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陈紫欣 来源：
符号学论坛 浏览量：2741 2016-11-20 09:58:59
改变世界首先要认识世界
“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本书的导论与结尾作者都提到了老子的这句名言以说明符号问题在整个传播学中的地位，任何传播都离不开符号，同时也正因其深奥难解传播符号学成为了透视传播问题的关键与锁匙。“群山万壑赴荆门”，传播符号就如传播学的“荆门”，传播符号或许是传播学中比较“玄妙”的东西，但也是人类传播的“生命基因”和人类文明的“精神细胞”。
莫里斯和托多洛夫都认为西方符号学有四个源头：语言学（包括语言哲学）、逻辑学、修辞学、解释学。赵毅衡教授指出这个说法不全面[1]，即使在西方传统中，哲学、诗学、艺术学、美学、传播学、认知理论、心理学（尤其是格式塔心理学）、人工智能，甚至生理学都对符号学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为二十世纪符号学的兴起提供了思想资源。
传播离不开符号，符号的意义在传播中生成，其生成和流变的规律，构成了人类意义生产和文化建构的基本法则。这一学理逻辑的展开，使传播符号学表现出传播学与符号学相互交融的特点。[2]符号学家、意大利波洛尼亚大学教授艾柯，最早在意大利设立符号学系时就取名为“传播理论研究系”，可见对注重宏观结构、历史背景和深度模式的批判性传播研究即传播学批判学派来讲，研究符号问题与研究传播问题往往是一回事。对于符号学来说，赵毅衡教授将符号定义为携带意义的感知，符号学即意义学，而传播的根本目的是传递信息，是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通过有意义的符号进行信息传递、信息接受或信息反馈活动的总称，传播与符号不可分离，传播符号学用符号学方法研究传播现象，解答传播问题，陈道德教授认为能运用符号进行传播才是人最基本的属性。传播行为产生了社会联系,从而使人成为社会的人,而语言和符号正是传播赖以进行的工具。[3]
符号以及符号研究领域理论学说层出不穷，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各学派观点各不相同，《传播符号论》以符号研究的三个层面为维度，探讨了符号构成的形式层面、符号内涵的意义层面以及符号理解的解释层面，在对各家学派理论进行梳理的同时结合我国文化进行阐释，深入浅出逻辑清晰，提供了一个相对完整、统一和系统的研究轮廓和理论框架，有助于理解传播符号及其功能和认识符号研究及其意义从而推进我国符号学理论的发展。
李彬教授通过此书集中梳理并系统论述了传播学科的基础理论与核心内容,相较于说围绕符号理论，不如说本书是以各学派代表人物为线索，通过介绍各位学者的生平引出他们各自的学说并对学者的著述功过作出客观评价。如在语言与符号一章中通过介绍索绪尔引出语言与言语、共时态和历时态、能指和所指、横组合和纵组合四个重要语言学理论，在结构与符号一章中通过介绍列维斯特劳斯、阿尔都塞、拉康论述结构主义及通过介绍德里达阐释结构主义、异延和文字学。不仅如此，本书追根溯源每一理论的起始发展与现状，将相同研究范围不同思想的学者理论相对比，同时联系国内实际，引用国内学者著及具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古文来进行论述。
回过头审视符号学研究，总体上符号学在传播学领域还属于一种方法论，也就是多被用作一种解剖传播文本、透视传播内涵、探究传播意图的研究工具。在本书的结语，李彬教授探讨了符号学从方法论到本体论的嬗变或回归，符号学研究及其流变结构主义是批判学派的方法论之一，而如特里·伊格尔顿所说结构主义研究的主要缺陷之一就是没有“历史感”，将能指和所指的符号过分分裂，容易忽略符号系统外的历史、经济、社会等各种因素的意义。在后现代社会，即一个新的历史时代、新的文化产品以及一种新的有关社会世界的社会理论类型，我们应看到符号的本体论的重要性，许多后现代大家对符号与人类生存状态进行了反思与批判，对人们认识社会生活的本质及把握当代传播的意义具有重要的启发与借鉴意义。
资本主义从第一个阶段即文化上的现实主义阶段到现代主义阶段再到后现代主义阶段的过程中，符号从与指涉物具有明确的关系开始与其指涉物分离甚至对立再到能指与所者发生彻底的分离，不仅指涉物与显示一起消失，甚至意义也受到质疑。正如《马桥词典·亏元》中所说的那样“这个世纪还喷涌出无数的传媒和语言；电视，报纸，交互网络，每天数以万级的图书，每周都在出产和翻新者的哲学和流行语，正在推动者语言的疯长和语言的爆炸，形成地球表面厚厚的覆盖”，近些年来随着技术革新而出现的博客、Facebook、微博、微信等社交网络平台使符号嬉戏、话语狂欢愈演愈烈，意义已经不再受重视，取而代之的是形式。鲍德里亚从符号本体论方面对当代社会进行了发人深省的分析与批判，他认为“生产”的支配性地位已为“消费”所取代，人们已经从单纯的物消费变成了符号消费，通过意义消费的社会差异来获得特定的社会地位与社会意义。
如今大众传播的发达导致的社会内爆是消费社会的症候之一。由符码和模型所构造的“超现实”是鲍德里亚从符号本体论进一步思考了当代社会的符号秩序从而把如今的现实归结出的概念，我认为其本质与李普曼于20世纪20年代提出的”拟态环境的环境化”并无不同，媒介所呈现的现实虽与现实存在差异，但由于人们很大程度上是根据大众媒介的信息来判断和采取环境适应行动的，他们对存在偏差的环境形成了共识从而导致差异意义的消散。法国社会文学家埃斯卡皮提出了“翻译即创造性叛逆”，而《传播符号学》的最大贡献就在于作者对西方的传播符号学理论进行了全面而生动的梳理，避免了对外文直接翻译中的不完全解码，使读者能够对传播符号学这一研究领域有一个全面而准确的认识和把握。虽然李彬教授十分自谦，但本书的学术价值不可忽视，它对国内向国际传播符号学研究的借鉴提供了帮助，为国内传播符号学研究的深入发展提供了基础。正如想要改变世界首先要正确深刻地认识世界，我国传播符号学研究应在认识西方理论的基础上，结合现代日新月异的媒介环境亦或说社会环境，审慎思考、展开思路、提升视野，深刻认识传播现象，科学把握传播规律，努力使中国传播事业不断朝着正确而美好的方向大发展、大繁荣。
[1] 赵毅衡.符号学文化研究:现状与未来趋势[M].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
[2] 李思屈 刘研.论传播符号学的学理逻辑与精神逻辑[M].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2013
[3] 陈道德.符号学散论[M].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