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导着尘间意义阐释轨途的作者世界

——对话《社会文化符号学》建构的知识空间

吴迎君

我们自觉或不自觉地生活在我们各自的意义世界。我们当中，有孜孜究索真理者，沿着符号学进路跋涉前行，体知到人作为“符号的动物”[①]，所处的生活世界是“一个符号的宇宙”[②]，持续追问我们生活世界的“符号之网，人类经验的纠结之网”[③]。张碧博士的《社会文化符号学》，正显示出着意开凿洞穿尘间意义的理论隧道的旨趣，着手整合“社会符号学”（sociosemiotics）、“文化符号学”（cultural semiotics）、“媒介符号学”（media semiotics），构筑“从形成社会对象意义的语境出发”[④]而“对社会文化进行符号学研究”[⑤]的“社会文化符号学”，志宏才盛，岂可轻忽视之？

那么，“社会文化符号学”是否等同于一种系统周密的“社会文化”之“符号域”（semiosphere），及其独立研究学科的确立？

就我的理解，“社会文化符号学”（Social Semiotics of Culture）实质上意味着把社会“文化化”，即“将所有人类社会集体意识都归为‘文化’范畴”[⑥]，暗含着把“被冠以‘科学主义文论’”[⑦]的符号学“人文学科化”和“人文精神化”的要旨。——一意执固于密密层层的整齐划一、如一套精密航天站设备般的科学主义面相的学科想象，正是“社会文化符号学”所须警醒、疏离、批判、反思的对象，所须自觉破除的幻相。

当然，跳出科学主义至上的窠臼，并不等于摽弃学理性逻辑的筑基。《社会文化符号学》的总体章节结构，明确体现出二元对立的结构主义思维——把人类学符号学归拢，重新界定为“原始社会文化符号学”，设作“上编”；突出罗兰·巴尔特等符号学的现代社会文化针对性，界定为“现代社会文化符号”，设作“下编”。而在内在逻辑上，《社会文化符号学》有其自觉地穿行在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二重性畛域，慎小谨微，步步为营。某种意义上，如此剪裁诸种理论轮廓边际，重新营绘一种颇具创意的符号学知识图纸，已然是一种簇新的社会文化符号学的理论提炼，在阐述他者的同时，亦正进行自我阐述。

在呈显理论阵列的“空间性”陈师执锐的同时，《社会文化符号学》显露出耙梳理论脉络的“时间性”起承转合的一定自觉。“下编”里，把约翰·菲斯克定位为“社会文化符号学理论的集大成者”[⑧]，“广纳符号学诸家之所长，发挥不同符号学支系的特点”[⑨]，约可见出书写中的“论从史出”意识之一斑。书写中同时存在的“以论带史”意识，则和“论从史出”意识形成“史论”意识上的二重性。此间关节微妙处，有待于阅读者自家揣摩。

于我备感亲切的是作者的“本土问题意识”，既由而持有面对“异质性”的距离和冷静，也由而生发出观照中国语境的理论落实，“以中国语境中……场景为实例”[⑩]，“从自己的视角来（有效）阐释”[11]。譬如，阐释维克多·特纳“似乎玄之又玄”的“社会戏剧形式理论”时“以近代历史上的泱泱中国言”[12]；阐释多克尔的“戏谑预言”观念时例举中国音乐类节目“中国好声音”问题；阐释“语言风格”作为意识形态符号时结合“广东腔”、“上海腔”的“有腔调”展开；阐释罗伯特·霍奇和君特·克雷斯的符号语境意识形态观念时，更是详析中国旧式家庭除夕夜的聚座形式“所形成的句法结构……体现出典型的中国传统伦理意识形态”，最年长男性位居“上首座”，其妻次之，“子孙后代依旧按照男长女次、及先长辈和后晚辈的顺序规则进行排列”，“每位落座者都以其落座方式作为具体编码方式，既是符码发送者，也是符码接受者。由这些符码所共同构织的符码网络，俨然形成中国传统家庭伦理关系的缩影”[13]。隐约间，作者的“社会文化符号学”似或具有某种温度，忽闪在谨笃沉静的“格义”中，宛若“冰冻的池塘……摇曳的火把下”的“闪闪烁烁”。[14]

就著作者本身的治学之路而言，《社会文化符号学》可谓其符号学研究上的厚积薄发之作：其博士学位论文《从文学到文化：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研究》，已深知符号学的共时性维度与历时性维度无法截然分开，“索绪尔对‘共时性’和‘历时性’所进行的区分与对立是一种‘反历史主义’的‘非辩证方法’”[15]，“历史处于一种时刻发生改变的‘结构过程’中……一旦历史成为既定现实，研究者便必须暂时抛弃历时性眼光，建立起一种共时性模式来对其进行考察”[16]；其翻译的《社会符号学》[17]，引介“尚未得到国内学界的足够重视”[18]的罗伯特·霍奇和君特·克雷斯的“意识形态综合体”（ideological complexes）等符号学理论，示例皮尔斯符号学的操作有效性；《社会文化符号学》的理论殿堂，奠基于作者七载专研符号学的知识素养上，自然扎实坚固，亦恪守作者自觉隐却自身性情的学术写作套路，揭橥出秉持“价值无涉”原则，致志于规范化、格式化理论表述方式的自我克制。而作者的治符号学状态，使我想到里尔克《旗手克里斯多夫·里尔克的爱与死之歌》的开篇——

    “骑着，骑着，骑着，一整天，一整夜，一整天。骑着，骑着，骑着。”[19]

我有理由相信，“学究面目”的《社会文化符号学》，只是张碧博士的漫漫治学途中的一座青年期高峰，“如此骑着，骑进了黄昏，……大家重新沉默了，可是大家心里有雪亮的话。”[20]我有理由期待，确知“坚持符号学的实践理念的引导”[21]重要性的张碧博士，将抵达符号学理论实践上的高峰，如约翰·菲斯克式“为社会文化符号学实践树立高标”[22]，“慢慢地描着严正的大字……骄傲吧：我掌旗，/别担心：我掌旗……”[23]。我也有理由憧憬，在《社会文化符号学》中体知“符号学家们在分析社会文化对象时，往往会通过对对象表意实践的分析，破解其中的意识形态，领会到符号制造者们蕴藏于对象之中的真挚情感与复杂的价值观”[24]，并“以其貌似冷静的理论陈述，表达出对这种实现这种交流的热望”[25]，直言“冷静而貌似没有感情的符号学分析，只是初步的手段；其最终目的，则是对人类社会发展状况的忧思，与对不同社群、阶级——尤其是底层阶级的人道主义关怀”[26]，且擅于“幽默、辛辣的笔法”[27]的张碧博士，必将书写出超越“价值无涉”规训、挥洒个人性情的才华洋溢文字，现示浸淫作者内在精神关怀的述学文体新高峰，字里行间“杯光灯影相交错而迸发歌唱，最后，节奏慢慢地成熟了……把谁都卷入了”[28]，教读者“在这片光华里惊讶了”[29]。——此间种种理由，借用《社会文化符号学》的提醒，“只消用心体会，便不难发现”[30]。

作为一名人文学科研究者，是否扬弃自我审查的格式化规训，敞开观照，无有阴影藏匿，方能有望走向“不隔”的“是真学问使有受用”[31]，“心里没有一点不透的……思精理熟”[32]的“通透”境界？在“隔”时，甚至刻意“隔”时，我们如何明白呈现诸般尖锐的、抹不平、磨不合、溶不化的“个”（“这一个”）？如何使得孤剑锋芒始终不被模具式剑鞘遮蔽掉？

据此问思，所谓“集大成者”概念背后的观念，如何超越结构主义的规限，面向“通透”？《社会文化符号学》对于菲斯克“能够将两种存在本体论差异的符号学理论并行不悖地应用于大众文化分析之中，可说是对诸多符号学支系的共同传承”[33]的肯定，与对于各家符号理论（及其背后的索绪尔符号学与皮尔斯符号学）的不相溶性的揭示，如何“不隔”？面对一个具体的此时此地“社会文化”，是否有必要进行重构“社会文化符号学”的实践？如《社会文化符号学》所言，“取各家之长，融会贯通，为己所用”[34]？——然而，“己”不能是尖锐的、抹不平、磨不合、溶不化的“个”吗？

我们自觉或不自觉地生活在我们各自的意义世界。——于我而言，“符号学即意义学”，[35]本身就是符号学意义上的表述。张碧博士的“社会文化符号学”，无疑是搭建新的知识对话空间的向前一步，然其符号学意义上的非同小可，非我的盲识旁观所能洞察，故不敢“借了它的光，托了别人的福，为自己的空虚的额争来了一顶皇冕”[36]。我能做的，是道谢《社会文化符号学》提供给我的对话空间；除此之外，惟有“重新沉默了”[37]。

[①] （德）恩斯特·卡西尔《论人：人类文化哲学导论》，刘述先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第37页。 

[②] （德）恩斯特·卡西尔《论人：人类文化哲学导论》，刘述先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第36页。 

[③] （德）恩斯特·卡西尔《论人：人类文化哲学导论》，刘述先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第36页。 

[④] 张碧《社会文化符号学》,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页。

[⑤] 张碧《社会文化符号学》,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页。 

[⑥] 张碧《社会文化符号学》,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页。

[⑦] 张碧《社会文化符号学》,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99页。

[⑧] 张碧《社会文化符号学》,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22页。 

[⑨] 张碧《社会文化符号学》,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22页。 

[⑩] 张碧《社会文化符号学》,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17页。

[11] 张碧《社会文化符号学》,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77-178页。

[12] 张碧《社会文化符号学》,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50页。

[13] 张碧《社会文化符号学》,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18页。

[14] 埃米·罗厄尔《乳白石》，赵毅衡《美国现代诗选（上）》，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第88页。

[15] 张碧《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对符号学的批判与借鉴》，《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2期。

[16] 张碧《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对符号学的批判与借鉴》，《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2期。

[17] （英）罗伯特·霍奇、（英）冈瑟·克雷斯《社会符号学》，张劲松、张碧译，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12年。

[18] 张碧《社会文化符号学》,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08页。

[19] 《旗手克里斯多夫·里尔克的爱与死之歌》，里尔克《里尔克读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第36页。

[20] 《旗手克里斯多夫·里尔克的爱与死之歌》，里尔克《里尔克读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第37页。

[21] 张碧《社会文化符号学》,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71页。

[22] 张碧《社会文化符号学》,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22页。

[23] 《旗手克里斯多夫·里尔克的爱与死之歌》，里尔克《里尔克读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第40页。

[24] 张碧《社会文化符号学》,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00页。

[25] 张碧《社会文化符号学》,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00页。

[26] 张碧《社会文化符号学》,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00页。

[27] 张碧《墨客》，《中国研究生》，2010年第6期。 

[28] 《旗手克里斯多夫·里尔克的爱与死之歌》，里尔克《里尔克读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第41页。 

[29] 《旗手克里斯多夫·里尔克的爱与死之歌》，里尔克《里尔克读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第41页。

[30] 张碧《社会文化符号学》,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00页。 

[31] 《如何成为今天的我》，梁漱溟《梁漱溟全集 第4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864页。

[32] 《如何成为今天的我》，梁漱溟《梁漱溟全集 第4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864页。

[33] 张碧《社会文化符号学》,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52页。

[34] 张碧《社会文化符号学》,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52页。 

[35] 赵毅衡《符号学》，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页。

[36] 此处引用里尔克《旗手克里斯多夫·里尔克的爱与死之歌》字句，略有改动，原文：“借了她们的光，托了别人的福，为你的空虚的额争来了一顶皇冕。”（里尔克《里尔克读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第41页。）

[37] 《旗手克里斯多夫·里尔克的爱与死之歌》，里尔克《里尔克读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第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