赵译《三字经》六大特色，认为该译本比名译更胜，用异国语言展示中华魅力，给韵文翻译提供了一个难得的范例。[3]

翻译教学界已开始将该译本编入教材，作为课堂范本。复旦大学王建开教授、澳门理工大学蒋骁华教授率先将该成果编入中西文化对比教程和翻译教程，用于硕、博士研究生教学；沈阳师范大学的潘佳宁老师在本科四年级专业必修课“古籍翻译”中以该成果为教材，开展译文赏析、译者研究及古籍翻译策略等专题研究。[4]

作为普通读者或英语学习者，手捧《英韵三字经》，读来琅琅上口，感受中华经典的另一种魅力，倾慕一下译者的学识才气，或许已经足够。但对于翻译研习者，若是想更多的了解其译作产生的过程，一窥其中奥妙，似乎只有求助于连篇遐思了。因为这已经涉及到深入理解，而符号学告诉我们，深入理解，就是朝文本背后隐藏的聚合系探察，就是探索文本的构成原因。

符号文本有组合与聚合两个展开向度。聚合为文本构建方式，一旦文本形成，就退入幕后，因此是隐藏的；组合是文本构成方式，因此组合是显示的。文本完成后，组合段显现，属表层结构；聚合隐藏，属深层结构。聚合轴的组成，是符号文本的每个成分背后所有可以比较，从而有可能被选择，即有可能代替被选中成分的各种成分。[5]

接触文本时，接受者能直观感知到的，通常只是文本和一部分伴随文本。而他的解释如果要比较深入，就必须探寻位于组合之后的，隐藏在聚合系列中的可能选择。

就翻译而论，我们通常见到的译本，能接触到的只是译本成品。换言之，能接触到的只是组合；而译者本身在翻译过程中的思考，可能的选择，最终的抉择等等聚合层面的内容则隐而不露，用索绪尔的话来说则是“潜藏”起来了[6]。因此对译作褒贬不一的评价在很大程度上是主观的，因而见仁见智也就不足为奇。一般读者止于译作之褒贬无可厚非，而对研习翻译者而言，常欲窥翻译决策过程之奥妙，却往往不能如愿，译者翻译过程中的思考往往散见于序跋之中，不成体系，殊为遗憾。

一般翻译教科书多摘取经典译文，但却大多为教材作者揣摩译者心理之作，且多有断章取义之处，难以令人信服；偶有知名译家主编教材，以自己的译文以例，解释翻译过程中自己所做的选择，组合轴背后的选择轴呈现于眼前，读来让人获益匪浅。却限于教材篇幅，为求覆盖文类之广而不能深入，往往浅尝则止，所选篇章也只能截取片段，未能有通透淋漓之感。

具体到《英韵三字经》，其篇幅短小，一如原文。全书正文不过百余页，且包括《三字经》注音，又是汉英对照，英汉注解。内容如此丰富，为避免庞杂，不得不让注释尽量精简，且多限于典故，于英译译文，则只能与原文对照编排。但翻译并非简单文字对应，难免有所改易增删。著名诗歌翻译家许渊冲曾对诗歌翻译实践中的调整做过精辟总结，名之曰“三化论”：即深化，浅化，等化。[7] 读者看到的只能是调整后的结果。只读英文时对译者所称押韵，三词特点多有关注，因为韵律十足、三词贯一，对其赞赏有加；再比照原文，如语义正好相合（等化），则叹其译笔神妙，若貌似不符（或深化、或浅化），则斥其错乱乖谬，不可理喻。

以“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一节为例，赵译“Dough by name, Fulfilled his aim. His five sons, Became famous ones.”[8] 三词对三字，韵式aabb，严格工整，琅琅上口。对照原文，则不明就里了。“窦”为什么成了“Dough”，“燕山”又上哪里去了。“有义方”怎么成了“实现了自己的目标”，“His five sons, Became famous ones.”至多也就是五子扬名，那“教”和“俱”呢？各种质疑困惑，有的读者会提出与作者商榷，有的则干脆对译文嗤之以鼻。种种无奈，都因读者从组合去揣测聚合而起，如果译者能将当初可能的选择示人，分享翻译决策过程，一则是可以有机会为自己辩护申诉，二则其经验教训可资他人学习借鉴，岂不两全？

正因为如此，赵彦春著《三字经英译集解》，“详述和解析笔者英译《三字经》的心路历程”[9]。书中译文与翻译决策过程次第而出，组合轴与聚合轴同时呈现，对研习翻译，尤其是有志于经典翻译的青年学子而言，无疑提供了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前述“窦燕山”一节在《三字经英译集解》一书22-25页有详解，兹不赘述。

三、三译共品

《三字经英译集解》除选取赵彦春本人《三字经》译文外，另对比分析翟里斯的散体译文和王宝童先生的韵体译文，从不同译本表达处理方式的差异入手，探讨其中的翻译技巧以及翻译过程中关涉的诸多因素，总结各译本成败得失，以其透视翻译的本质与原理。[10]

            如此，则各译本可优劣互现，学者能取长补短，受益无穷。但此处亦有陷阱，该书与《英韵三字经》几乎同时出版。此时将本人译文与他人译文并置比较，似乎答案只能有一个，即本人当前译文为佳，否则何必出版？不同的是最佳版本如何得来，应该有个说法。倘若记下自己初译如何，受其他译本启发，又做何改进完善，才得到现在出版的这个译本，再写些译者“恒遗恨以终篇，岂怀盈而自足”，恭请同仁指正之类的谦辞，倒也无妨；而《三字经英译集解》将作者本人译文前置，赏析原文译作，分享翻译心路历程，并附自评，再依次品评翟理斯和王宝童二人之译文，且对二者多有贬责，恐有“崇己抑人”之嫌。

四、知音实难

            才高如杨宪益戴乃迭者，其《红楼梦》译文在英语世界的接受程度尚远不及大卫霍克斯译本，中国学者往往不解其中缘由。著名翻译家许渊冲曾将翻译目的归为“三之论”，让读者知之（理解），好之（喜欢），乐之（愉快）。[11] 典籍英译的目标读者究竟是谁，是中国的英语学习者？翻译爱好者？还是国外的汉语学习者？抑或是汉学家？就现在的情况来看，国内读者对《英韵三字经》反应甚好，而国外读者似乎有些沉寂，当然这可能和该书由国内出版社出版，进入国外书店图书馆渠道不畅有关。相信作者本人不会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所幸赵彦春教授本就兼任澳大利亚Quality & Life Publishing出版社副社长，这种情况应该有希望有所改观。

            我们感叹知音难觅，但倘若翟理斯泉下有知，能读到赵彦春的《英韵三字经》，相信会赞赏有加，“恨不同时”，因为用韵文译《三字经》，也曾是他的梦想，“我曾在前人基础上做格律版《三字经》，于1873年出版，当时还算差强人意，今日看来则颇多疏漏。……本书希望可以在前人基础上有所改进。除了王相的原文以及翻译和解释性的注释之外，每个汉字的字面意思也逐一给出，根据北京方言标注读音及音调，汉字结构分析则参考许慎《说文解字》作出。全书尚有附录，说明部分段落可能经后人之手有所改动，旨在再现文本历史原貌。”[12]

            蒙冤受屈的哪里只是中国译者，看看某位国内学者对翟理斯的《三字经》的评价，“岂止笨拙，意义上也多有偏差……诗体的缺失，已是体裁的不忠，加之语义上含糊不清，则更是偏离原作了。”[13]

如前所述，翟理斯译《三字经》，本为通英语者修习汉语所备，全书以汉字注音释义、典故阐释为主，内容丰富、解说详实。这正是百年来该译本在西方长盛不衰的原因。因为体裁不忠而否定之，似乎有欠公允。古人有云，“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曹丕《典论论文》）文人相轻，古来有之，知音难觅，今日亦然。《三字经英译集解》也似乎未能脱此窠臼，实为憾事。

由此而论，《英韵三字经》实则在弥补了翟理斯译文非韵文，不够简洁的不足，而翟译对西方汉语研习者的价值也并非赵译所能替代。二者既然各有所长，就在更大程度上应该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由此，《三字经》的魅力与内涵有机会从不同侧面得以展现，中华文化传统得以多渠道传播，岂不快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