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暴力与道德伦理——评《馈赠的社会符号学》

石访访

作者：赫尔穆特·贝尔金

译者：魏全风 廖洋昇兰

书名：馈赠的社会符号学

出版社：四川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6年

ISBN：9787569002706

馈赠是常见之象，每个人都或多或少的生活在馈赠与接受他人馈赠的环境下。在现实生活中，馈赠因与付出、关爱联系在一起而明显具有积极的内涵，然而实际上，接受者却往往喜忧参半，在接受与拒绝间犹豫徘徊，在表现欣喜的同时带有隐约的疑虑。这种疑虑表明，在伦理道德参与馈赠与接收过程的同时，不平等的符号权力，甚至是符号暴力藏匿其中，它使得接收者面临“感激”的义务与“回馈”的责任。

赫尔穆特·贝尔金教授在《馈赠的社会符号学》一书中详述了馈赠行为的历史发展与意义变迁，在对现下馈赠现象的动机、场合、情感规范进行阐述之后，对馈赠行为进行了人类学视角的剖析，在古代祭祀与神圣仪式的分配中，在夸富宴与宾客情景中，馈赠与接收，付出与歉疚，权力与忠诚隐于其间，馈赠行为是建立古代社交中的符号秩序与道德伦理的实践行为。而对社会变迁的洞悉，使得贝尔金教授在善用人类学视角的同时不束于人类学，其从文明论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论述了传统馈赠道德思路的中断与“个人利益生涯”的开始，从利他到利己，以及作者最后提出的“个人主义团结”的主题，试图对个人主义与共同利益作一次结合，让馈赠回归于馈赠。

一、馈赠与符号秩序

礼物交换是古代社会重要的社交活动，是社会自我再生产的活动，在馈赠与接受的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得以体现与巩固，社群的建设与联系有所依据。社会难以脱离馈赠与接受馈赠的行为而运行发展。

亲属关系是人与人联系的自然纽带，而礼物的交换使得个体与个体得以发生新的联系、团结并巩固这种联系，换言之，礼物交换是一种新的社会联系与融合的方式，使人与人的联系超越自然的亲属关系而得以扩展。

馈赠与接收的过程在涉及物质性实体的同时，隐含了一种符号的交换，或者说，馈赠行为正是建立在符号秩序之上的。馈赠主要适用于互惠原则，适用于社交关系而非财产转移，正因如此，馈赠与回报有着隐秘而确切的联系，“人们对于互惠的期待是无穷尽的”，“馈赠是为了回报”（贝尔金，2016，p. 40），这种赠予与回报所构成的互惠平衡是社会中规范的模式，尽管“回报”并不一定以“物质”形式呈现。然而这种互惠的馈赠比起和平的联盟更多的呈现为荣誉与权力的竞争游戏，馈赠的慷慨带来了声望、名誉、地位和权力，等级符号、地位义务以及最高美德都与其合为一体。礼物展现出社会地位的差异，在互惠原则与人类情感的作用下，礼物成为一种“债务”，接收馈赠的另一面是认可权威与表示服从。

这种馈赠的符号意义的极端形式由“夸富宴”进行展现。馈赠成为一种炫耀个人财富的方式，通过馈赠，炫耀财富、地位、权力，炫耀更高的社会阶级。馈赠与符号暴力联合，馈赠成为符号暴力的一种方式。“展示财富的唯一方法就是开销、分享，并盖上印鉴以羞辱他人”（Mauss，1990， p. 39），夸富宴的仪式与挥霍以及“回礼”时的必须更胜一筹，展示了内在于社会中的博弈与竞争，通过慷慨的赠予和奢侈的挥霍积累符号资本，获得荣誉、权力和优越感。这种权力一方面展现为要求他人的忠诚与服从，而另一方面则以更极端的方式，呈现为获取羞辱和贬低他人的机会。符号暴力运行于馈赠之中，使这一行为的友善意义与危险并行。

二、馈赠道德与个人利益

随着社会的变迁，馈赠行为进入现代社会，在延续物质交换与符号运作的同时，道德伦理与个人利益的逻辑冲突越来越明显。贝尔金教授在书中指出，慷慨会带来给予的愉悦，但自我的规范受到阶级的绑定，只有贵族才能拥有这种美德（2016，p. 119），因为只有拥有以后才能给予。

书中援引莎士比亚的悲剧《雅典的泰门》，其所展现的不再是传统社会里热情好客和慷慨给予的宾客情景，在一个“忘恩负义”的世界，慈善家泰门的慷慨没有获得任何的回报与感激，而只能成为“堂吉诃德式”的笑料与荒诞。社会在变迁，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下的“个人主义”与传统的馈赠道德之间有着难以跨越的鸿沟。资本主义的馈赠，从个人利益出发，赠予和接收的动机都从属于对个人优势和好处的优先考虑，由此而引发一种怀疑文化，人与人的交往陷入“表达困境”，即，怀疑对方赠予的真诚性，并在表达感激时依循社会惯例而非情感，而馈赠者在怀疑文化中，很难证明自己馈赠的真诚性。馈赠作为人类接触交流的形式，开始失去情感的内核，徒有形式的背后是冷漠怀疑和糟糕的利益。

现代的馈赠愈发的呈现为理性考量、精心估算、身份地位、经济价值的一种社会功能，馈赠开始携带“目的”，给予的愉悦在以个人利益为地基的资本主义文化中愈渐消弭，馈赠不再是赠予，而成为索取的另一种形式。

三、个人主义的团结

贝尔金教授在论述社会的变迁、资本主义个人利益的逻辑造成了“馈赠”行为意义的转变之后，以“个人主义的团结”作为本书的收尾，显示其对馈赠行为的现代解读与期望。在现代社会，背离交换原则，试图恢复传统社会的宾客情景是没有意义且不切实际的，彻底的利他已不可能存在于现代社会，最终结果只能如作者在书中援引的《雅典的泰门》这一悲剧中的情景。当社会发生变迁，符号的意义很难一成不变，因为人在变，人化的意义必然随之改变。

然而完全摒弃馈赠的利他性而强调个人利益，发展至极端则会彻底抽干馈赠的道德伦理内涵，使其成为被金钱、权力掌控的充满怀疑的行为模式。馈赠与接受应该是穿梭在现代生活的红线，连接着个体与个体，保持关系，传递情感，保证“行善”与“慷慨”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没有个体可以脱离社会而存在，换言之，没有个体可以脱离他人而存在。馈赠的利他与利己并非针锋相对，而个体对社会的责任与自身利益也并非完全矛盾。

作者在书的最后一节提出“个人主义的团结”这一看似矛盾的术语，是为了解开馈赠行为利己与利他纠缠不清的矛盾，指出两者同一性的一面，指出个体的塑造与外在社会不可分割。自我的实现要求，如果没有对“他者”的关注与关联，则很难实现。书的最后描写了德国北部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决定为一对陌生的波斯尼亚夫妇尽一次地主之谊，在现代逻辑之中，对传统的“宾客情景”作一次还原。这时的馈赠摒弃了符号的暴力与利益的纠缠，摒弃了馈赠者的精心计算与接受者技巧娴熟的回应，只是一次赠予与接受。

引用文献：

赫尔穆特·贝尔金（2016），馈赠的社会符号学（魏全风，等译）.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Mauss, Marcel(1990), The Gift: The Form and Reason for Exchange in Archaic Societies. London: W. W. Norton & Compan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