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马草原 来源：
符号学论坛 浏览量：3133 2016-11-21 20:17:16
英雄肝胆两相照，江湖儿女日见少
何为江湖？鲜衣怒马、仗剑行侠、快意恩仇，多少人的年少轻狂岁月就这样遗落在对武侠与江湖的无尽想象当中。对“侠”的希冀似烟雨朦胧又经久不散地缠绕着我们，迷离而又有诸般的怅然若失。对于武、对于侠、对于江湖，年少不更事的我们曾经一味沉醉，而这些曾经执着于心的意，在作者的《武侠文化符号学》中得到相对的澄明，通过这些澄明我们才能穿过那些令人踌躇的迷离从而理清自己的情怀，让仍在江湖的我们走得更远。
武侠，本质上是一种幻想符号。于是作者在梳理了学术界对“武侠”研究的前世今生后，以符号学理论作为方法论基础介入对武侠文化的研究，以武侠符号的本质即幻想性为出发点，深入探讨了二十世纪武侠文学及艺术发生与发展的文化逻辑，并以此为基点，直指当下“武侠”的生存现状，同时发掘“武侠”在未来的无限发展空间。以往对“武侠”的研究往往纠缠于武侠小说与武侠电影具体的内部范畴，而作者在此书中打破了所有媒介的界限，不再局限于小说与电影，还将研究视野遍及小说出版发行、电视剧、动漫、网游等等，最后着眼于整个武侠文化产业的再兴；不再拘泥于“侠义”与“江湖”的具体阐释与分析，而是从宏观上对“武侠”进行了再抒写以及理论建构。
一、武侠文本的矛盾张力
从1923年1月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在上海《红杂志》的开始连载起，一个开创性的隐秘世界——“江湖”便在20世纪的中国诞生，“它通过非近代的古典中国时空，非热兵器的可修之神功，非官方的暴力正义伸张，刻意拉开了它与现实世界的距离”（P55）。在内忧外患、动荡不安的民国时期，它完成了社会底层青年人对自身无法参与民族现代化的“想象性”抚慰，而这一巨大的想象性填补功能也成为武侠小说经久不衰的重要原因。但正如因书商的利益追逐以及作家生计需求而诞生的武侠小说，与武侠小说对大多数人所意味着的理想与超脱，两相对照与喟叹，这也意味着从产生之初，武侠文本内部与外部皆负矛盾张力而行。作者首先从武侠文本的元语言问题对此进行了详细探讨。
元语言是指向编码规则的语言，武侠文本一直提供着两种矛盾的解读方式：“道”之善与“盗”之恶，由此形成关于武侠文本的“解释漩涡”。“解释漩涡”是指同层次元语言的各组合部分在同一次解释中，相互冲突、角力却又彼此无法取消。“武”是侠客的安身立命之器，无“武”难以行侠仗义，由此江湖侠客人人热忱于自我武功的修炼，武侠小说中大多也以绝世武功秘籍的遗落与寻找为文本叙述的贯穿线索。但武侠文本中的“武”呈现矛盾冲突的两极，一方面是武功的一招一式，循序渐进，刀光剑影；另一方面却强调真正的武功不在于“有”，而在于“无”，正所谓“无招胜有招”。《史记》中写到：“今游侠者，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困厄”，“为国为民，侠之大者”，金庸借郭靖之口一语道尽了“侠”之精神，这些游历于江湖的侠客，所牵挂于心的不仅是自身武功的精进，更是自身侠义精神的坚守。若无侠义，武功再如何的绝伦，也不过是自食恶果、反噬其身，如《笑傲江湖》中的任我行。而至侠者，不仅仅是义薄云天，傲视群雄，更能云淡风轻、笑看江湖一切的纷纷攘攘与尔虞我诈，于是至侠者纷纷退隐江湖，甚至以一己之牺牲换取时代的安宁。这里体现了侠与“至侠非侠”观念的解释漩涡，“从侠客以武行侠到以武止武，甚至退到江湖以外彻底‘止争’”（P46）。侠客们在江湖首先讲“侠义”规则，剩下的其他种种纲常伦理皆退居其次，谢逊见了成昆先还了成昆的授业之恩再报血海深仇。在这些江湖儿女身上，师门传承与兄弟义气永远处在金字塔的顶端。可就是在这样的道义下掩饰的是一个血雨腥风、充满暴戾之气的江湖，《笑傲江湖》开篇便是福威镖局林家的灭门惨祸，更加具有反讽意味的是，灭门惨祸的起因竟是林平之路见不平解救了一个当垆卖酒的“丑”姑娘。在这些以侠义著称的江湖儿女身上，为了坚守自身的江湖规矩而拼搏与厮杀，这些都成了理所当然的事实，道义江湖又成了杀戮江湖。作者从武与“至武非武”、侠与“至侠非侠”以及武侠规矩的“解释漩涡”这三层逐渐攀升的元语言漩涡，解释了武侠文学与艺术的漩涡体裁。
其次，关于武侠文本的真实与虚构。在武侠文学诞生后，关于它的评价与定位问题纷争不断，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主流话语权威因其刻意经营炫奇情节、耽于幻想，往往将其定位为通俗文学并持否定态度，认为其幻想的白日梦大大有碍于中国国民精神的正面塑造。但是无论主流话语权威何如的批驳，不可否认，武侠小说在20世纪的风起云涌，哪怕后来五六十年代在台湾和大陆分别遭遇了官方禁止的重创但依旧在新时期延绵不绝，最后金庸武侠小说的“经典化”成为武侠文学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作者从这些纷杂的事件当中剥离出其所围绕的核心：符号述真与解读错觉。批判者往往指责武侠文本的荒诞不经，却不想忽略了诸多事实，首先武侠文本将叙述时代大多限定在“前现代”的中国，小说中一系列的命名往往与现实世界中众所周知的事实相对应，最重要的是小说的内在道德逻辑依旧与现实世界基本的纲常伦理相同，只是现实没有足够的洒脱与超越而只有无尽的不尽人意与无可奈何。更何况符号文本的目的终究是为了“求真”，哪怕大多数武侠符号的接收者往往将其解读为“知”其虚构为假却“信”其为真，看似追求的是虚妄，但“武侠符号提供关于个体‘暴力’大战雄风的想象，填补读者‘建功立业’的缺憾”（P60），让读者直面的是己身内心的真实。而对于武侠小说的作者而言，无论是被迫还是主动的参与武侠小说的创作，作者总是在不自觉中反抗着武侠小说带给自己的舆论压力，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追求武侠文本中的“纪实”叙述；二是武侠文本中隐含作者的塑造。史书在中国儒家文化哲学所决定的文类秩序中处于顶部，而小说叙述则处于最底层次；同时从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强调小说的道德作用，武侠小说的作者们通过征用现实世界的历史节点与建立侠客谱系，在纪实性与虚构性之间建立平衡，将暴力下放至民间，却依旧在道义的规则下维护江湖的稳定与统一。另一方面，武侠小说的作者往往在文本中塑造了“一个有节操、有修为的，身怀绝技，无敌于天下者”（P105）的隐含作者形象，在这隐含作者的背后暗藏着一个真实的落寞文人的自我文化形象期许。
二、武侠文本的演进格局
作者以“江湖”为着眼点，从格雷马斯的符号方阵出发，探讨了武侠小说的文体演进过程。在这一演进过程中，“否定”是其隐性逻辑。一切事物的进步往往从否定开始，而在多重否定之后，事物大多走向“繁华”过后的沉寂，或者寻求新的重生旅程。
就武侠小说而言，作者以《江湖奇侠传》的开始连载为始，到金庸的《鹿鼎记》为标志性的时间节点止，将“江湖”分为四个时期：以平江不肖生、还珠楼主为代表的“剑仙”江湖，以赵焕亭、郑证因为代表的“英雄”江湖，以宫白羽、王度庐为代表的“人”之江湖，和以金庸、古龙为代表的“侠”之江湖。在这四项的重重否定后，“‘江湖’中‘侠’的崇高感逐渐让位于怀疑论”（P130）。标志性事件就是《鹿鼎记》的横空出世，金庸在这书中塑造的“韦小宝式侠客”以“反侠”的行径宣告了“侠”一旦彻底地与现实的芸芸众生相似便失去了“江湖”中的生存空间。武侠小说以它的反讽抒写迎来了这一文体的高潮与衰败，此后在21世纪“大陆新武侠”的作家群里再也不复当初武侠小说的巅峰时刻。但如今从《仙剑奇侠传》开始引发的武侠游戏热潮，到现在武侠游戏与影视的融合，武侠符号迎来了新的表意形式：网游。随着当下科学技术的发展，虚拟真实的层层推进，作者最具有前瞻性的眼光就是发现了网游对武侠符号的再生的意义。
另外，作者特别指出中国动漫产业的发展前景问题。从李小龙把“kungfu”写进英语词典再到李安的电影《卧虎藏龙》获得多项奥斯卡奖，“武侠”已经成为中国的一个具有无限潜力的象征符号。而我国的动漫之所以一直以来不敌美国和日本的动漫，关键一点在于我们长久以来悬置了具有中国风格的武侠符号，同时长久以来我们将动漫的受众群体定位少儿。所以，作者提出“一个良好的品牌建构与一个合理的幻想度区分，将是推动中国动漫产业持续发展的关键”（P172）。
参考文献：
孙金燕：《武侠文化符号学：20世纪中国武侠文本的虚构与叙述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2015年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