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述转向”与“历史表现”：历史叙述的美学化

——兼评安克斯密特《历史表现》

王 强

        1973年，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海登·怀特（Hayden White）出版了《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像》（Metahistory: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一书，以此所开启的叙述主义理论潮流，取代了分析历史哲学的主流地位，标示了当代历史哲学或史学理论的“叙述转向”。虽然与海登·怀特的学术旨趣不尽相同，但荷兰著名历史学家弗兰克·安克斯密特（Franklin Rudolf Ankersmit）毫无疑问也是这一潮流重要的推波助澜者。安氏于1983年出版《叙事的逻辑：历史学家语言语义学的分析》（Narrative Logic: A Semantic Analysis of the Historian's Language）一书，以此为起点，加入了历史哲学“叙述转向”的大潮当中。除了《叙述逻辑：历史学家语言的语义分析》外，安克斯密特的代表性理论著述还包括《历史与转义：隐喻的兴衰》（History and Tropology：The Rise and Fall of Metaphor）、《审美的政治：超越事实和价值的政治哲学》（Aesthetic Politics: Political Philosophy beyond Fact and Value）、《历史表现》（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政治表现》（Political representation）、《崇高历史经验》（Sublime historical experience）等。在上述论著中，安氏陆续提出“叙述实体”（Narrative Substance)、“历史表现”（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和“崇高历史经验”（Sublime Historical Experience）等独特概念，揭示了其思想演进和变革的脉络，也折射出当代历史哲学的发展趋向。

        安克斯密特既承接了怀特所开创的叙述主义思潮，又有重要的理论创新。与怀特相比，安氏的理论贡献毫不逊色。海登·怀特的弟子，《语言及历史表现：曲解故事》（Language and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Getting the Story Crooked）的作者汉斯·凯尔纳（Hans Kellner）不吝赞誉：“就其著作所涉及的范围及独创性而论，是当今唯一可以与海登·怀特比肩的史学理论家”[ 参见周建漳：《译者序言》，[荷]弗兰克·安克斯密特：《历史表现》，周建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7-8页。]。国内学者对安克斯密特的学术成就也给予高度评价：“二十多年间，安克斯密特论著颇丰而影响力日益不容忽视，可以说是叙事主义历史哲学中，继海登·怀特之后风头最健的领军人物。”[ 彭刚：《叙事的转向：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的考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3页。]国内学界已经对安克斯密特的理论著述给予应有的重视，相关译介和评述不断增多。周建漳在历史叙述学领域着力甚深，由其翻译的《历史表现》一书对国内学界了解安克斯密特的理论无疑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译者序言》中，周建漳将安克斯密特置于当代历史哲学谱系中加以考察，比较全面地评述了安克斯密特的学术成就，对《历史表现》一书也作了详细解读。本文将在此基础上，择取《历史表现》中的几个重要方面加以论述。周建漳指出了安克斯密特在治学上“乐于创新的风格”，尤其体现在他对怀特理论的扬弃上：“安氏本人在承认与尊重怀特的观点与贡献的同时也从来没有取一种对怀特理论亦步亦趋的态度，而是从一开始就具有相当自觉的理论创新意识，显示出与怀特分庭抗礼的理论姿态。”[ 周建漳：《译者序言》，[荷]弗兰克·安克斯密特：《历史表现》，周建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7-8页。]由此可见，怀特的理论是安克斯密特历史研究的重要参照系，前者对于认识后者来说是绕不过去的存在。因此，本文在评述安克斯密特学术观点的时候，会把怀特的相关见解拿来加以比较，以期达到更全面和客观的认知。

        一、作为美学范畴的“历史表现”

        “历史表现”是安克斯密特历史哲学研究的核心概念，《历史表现》一书对此做了深入阐发。在“叙述转向”这一理论视域中，“历史表现”可以视为对“叙述实体”这一概念的某种升级版命名。所谓的“叙述实体”概念来自于沃尔什（W.H.Walsh）对“文艺复兴”、“启蒙运动”、“近代早期欧洲资本主义”或者“教会的衰落”这类“综合概念”（colligatory concepts）的命名。安克斯密特将“综合概念”改称为“叙述实体”，它类似于“图像”或“图画”等对过去的替代性表现，具有本体论的意味：“这些‘图像’或者‘图画’——我们将称它们为叙述实体——是事物，而不是概念。”[ [荷]弗兰克·安克斯密特：《叙述逻辑：历史学家语言的语义分析》，田平、原理译，大象出版社，北京出版社2012年版，第112页。]“叙述实体”概念的生成，其实与安克斯密特后来对“历史表现”的演绎异曲同工，都彰显出历史解释的“美学化”倾向。

        在安克斯密特看来，“表现”（representation）同样具有本体论意味。历史学家的工作是对“不在场的”过去进行“再度呈现”，作为历史实在的“替代品”，“历史表现”就像艺术品一样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根本的洞见是，表现与被表现者在本体论上的地位是相同的。想一下这样一个范式性的例子：肖像画所描绘的对象与肖像画本身具有相同的本体地位——二者均属于世界清单（the inventory of the world）上的项目——正是这一事实可以解释，表现为什么通常可以成为其所呈现对象令人满意的替代者。”[ [荷]弗兰克·安克斯密特：《历史表现》，周建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2页。]由此可见，“历史表现”与“叙述实体”的精神实质是一脉相承的。

        安克斯密特之所以用“历史表现”取代“叙述实体”等相关概念，是因为他越来越意识到“叙述”与“讲故事”（storytelling）之间存在的固化联想，可能窒息叙述主义历史哲学的发展：“如果不是大多数的话，许多历史学并不具有讲故事的性质，叙述主义所有可能引起的与讲故事的关联，因而都应当避免。叙述主义更应当与（历史的）解释联系在一起。”[ F. R. Ankersmit, History and Tropology: The Rise and Fall of Metaphor,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p.45.] 与“叙述实体”相比，“历史表现”这一概念不容易狭隘地将历史分析局限于特定历史故事的范式中。除此之外，正如一些历史学家担忧的那样，“叙述”很容易与小说虚构产生混淆，认为“历史写作不过是小说的变种而已”。而使用“表现”则可能避免这一问题：“从未实际发生过的事也可以被叙述，但表现总要有被表现者。这就是‘表/再现’一词的原意：你只能再现（不管什么原因）如今已不在的东西。因此，术语‘历史表现’不会引导我们忘记历史学家的文本的特征：它是有关过去的，它应尽可能公正地对待过去。”[ [荷]弗兰克·安克斯密特：《崇高的历史经验》，杨军译，东方出版中心2011年版，第1-2页。]由此可见，安克斯密特虽然避免将“历史表现”与历史实在之间归结为“指称”的关系，但二者之间的客观联系并未切断。

        而且，正如论者进一步指出的，安克斯密特钟情于“表现”这一概念，实际上是试图将此理念贯穿到政治领域，这是构建其整体理论框架的需要：“安克斯密特之所以对表现一词情有独钟，还在于他将自己的视野扩展到美学和政治领域的理论雄心。……而现代民主政治的核心问题，毋庸置疑地乃是政治过程如何代表或者再度表呈（represent）民意，于是，表现一词就成了贯穿审美、政治和历史这三个不同领域的最为核心的概念。”[ 彭刚：《叙事的转向：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的考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7页。]安氏所著的《审美的政治》和《政治表现》就实践了这一理论构想。

        海登·怀特的叙述主义史学理论最引发争议的一个问题，就是将历史文本视为一种“文学制品”（literary artifact），极大地消解了传统史学的科学性和客观性“神话”。在怀特看来，历史作品就是“以叙事性散文话语为形式的一种言辞结构。”[ [美]海登·怀特：《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陈新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历史与其说是科学，毋宁说更接近于艺术。事实上，在相当长的时期，历史与文学修辞的联系一度非常紧密：“18世纪的历史编纂仍然公开是修辞学的，而且，就如戈斯曼在不同的场合所证明的，历史编纂被设想为是文字和文学世界的存在部分：对历史真相的寻求是19 世纪开始的，这激发了历史编纂的规范化，要求放弃修辞学和文学效果，因为人们相信这妨碍获得历史真相。”[ [荷]弗兰克·安克斯密特：《历史与转义：隐喻的兴衰》，韩震译，文津出版社2005年版，第17页。]历史哲学的风潮变动转换，直接影响人们对此问题的判断。叙述主义和认识论历史哲学的看法恰好形成鲜明反差。而在史学理论演进中一直存在着这样聚讼纷纭的议题：历史到底应当是科学还是艺术？在《历史的负担》（The Burden of History）一文中，怀特指出了史学界应对这一诘问的“费边策略”（Fabian tactic）。依据这种策略，历史得以摇摆于科学与艺术之间，从而占据了某种左右逢源的中间地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这一策略成功化解了人们对历史学的批评，并使得历史学家占据了一个处于艺术和科学之间的、从认识论上来说是中立的中间立场。因此，历史学家有时认为，只有在历史学中，艺术和科学才得以在和谐的综合中相遇。”但是这种骑墙策略并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一争议，反而引发了越来越多的质疑与批判，将历史学家置于左支右绌的尴尬境地：“在当代历史学家的身上，我们感受到一种日益强烈的怀疑，怀疑这一策略阻碍了人们对2O世纪、社会科学和哲学之重要进展的认真思考。在非历史学家中，人们越来越认同这样的观点，即历史学家远非像他自己声称的那样是艺术与科学之间理想的仲裁者，而是二者无可挽回的敌人。”[ [美]海登·怀特：《话语的转义——文化批评文集》，董立河译，大象出版社，北京出版社2011年版 ，第29-30页。]怀特认为，一些历史学家所抱持的陈旧的科学与艺术观念，已经成为“历史的负担”，无法应对现代历史编纂所面临的挑战。历史既不是科学，也不是艺术，而应当汲取现代科学和艺术的有益方法与视角去看待世界。虽然怀特拒绝将历史简单地等同于艺术，但是他所开启的叙述主义理论颠覆了历史编纂的实证主义认识论范式，因而在科学与艺术构成的连续光谱上，叙述主义历史学被认为更接近于艺术这一端。

        在《元史学》一书中，怀特开宗明义地指出历史学的“诗性本质”：“我的一个主要目的在于，要在历史学和历史哲学中确定那种任何时代都在使用的独一无二的诗学要素。人们常说，历史学是科学和艺术的一种混合物。但是近来，当分析哲学家成功地澄清了在何种程度上历史学可能被视为一种科学时，对历史学艺术成分的关注却不多见。通过揭示出一种特定的历史学观念赖以构成的语言学基础，我试图确定历史作品不可回避的诗学本质，并且具体说明其理论概念被悄然认可的历史记述中的那种预构因素。”[ [美]海登·怀特：《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陈新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在历史学家叙述之前，过去的历史实在不过是混沌杂乱的“遗迹”和“碎片”，本身并无后来文本所呈现的情节结构和意识形态蕴涵。就像怀特说的那样：“任何一组被历史记录证明的特定事件都不会包含一个明显完整或全面的故事。这对于构成个人生活的事件来说是如此，对于那些构成一个机构、一个国家或整个民族的生活的事件来说，也莫不如此。我们并不经历故事，尽管我们以故事的形式回顾过去生活从而赋予它们以意义。”[ [美]海登·怀特：《话语的转义——文化批评文集》，董立河译，大象出版社，北京出版社2011年版 ，第97页。]历史故事的结构和意义，并非历史学家在过去实在中发现的，而是通过叙述建构出来的。在进行任何的叙述和解释之前，历史学家必须经过一个带有“诗性”色彩的“预构”（prefiguration）阶段。受惠于维柯“诗性智慧”的论述，怀特将隐喻、转喻、提喻和反讽四种修辞类型作为形塑历史意识深层结构的“主导性比喻策略”。历史学家通过比喻性的“预构”生成融贯一致的历史文本，将原本陌生杂乱的素材置入人们熟悉的理解框架当中，在此基础上进行历史解释。由此怀特断定，历史学家和诗人的理解方式没有差异：“从事实的角度来看，历史学家理解历史——在时间中演变的实在世界——的方式与诗人或小说家理解它的方式是一样的，也就是说，都是通过赋予初看起来成问题的和神秘的领域以一种人们很熟悉因而清晰可辨的形式。”[ [美]海登·怀特：《话语的转义——文化批评文集》，董立河译，大象出版社，北京出版社2011年版 ，第106页。]在怀特

        看来，历史叙述话语在本质上是诗性的，而他的历史叙述理论也建基于语言学和修辞学之上，或者说直接转向了文学理论。

与怀特对历史叙述的修辞学分析相比，安克斯密特的学术路径更倾向于哲学思辨。周建漳在为《历史表现》撰写的《译者序言》中指出：“怀特的工作代表的是‘修辞学进路’，其特征主要是援引文学叙述学理论对史学叙述做结构主义式的文本分析，安氏所取的则是对史学叙述行哲学语义分析的‘哲学进路’，……二者之间一个关键的不同如安克斯密特在本书中文版序言中所说，是前者‘完全排除了关于史学文体与过去实在之间关系的认识论探讨的可能性’，从而包含着将不同史学文本等量齐观的相对主义危险。”[ 周建漳：《译者序言》，[荷]弗兰克·安克斯密特：《历史表现》，周建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8页。]在怀特看来，历史与文学虚构之间并无本质差异，这种相对主义论调必然带来历史认知与判断的困难。安克斯密特在《历史与转义：隐喻的兴衰》一书中同样对怀特的理论主张提出批评：“怀特可能是完全错误的，因为他的转义理论没有为像历史编纂的真相和可证实性这样的概念留有空间，而且这似乎会引起对历史学家本身认知责任的不尊敬。转义学似乎把怀特的船吹离了安全的科学港湾，而刮到充满危险的文学和艺术的大海之中。《元历史学》把历史编纂转变成文学了。”[ [荷]弗兰克·安克斯密特：《历史与转义：隐喻的兴衰》，韩震译，文津出版社2005年版，第10页。]在历史解释与过去实在的关联方面，安克斯密特比怀特显得更加谨慎一些。作为一个美学范畴，“历史表现”并非像认识论哲学那样要求描述（或“指称”）历史实在，它是对历史的解释：“虽然描述和表现二者都处于跟实在的关系中，描述可以说是指称实在（通过主词的方式），相反，表现（作为一个整体）则可以说是关于实在的。”[ [荷]弗兰克·安克斯密特：《历史表现》，周建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1页。]虽然不像“指称”实在那样客观确切，但“关于”（being about）实在的“历史表现”，绝非意味着可以唯心地“制造”或“创造”实在。在《历史表现》一书的结尾，安克斯密特总结道：“史学是艺术甚于科学。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历史学家在表现过去的时候享有与艺术家同样的自由。” [ [荷]弗兰克·安克斯密特：《历史表现》，周建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99页。]这是安克斯密特与那些极端叙述主义者和解构主义者之间的重要差异。

        二、叙述竞争与表现增殖

        既然历史作品被怀特视为一种“形式上的言辞结构”，所以他对历史叙述的形式主义分析就顺理成章了。在《元史学》一书“序言”的开篇，怀特就开宗明义地提出要建构“一种有关历史作品的形式理论”。他的目的是从历史文本的形式结构分析入手，探究历史叙述和解释的本质规律。除了对历史解释起到基础性和隐性作用的“转义理论”外，怀特还总结出三种容易辨认的显性维度：情节化解释、形式论证式解释和意识形态蕴涵式解释，分别对应于美学的、认识论的和道德的层面。而在每一种解释策略中，又可以分辨出四种模式：情节化包括浪漫剧、喜剧、悲剧和讽刺剧；形式论证包括形式论、有机论、机械论和情境论；意识形态蕴涵包括无政府主义、保守主义、激进主义和自由主义。历史学家的叙述都是基于上述模式的某种组合。

        通过“诗性预构”，历史学家选择主导的转义策略，采用相应的解释模式，将历史事件纳入到某种情节结构和形式秩序中，将陌生的过去转化为熟悉和容易理解的故事。在怀特看来，历史学家的叙述受制于文学惯例、神话原型等文化传统，对于同一历史事件，可供选取的故事类型其实是有限的：“如果人们能够就同一组事件，比如人们通常列举的‘法国大革命’，讲述许多不同的故事，那么这并非意味着就该组事件所能够讲述的故事的类型在数量上是无限的。关于法国大革命所能讲述的故事类型会受到情节编织模式数目的限制，这些情节编织模式已经得到了西方文学传统的神话的认可，它们被认为是能够赋予人类进程以意义的适当方式。”[ [美]海登·怀特：《话语的转义——文化批评文集》，董立河译，大象出版社，北京出版社2011年版 ，第68页。]这种情形就是叙述形式对过去的“驯化”（domestication）。

        安克斯密特对此论调颇不以为然，认为这种转义学主张限制了历史叙述的空间：“通过剥去过去的所有可能不适合转义学解释模式的东西，努力驯服、驯化或把握历史。西方人发明那种模式就是为了使社会历史实在有意义。显然，我们倾向于惊呼，我们不可能指望历史编纂做别的什么事情吗？除了成功使我们不熟悉的过去成为熟悉的之外，我们能期望历史学家的文本做什么别的呢？”[ [荷]弗兰克·安克斯密特：《历史与转义：隐喻的兴衰》，韩震译，文津出版社2005年版，第19页。]怀特的主张将历史学家置于“固定形式的封闭世界中”。而在安克斯密特看来，历史表现应当是丰富多样的，历史学家拥有自由表现的权力，形式结构不应成为约束历史表现的障碍。在《历史表现》一书中，安克斯密特对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做了生动阐释。他将形式比作“皮肤”，对于内容的表现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只有形式能赋予到目前为止仅仅是内容的东西以融贯性；唯拜它之赐，关于过去的混沌数据方构成可辨识的整体。”但这“形式的皮肤”不应成为宰制历史经验的枷锁，它应当是单薄的：“正规的‘形式的皮肤’是且应当是无限地薄的，它对在其覆盖下的东西一无所添，但即使如此，它仍然有力得足以完成它被期待完成的事情。因此，我们应该感谢怀特让我们意识到这一形式的‘皮肤’，但他的喻义之皮可以说仍嫌过于‘厚’与‘韧’，以致不能完全自如地适应每一具体内容。”安克斯密特纠正了怀特过分倚重形式的倾向，为内容的丰富表现保持了开放性：“形式在此是唯一地由其内容所界定的，每种不同的内容都自动地给出不同的形式。”[ [荷]弗兰克·安克斯密特：《历史表现》，周建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75页。]（黑体为原文所加）

        如果说怀特的转义学致力于“驯化”过去，将陌生的转化为熟悉的，那么安克斯密特的“历史表现”则与此相反，其目的在于将熟悉的陌生化：“历史编纂学的论争，从根本上说，目标并非指向论证，而是指向解释主题的增生。历史编纂学的目的不是叙述物转变成真实的事物（或它们的类型概念）。相反的，它试图造成已知的和没有问题的东西的消解。其目标不是把未知的变成已知的，而是把非常熟悉的东西陌生化。”[ [荷]弗兰克·安克斯密特：《历史与转义：隐喻的兴衰》，韩震译，文津出版社2005年版，第48-49页。]这种陌生化的解释效果来自于创新的历史表现视角，它丰富了历史叙述的图景，拓展了人们对历史的理解和认识。而且，历史叙述和历史表现的意义并非仅仅在于还原过去，而是提供一种独到的历史解释。

        安克斯密特指出，历史学家的语言并非一种透明的载体，透过权威的历史叙述无法一劳永逸地解决历史争端。正如卡勒（Jonathan D. Culler）批判的那样，认识论哲学“终结写作”的企图难逃被解构的命运。“在历史编纂学的历史领域中伟大的著作，兰克、托克维尔、马克思、布克哈特、赫伊津哈、迈纳克或布罗代尔，并没有终结历史论战，并没有给我们这样的感觉：现在终于知道过去的事物实际如何了，终于实现清澈透明了。相反，这些著作证明是产生更多写作的最强有力的刺激源；它们的效果因而是使我们与过去陌生化，而不是将其作为历史编纂博物馆内的某种偶像，由此我们可以从所有可能的观点去审视它。”[ [荷]弗兰克·安克斯密特：《历史与转义：隐喻的兴衰》，韩震译，文津出版社2005年版，第87页。]安克斯密特将历史文本视为验证德里达（J.Jacques Derrida）的“延异”（différance）和“文本间性”（intertextualily）概念的最佳例子：“各种叙述性解释是相互规定的，因此它们的认同有赖于它们的文本间的关系。结果，多亏历史解释的增殖，而不是靠试图减少它们的数量，才能在历史编纂学中获得最大程度的澄清。”[ [荷]弗兰克·安克斯密特：《历史与转义：隐喻的兴衰》，韩震译，文津出版社2005年版，第87页。]历史叙述和历史表现是在相互比较和竞争中确立自身意义和地位的，一个叙述或表现终究只是众多历史解释的一种而已，它无法提供最完满、最准确的答案。 在《历史表现》一书中，安克斯密特同样反复申说关于历史表现“增殖”（proliferation）的重要性：“(历史)表现高度评价表现的增殖，因而重视的不是某一表现的完善，而是产生出更为斑斓多姿的表现。历史洞见不是此前各种观点不断‘收敛’，不是对真理的不断趋近，相反，它是各种可能观点的‘爆炸’。”[ [荷]弗兰克·安克斯密特：《历史表现》，周建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6页。]基于多元竞争的叙述或表现，我们才能做出评判，到底哪一种叙述或表现才是成功的。

        基于让历史表现获得增殖性的考量，安克斯密特一再批判怀特的形式论主张。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怀特也在其转义学框架中多次提出关于叙述竞争和意义增殖的论述。虽然怀特认为情节化、论证和意识形态蕴涵模式的组合具有“可选择的亲和关系”（elective affinity），这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历史学家的自由，但是历史学家同样可能故意对抗这种组合的亲和性，从而在叙述中形成怀特所谓的“辩证的张力”（dialectical tension）：“在某个特定史学家那儿，这些亲和关系并没有被当作各种模式的必然组合。相反，表述每一位史学大师作品特征的辨证张力，往往来源于这样一种努力，即它将情节化模式与和它不相协调的论证模式或意识形态蕴涵模式结合在一起。”[ [美]海登·怀特：《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陈新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38页。]而这种“辩证的张力”往往能够为历史叙述带来陌生化的效果，这也正是那些历史叙述经典之作的魅力所在。对于史学大师的这种“犯规”之举，怀特是持赞赏态度的，因为这可以被视为艺术创造性的表现，本质上是“诗性”的：“这就使单个思想家关于该领域的概念获得了一种自我融贯的总体外貌。并且，这种一致性和融贯性赋予其著作独特的风格。在此，问题在于确定这种一致性和融贯性的基础。依我看，这种基础是诗性的，本质上尤其是语言学的。”[ [美]海登·怀特：《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陈新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39页。]面对同一历史事件，历史学家对于叙述模式和解释策略的自由选择，非常类似于作家的文学虚构，这又符合怀特历史诗学的基本立场。西蒙·冈恩（Simon Gunn）也从这一角度指出了历史叙述的竞争性：“在怀特看来，这种情形使得历史学家的活动成为一种诗性的行为，一种文学想象性的活动。因此，针对可能构成过去的内容，就存在互不相同但可能相互竞争的多种诗性比喻。历史总是被书写成多种诗性比喻之一种。”[ [英]西蒙·冈恩：《历史学与文化理论》，韩炯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6页。]怀特认为他已经通过将历史与文学等量齐观而赋予历史学家足够大的自主性，批判的矛头应当指向那种只限定“仅仅一种故事形式”的历史学家：“正宗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之间的真正分歧在于，后者认为历史事件可以用一种而且仅仅一种故事形式来进行编排。一旦发现了可以用来赋予历史事件以不同意义的所有可能的情节结构，历史写作就会兴旺发达起来。”[ [美]海登·怀特：《话语的转义——文化批评文集》，董立河译，大象出版社，北京出版社2011年版 ，第99-100页。]不过，安克斯密特的要求不限于此，他主张要彻底突破形式的禁锢，达到表现的无限增殖。和他比起来，怀特带有明显结构主义色彩的历史诗学面临被解构的危机：因为他只赋予历史学家以有限度的自由，毕竟看起来，历史学家只能在四种主导性的转义类型下进行叙述竞争。

        抛开这些分歧，回到怀特与安克斯密特的共同点上来看，二者对历史叙述或表现的美学价值都颇为看重。与安克斯密特的看法类似，怀特也认为历史文本是不透明的，历史写作不会因为权威之作的诞生而终结。这同样是对那种认识论哲学所抱持幻想的解构：“由于历史叙事的生产，历史文献所描绘世界的不透明性反而有增无减。每一部新的历史作品仅仅增加了可能性文本的数量，如果要如实地描绘一幅有关特定历史背景的完整而精确的图画，我们就必须对这些文本作进一步的阐释。在需要加以分析的过去与通过分析文献而创作的历史著作之间存在着一种悖谬关系；对过去了解得越多，就越不容易对其进行概括。”[ [美]海登·怀特：《话语的转义——文化批评文集》，董立河译，大象出版社，北京出版社2011年版 ，第97页。]历史叙述和表现是不能互相取代的，每一个历史学家都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解释历史的视角。叙述竞争和表现增殖之所以值得鼓励，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生产出愈来愈多的历史经典，丰富人们对历史的解释和认识。怀特认为，那些丧失了科学认知价值的历史经典之所以依然值得珍视，就是因为作品本身具有审美属性，就像文学经典一样恒久不衰：“与那些在艺术上较少自觉性的作家相比，这些经典作家显然更具‘艺术性’或‘文学性’。然而，这种艺术性和文学性远没有限制他们作为历史学家的地位，相反，正是他们话语中的这种文学或艺术成分使他们免于被明确地否定，并使他们在历史编纂‘经典’中赢得了一席之位。在我们不再相信这些经典作家的学识以及他们对‘事实’的特殊解释之后很久，我们还依然将他们的著作奉为历史行业的典范，此时我们所赞颂的正是他们那具有建设性的想象力。”[ [美]海登·怀特：《话语的转义——文化批评文集》，董立河译，大象出版社，北京出版社2011年版 ，第128页。]

        历史叙述的合理评价标准除了要求呈现“真理”，还需要考验历史学家的“眼界”。关于历史表现的优劣评判，安克斯密特坚持美学标准的逻辑优先性：“真正重要的是，令我们能够评价史学表现的美学标准对我们用以评判认知与规范话语的标准具有逻辑在先性。叙述表现的评判不用诉诸这些认知和规范话语的标准——相反，关于成功表现的美学标准能让我们评价认知和规范标准对于历史表现的作用。”而最好的历史表现应当是叙述竞争中胜出的最富有创意、拥有最广阔眼界的那一个：“表现上的成功总是涉及在竞争的叙述表现之间做出决定。这涉及关于过去的各种叙述表现彼此间的比较，而不是个别叙述表现与过去本身（即单一真陈述呈现给我们的那种情况）的比较。其含义是，我们所拥有的表现越多，就越能够成功地将它们进行比较，我们也就越可能对它们彼此的优劣做出判断。……最大胆、最冒险、从现有历史认识基础看最不可能是正确的一一然而在此基础上同样没法被排除——的叙述表现是具有最广阔眼界的表现。我强调，历史表现的这套评价标准不包含规范性成分：这完全不是诉诸伦理规范或标准。”[ [荷]弗兰克·安克斯密特：《历史表现》，周建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98页。]与安克斯密特的说法如出一辙，怀特基于历史编纂的诗性本质，顺理成章地坚持历史叙述评价的美学标准：“没有哪种确定无疑的理论基础能使某人正当地要求一种权威性，从而认定某种模式比其他模式更具有‘实在性’；以上的逻辑结果便是，我们反思一般性历史的任何努力都被约束在彼此竞争的解释策略中选出的某一种中；由此推论，选择某种有关历史的看法而非选择另一种，最终的根据是美学的或道德的，而非认识论的”[ [美]海登·怀特《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陈新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总体来看，在叙述竞争与表现增殖问题的看法上，怀特和安克斯密特没有根本分歧，二者的差异或许可以概括为：怀特的理论虽然具有消解认识论历史哲学的后现代意味，但他同时也是一个结构主义形式论者，而安克斯密特则在扬弃和发展叙述主义历史诗学的过程中试图解构其中的形式论成分。

        三、“褒扬主体性”与历史的“私化”

        在历史学研究中，事实与价值的冲突一直是历史学家难以回避的问题。在传统的认识论框架中，历史学家的主体性甚至被视为某种“道德原罪”。与此相反，安克斯密特着力彰显历史表现的美学特质，强调美学优先于认识论的“逻辑层级”（logical hierarchy），在此基础上为历史学家发挥主体性进行辩护。在历史表现中，历史学家不需要通过隐藏自己来显示“客观性”，而且在历史叙述中清除自身痕迹事实上也是做不到的。与其说主体性是历史叙述的障碍，毋宁说它是成就历史学家的内在要求：“我们应当赞美主体性，不应该要求史学家在叙述历史的时候把他们的道德与政治信念放在一边。首先，基于对道德与政治价值的信念所产生的往往是对我们的当下与未来定向最有用的历史。……同样，所有真正重要的历史著述都要求采纳特定的伦理和政治准则。正如历史学家迈克尔·霍华德（Michael Howard）曾经有力指出的那样，‘无偏颇，不成书’。”[ [荷]弗兰克·安克斯密特：《历史表现》，周建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01页。]坚持主体性并非仅仅为历史学家赋权，而是旨在更深刻地体察与认知历史。历史难以避免主观性，已经逐步得到史学界的公认。消除主体性，采用所谓的纯客观立场，对于历史理解和解释来说是得不偿失的：“纯客观的立场的确未必是适合于任何种类理解的最佳方式，‘在关于世界、生活及我们的某些事情方面，最大限度的客观性立场并不能导致恰当的理解’。”而且，历史客观性的分析应当充分考量史学作为人文学科的特殊性：“由于历史的客体就是人类主体本身，‘主体性倾向乃是历史客观性自身的维度’，因此，对于人文研究来说，有时主观性恰恰就是客观性。”[ 周建漳：《历史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19页。]

        对历史学家主体性的争执，折射出历史学科范式的不断转换。与历史学专业化的科学范式大相径庭，19世纪浪漫主义历史学家倾向于将那种在叙述中隐匿主体性的做法视为怯懦的行为，“自我”在这些历史学家的叙述中有着鲜明的印记：“这些浪漫主义历史学家曾经被琳达·欧尔恰当地描述为‘我首位’（me-first）的历史学家。他们出于相当个体化的目的撰写历史，不论他们是多么想让读者相信其观点的紧迫性，以及对于正确理解他们的时代是多么的不可或缺。他们所有人对于过去都有着最为个人化的联系，并在这种联系中找到即便不是全部也是主要的灵感。他们会把兰克‘我可以说要把自己完全抹去’的话弃如敝屣，认为这是理智上的怯懦，抛弃了历史学家的道德义务。”[ [荷]弗兰克·安克斯密特：《历史表现》，周建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57页。]“浪漫主义”（Romanticism）张扬“自我”，听从内心呼唤，重新检视个体权利，以反叛性的姿态占领自由抒发本性的据点，开启了一种表达个体情感的新思潮和范式，对人类历史和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而学界关于浪漫主义思潮的研究歧见迭出，莫衷一是，英国哲学家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无奈地宣称“浪漫主义是一个危险和混乱的领域”：“关于浪漫主义的著述要比浪漫主义文学本身庞大，而关于浪漫主义之界定的著述要比关于浪漫主义的著述更加庞大。这里存在着一个倒置的金字塔。”[ [英]以赛亚·伯林：《浪漫主义的根源》，亨利·哈代编，吕梁等译，译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9页。]虽然人们对浪漫主义的定义众说纷纭，但对其精神特质的表述却又有一些共同的内容。在《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一书中，加拿大当代著名哲学家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曾经对浪漫主义做出这样的概括：“与古典主义强调理性主义、传统和形式上的和谐不同，浪漫主义更推崇个人、想象和情感的权利。……假如我们采取这样的方式定义浪漫主义，那就可以清楚地说明它同以本性为根源的哲学之间的关系。这种内在声音或冲动的概念，这种在我们的内部，尤其在我们的情感中发现真理的观念，正是各种形式的浪漫主义反抗的关键的证明性概念。它们与浪漫主义反抗是不可分割的。这就是为什么卢梭总是他们的出发点的原因。有时候内在声音或冲动尤其被看作是对个人自身而言的，它是一个人的自我之声。”[ [加]查尔斯·泰勒：《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韩震等译，译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568页。]无论如何，浪漫自我的发现，个体主观精神的展现，成为浪漫主义历史叙述主体性的重要表征。

        虽然浪漫主义史学与后起的客观主义史学或实证主义史学显得格格不入，但在安克斯密特看来，作为现代历史编纂学的起源，浪漫主义战胜启蒙秩序观的功绩不容忽视。在《历史与转义：隐喻的兴衰》一书中，安克斯密特区分了“普遍陈述”（general statement）和“历史叙述”（historical narrative）两种话语类型：前者作为启蒙的自然法哲学的典型语言形式，与人们日常与科学表述联系在一起；后者作为浪漫主义的范式，应当作为历史学家使用的语言形式：“普遍陈述使人想起普遍化的、可互换的认识主体，而叙述使人想起个体的历史学家。作为浪漫主义的后嗣，个体的历史学家被排除在我们大家共有的社会历史实在之外：每一个体的历史学家都寓居于不同于他同行的社会历史的‘家’中。”[ [荷]弗兰克·安克斯密特：《历史与转义：隐喻的兴衰》，韩震译，文津出版社2005年版，第102页。]浪漫主义的“历史叙述”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其有别于“普遍叙述”语言的透明性，彰显出历史学家关于历史解释的独一无二性，以丰富的个体表现为人们提供了观察历史的别样视角，深化了人们对历史的认知。

        虽然19世纪浪漫主义运动早已步入历史深处，但安克斯密特在关于“历史表现”的论述中仍然一再征用浪漫主义史学理论资源，其目的之一就是褒扬历史学家的主体性。在19世纪以后史学作为一门专业学科的建构过程中，科学实证精神得到宣扬，历史学家的浪漫自我被放逐了，过去实在成为史学研究的整合性对象——“客观给定物”（objective given），历史学家则集合成科学可信地描述历史的一个学术共同体，历史学家的“自我”呈现出一副“普泛和学科化”的面目。而在史学范式的后现代转换过程中，史学领域上演了“去学科化”的变革：“在我们这个后现代的时代，最重要的一个发展是历史之为对象的观念被抛弃，……过去自身作为一个整体的解体，不论其过程是多么复杂，促成了本学科所内含的准集合认知主体的消解。本体层面上的解体伴随着认识层面上的解体。”在这样的情境中，历史学家“普泛和学科化”的主体消解了，取而代之的是个体化的自我。史学的这一后现代转折被安克斯密特称作过去的“私化”（the “Privatization” of the Past）:“历史领域的‘民主化’或‘私化’已然展开，从而，不再存在单一或自足的学科中心，所有关于过去的知识均由它组织安排。我们与过去的关系已经变得‘私人化’了，意即历史首先是史家个体的作品，而不再是集合的体制化史学主体的产物。”[ [荷]弗兰克·安克斯密特：《历史表现》，周建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56-158页。]在过去的后现代“私化”当中，历史学家个体与过去的联系变得重要起来，历史学家的“自我”在一定程度上又回返到类似于浪漫主义的状态。不过，正如安克斯密特提醒的那样，后现代史学的“自我”与浪漫主义史学的“自我”毕竟是两个不同历史阶段的产物，二者之间的一个显著差异是：“浪漫主义史学的自我对其他‘竞争的’自我是有意无意地排他的。”而后现代史学的“自我”则并不过分关心其他同行的所作所为。对此状况，安克斯密特以形象的比喻加以说明：“历史是一座大教堂，每个历史学家为了共同的事业为之添砖加瓦的形象被代之以历史像一个都市，在这里，每个人走自己的路，操心自己的事，不太关心其他人在干什么。”[ [荷]弗兰克·安克斯密特：《历史表现》，周建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56-157页。]消解了宏大叙述的后现代历史，越来越趋于“碎片化”（fragmentation）。当代西方史学中流行的微观史、心态史和日常生活史，都反映了这一转变。历史学家个体的见证或经验，对于历史叙述或表现显得尤为可贵。总体来看，虽然史学范式经历了后现代的转换，但安克斯密特对历史学家主体性的坚持并未发生动摇。

        传统的实证主义论者始终对怀特和安克斯密特等叙述主义理论家心存疑虑，认为历史叙述或表现中蕴含的主体性具有反实在论或相对主义的倾向。对此，怀特曾经如此辩驳：“我并不是说没有真实这件事，只是我们对真实总有不同的版本，而这些意识形态的元素，则是来自于我们对如何建构真实有不同的兴趣。”[ 陈建守主编：《史家的诞生：探访西方史学殿堂的十扇窗》，戴丽娟、谢柏晖等译，时英出版社 2008版，第62页。]通过彻底剔除历史学家的主体性来实现历史书写的客观可靠，注定是徒劳的，因为每一个历史学家总是透过自己的独特视角来检视史料的，从而不可避免地将主观精神融入其中。柯林武德（Robin George Collingwood）的一段经常被引述的话就说明了这一点：“圣奥吉斯了从一个早期基督捷的观点来看待罗马的历史；提累蒙特是从一个17世纪法国人的观点来看；吉本是从一个18世纪英国人的观点来看；而蒙森则从一个19世纪德国人的观点来看。问哪一种观点是正确的，那是没有意义的。”[ [英]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0页。]这些观点并非自说自话，而是建构了一种主体间性的历史解释。意义的增殖赋予历史更繁复、更多面向的真实，众声喧哗、互相竞争的历史叙述或表现，给人们提供了一个深入思考和探讨的空间，历史的客观性将建立在主体间性的基础之上。

作者简介：王强，文学博士，闽南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传播学与叙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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