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诸子学派的“名”与“实”

——评《先秦符号思想研究》

任何文化中意义的传达都必须借助符号，表意活动是人类的基本认知活动。学者一般认为现代意义上的符号学诞生于二十世纪初，发轫于索绪尔的语言学，近些年来国内的符号学研究才逐渐蔚然成风。因此国内有些学者存在着一种误解，认为符号学这一理论完全是舶来品，实则不然，我国古代先哲早已对符号传达意义这一现象进行了深入思考。前人在研究中虽然已经注意到了先哲论述中隐含的符号思想，但大多是从逻辑哲学、语言学等角度切入，或是零散的某一思想家的符号学研究。《先秦符号思想研究》是第一部系统运用符号学理论研究先秦符号思想的学术著作，同时还借鉴了阐释学和文化人类学等研究方法，以此来追溯并阐发中国传统符号思想。作者将全书分为五章，分别讲述了易学符号思想、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符号思想、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符号思想、名墨二家典籍中的符号思想以及法家理论著作中的符号思想。

作者首先追溯了中国符号思想起源的原点即易学符号思想，其思想集中体现在《周易》当中。《周易》起源占卜，用卦形来比拟天下万事万物，“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院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先民通过“观象”与“取法”初步构筑了中国符号系统，这一系统后人多有研究却依然无法穷尽与勘破。解释一个具有自身独特结构的符号系统，明确与之相对的元语言是必不可少的，“元语言是文本完成意义表达的关键”（35）。

作者指出，“位”“中”“时”“当”是易学符号学重要的元语言。首先，先民在观物取象设卦的时候，卦象位置的移动导致了其意义也发生改变即卦位与意义相辅相成关系，例如《艮》卦从人体下部向上部取象，不同的身体部位意义也就不同。关于位置，其中为重要的是“三才”和“六位”，“复卦自下而上，两爻为一组，依次分为三组，分别对应地、人、天，而六位则是指每一爻在复卦中所处的位置”（37），空间位置的组合不同，所产生的意义也大相径庭。其次是“中”，这其实也是位置的一种，不同在于这里已经“由位置转变为程度上的适中、适度”（42），卦象卦意得中可以弥补不得位的遗憾，甚至可以化险为夷，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继而肯定了人的主体性特征。然后是“时”，因时得义，这一思想也可以说是影响了我们的思维观念至今，注重审时度势，依时而行，依势而为。最后是“当”，在易传之中，与“位”连用，对位的合理或者不合理进行批评。

任何符号都有其对应的意义，只是运用不同的符码来解读的时候，所产生的意义也会有所不同，但最终都是要实现“名”与“实”的相符，卦象与卦辞的两相对照。不可否认，《周易》一书对中国文化与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最为重要的当属“立象取意”影响到了中国古典诗歌的创作。“诗歌文本在编码的过程中糅合了作者意图，但作者力图破除意图定点，产生无限衍义，而文本释义过程中则要求尽量靠近文本的意向性，由此形成一对矛盾”（53），历代阐释者结合历史语境与场合语境，在语境的交融与对接中，努力靠近作者的创作意图，以期尽可能地传达出诗歌的意义。

符号学家莫里斯指出，符号学研究的高潮往往出现在社会的变动改革时期。这时候传统的社会符号体系已经无法维系现有的社会现实，丧失了应有的说服力，而适合现实的新的符号体系还未建立起来，于是造成了意义与符号之间的脱节，文化象征成了问题，人们便有意识地关注符号问题。这正符合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状况。春秋战国时期，天下大乱，周王朝已经无力统治各诸侯国，“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转变为“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礼崩乐坏，针对这样的现实，诸子纷纷提出自己的思想主张，以期对社会混乱的状况予以合理的解释，继而提供相应的解决之道，最后客观地在文化领域出现了诸子百家争鸣的盛况。

礼乐崩坏的根本原因在于人性欲望的无线膨胀，针对这样的现象，孔孟儒家和老庄道家提出不同的解决途径。孔子主张通过一种道德上的自律恢复到周礼，以道德上的高尚情操来规范自己的符号表意行为，以此杜绝“觚不觚”的现象。之所以如此重视礼乐，是因为礼乐系统本就是权力符号系统的象征，分封制、等级制以及宗法制等维系王朝统治稳定的制度无一不与礼乐制度密切相关。而孔子提倡“礼”、“仁”等，其根本目的是让人们回到正统的礼乐符号系统之类，让名符实，让人们“从内心认同、驯从周公建设的礼乐文化等级符号系统”。从符号学而言，礼作为一个符号文本，其对象是现实社会中的尊卑等级秩序，仁则是其解释项。作者特别指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是偏向于‘语法倾向文化’的，它关心的是能指背后的所指，是社会的等级秩序”（87），儒家所讲求的“礼”实质上就是通过划分各种能指，既保证了社会的规范，建立一套等级森严的统治秩序；又区分所指达到对个人与社会的控制。

但道家却选择全然相反的道路，即“黜名”与“薄礼”。道家认为，人欲望的不断膨胀，正是在于“名”的不断发展。人们不断创造属于自己的文化，本应该文化为人所有，实际上反而是人们被这些文化所奴役，人们马不停蹄地追逐世间“名”，以求获得自己的人生价值与意义。对，人们人生的价值与意义已经沦落为，只能通过这些自己所创造出来的名与利来彰显。针对这样的情况，老庄提出“无名之朴”、“崇道薄礼”、“与时为用”，实际上体现出去符号化的意图，在他们看来，礼乐等是束缚人心智的屏障，唯有舍弃、返回自然状态，才能把握住最高的“道”，才能从物欲横流的社会中抽离出来。从当下社会而言，我们处在一个符号更加泛滥的时代，认真探讨老庄的符号学思想，大大有助于救治当下符号横流社会弊病。

论及中国传统符号学思想，名墨二家是绕不过去的。比起儒道两家，名墨两家所论述的题目与现代符号学关联性更直接，比如名实关系问题、概念释义问题、语言逻辑问题等。作者首先分别介绍了墨家以及名家的状况，继而阐述了二者之间深厚的渊源关系。墨家的思想集中体现在“名实举”上，儒家重视“名”，而墨家则注重“实”，更加看重符号行为的实际效果。墨子首先对名进行了分类，依照名与实结合的方式分为名、达、类、私”四类。接着他强调名实的对应的原则问题，这其实符合现代符号思想，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一旦明确了下来就具有一定的强制性，不能随意更改。同时针对名实误用的现象，还提出“取实予名”和“以名举实”的思想，名先实后，以诸多不同的发音来区别不同的意思。

而名家的符号思想体现在四个方面：历物论、白马论、名实论和指物论。人们通过语言与命名来把握这个世界，但往往会犯一个认知错误，以为这个语言塑造出来的世界就是真实的世界，实则不然。“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等名家的历物论思想，对我们消解日常经验所带来的确定性幻象以及从语言知识而言的习惯性固执，具有重要的意义。广为人所熟知的“白马非马”的命题实则道出了能指与所指的不同以及内涵与外延的截然不同。符号是能指与所指的结合，“马”是从一类动物中所抽象出来的概念，其所指是世间所有的马；而“白马”的所指是所有白色的麻类动物，其他颜色的马皆不在此列，所以说所指不同导致能指也不同，两相对应，符号才能够顺利表达客观世界。法家的名实符号思想表现的远不如前四家突出，但作为影响后世政治思想最为深远的法家思想，它的兴盛或许也是名墨思想会在后代衰微的原因之一，有待学者从其他角度来考察。

      先秦符号思想不仅对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符号学体系意义重大，而且对当下依然有强烈的指导意义，例如道家的“无名”思想为我们应对当下的符号泛滥现象提供了有益的途径。所以正如作者所言，我们还应大力从中挖掘丰富的符号学思想内涵。

参考文献：

祝东: 《先秦符号思想研究》，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