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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世珍评倪爱珍《史传与中国文学叙事传统》

中国叙事传统形成于先秦时期,但是关于中国传统叙事的研究却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才逐渐开始,这源于西方叙事理论的启示和激励。对中国叙事传统在理论上作出分析、总结是一种需要和历史使命的结合。因各种原因,我国叙事学研究与国外叙事学的发展相比已经较为滞后,然而这场“补课”恰也正当其时,一方面,中国自身独具特色的叙事文本积累已经较为客观;另一方面,在世纪之交经典叙事学向后经典叙事学的蜕变过程之中,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西方经典叙事学的不足与成就,站上巨人的肩膀已经不易,但我们需要认清自己的方向。

黎世珍评倪爱珍《史传与中国文学叙事传统》

作者:黎世珍  来源:符号学论坛  浏览量:2260    2016-10-19 23:25:09

 

史传叙事的“技”与“道”
——黎世珍评倪爱珍《史传与中国文学叙事传统》
中国叙事传统形成于先秦时期,但是关于中国传统叙事的研究却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才逐渐开始,这源于西方叙事理论的启示和激励。对中国叙事传统在理论上作出分析、总结是一种需要和历史使命的结合。因各种原因,我国叙事学研究与国外叙事学的发展相比已经较为滞后,然而这场“补课”恰也正当其时,一方面,中国自身独具特色的叙事文本积累已经较为客观;另一方面,在世纪之交经典叙事学向后经典叙事学的蜕变过程之中,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西方经典叙事学的不足与成就,站上巨人的肩膀已经不易,但我们需要认清自己的方向。
不能否认,西方的叙事概念通过种种“放送”已经悄然弥漫于中国文坛。但实际上,中国人讲故事一直有自己的章法概念和结构形式,新的理论毫无疑问为已有的知识带来不一样的风景,不过,我们应该时刻保持对自身文化章法的敏感。尤其是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看清我国传统叙事的连绵走向已经如此重要,中国叙事传统的研究也理应成为研究课题的焦点之一。或许我们的理论武器来自于对中国传统叙事叙事观、叙事模式、尺度标准的总结,走向各民族自己的传统并不意味着背向世界,而是致力于建构更具包容性的“世界文学”。
这样的宏愿在《史传与中国文学叙事传统》已经显现出来,“对这种叙事范型的内涵进行全面地研究,概括、提升、总结出系统的史传叙事理论,并进一步深入地研究它对中国后世叙事文学(主要是古典叙事文学)的影响,以此来管窥中国的叙事传统,建构真正属于中国本土的叙事理论话语,丰富和完善当今的叙事学,则是本文的目的。”作者从史传这一最具中国特色的叙事文本出发,论述其如何影响国人的叙事思维,如何影响后世的文学叙事。
本书中的“文学叙事”是一个特定的概念,其“文学”主要是指六朝志怪小说、唐传奇、宋话本、明清白话小说,还涉及笔记小说、传记文学等其他叙事文类,因为受史传叙事影响最直接也最大的是中国古代的叙事文学作品,小说尤甚。作者选择通过史传来论述其对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的影响,乃是因为史传是中国叙事文学的源头,在“史贵于文”的观念长期流行的文明古国,因此,研究叙事传统不可能忽视史传。并且作者在研究中提出自己独创性的观点,认为文史共处的母体生产了文学叙事的可能性和规则,它们在后世的文学叙事中打下了深深地烙印,无论如何也割不断与史传的联系。
作者眼光独到,首先想到的是如何从理论的高度将史传作为最具中国特色的一种叙事范型去研究,从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叙事理论话语。傅修延说:“如果不穿透百年来‘放送’迷雾,看到自己的源头,我们就永远走不出对西方叙事亦步亦趋的摹仿阶段;如果不熟悉中国文学史上最初萌发的叙事之‘根’,怎么能动的后来的‘枝’和‘叶’;要想认清那些时代相传的‘家族特征’,必须来到老祖宗的面前端详。”作者在整本书一直具有这样的意识和眼光,以第三章为例,这一节主要是论述“史传中的神奇事件及其在文学中的流变”,归纳出两个成因:史出于巫的文化传统和口传史料的大量渗入,和流变过程:从史之奇到文之奇。在分析这一章节时,作者结合特定的时代文化背景,而正是这些特殊的时代背景促成此种叙事倾向和叙事艺术。在这些大量关于民间故事、天命鬼神、历史传说、巫术的记载中,预叙十分常见,而这是在西方小说中罕见的,因为在大多时候,史传是对预占过程的记载,其目的是教化而不是审美,这是中国古代叙事的独特之处。
其次,作者系统而全面地研究了史传叙事范型对中国文学叙事的影响,梳理从史传叙事到文学叙事的发展过程,总结了在史传影响下形成的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的特点。在这其中,所讨论的问题详尽而周密,如“春秋笔法”、虚构与真实、叙事策略、人物塑造、史传叙事到文学叙事的过渡等,这些问题虽一直被讨论,但是由于引进了一些当代叙事学的概念和范畴,读来具有新意,并不是简单的理论套用。在谈到“春秋笔法”时,作者借用沃霍尔的关于“不可叙述事件”的分类标准,以《左传》为参照文本,对《春秋》中的“不可叙述事件”分类,并逐一进行细致分析,解释《春秋》为何只用18000余字就叙述了242年漫长的历史,解释《春秋》在文本中制造的各种歪曲、矛盾、空白的原因,解释“春秋笔法”如何“微言大义”。在惯于用传统的方式解释“春秋笔法”的人们来说,采用这种新的方式的确能让人眼前为之一亮。
史官文化的源远流长的确是“史贵于文”观念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作者也一再强调,文史不分,史家之文既不独属于史,也不独属于文,而是史与文共处的母体。史传生产了文学叙事的可能性和规则。由此延伸出来的一系列在史传影响下形成的中国特色的文学叙事理论尤为重要,作者也在结论中分析的透彻。
在史传与中国叙事传统之间的紧密关系中,可以探寻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的特点,如本书一样,可以比较中西方文学叙事的异同,可以探索背后的文化内涵,可以梳理史传对其他叙事文学的影响,总之,展开和深入都需要承载精力和兴趣。本书承载了作者的精力和兴趣,亦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拓荒的勇气。因为最终要缕清中国传统叙事的谱系,需要进行广泛的知识探寻和四处的刨根问底,需要从人类学、神话学、叙事学、符号学、社会学等相关领域寻找材料,也需要作者一样的勇于探寻的勇气和脚踏实地的努力。
 
 
 
傅修延,《叙事学勃兴和中国叙事传统》,江西社会科学,200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