茱莉亚·克里斯蒂娃《诗性语言的革命》中译本出版

内容简介：本书是茱莉亚﹒克里斯蒂娃基于当时的先锋理论如符号学、语言学、现象学、精神分析学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等所进行的多领域交叉的理论探索。书中所描述的诗性语言是动态的、叛逆的、游戏的，关乎弗洛伊德的驱力、黑格尔的否定性以及马克思的实践，是一股参与社会进程和感召社会前进的力量。在克里斯蒂娃笔下，诗歌与哲学的隔阂得以消除；诗性语言和外部世界的界限最终消解。

这部著作共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理论建构，第二部分是克里斯蒂娃对马拉美和洛特雷阿蒙诗歌的音韵、语法结构、用词所进行的细致的文本分析和对法国具体社会状况的解读。中文译本只译出了理论建构部分。

克里斯蒂娃在本书中建构了一种新的符号意指形式，提出（发展）了一些重要的理论术语，如诗性语言、互文性、否定性、符号态、象征态等，这对创造和革新人文学科研究中的诸多概念是有重要意义的。

作者简介

茱莉亚﹒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1941- ），原籍保加利亚，法国当代著名的语言学家、哲学家、符号学家、文学批评家、精神分析学家、小说家、女性主义者。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至今，她一直是欧洲文学文化思想的前驱者。无论是在结构主义时代、后结构主义时代，还是当今多元文化时代，她的思想一直引领潮流，具有全球范围内的多维影响力。

译者简介

张颖，文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四川大学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理论符号学、叙述学。近年在国内核心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译文、书评十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一项。

王小姣，曾在剑桥大学和巴黎第七大学攻读文学硕士，现为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文学系在读博士。在法期间，研究方向涉及二战后法国的文学批评、诗学理论以及与其相关的哲学问题。

致中国读者：诗歌，通往自由之路

——茱莉亚﹒克里斯蒂娃

作为21世纪的国际化网民，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尚未意识到符号学不仅是网络（互联网）的先驱，同时也承担着未曾预料却义不容辞的责任——消除陈词滥调，以及对抗高度关联化世界所带来的风险。

我所言的是哪一种符号学呢？

我很高兴《诗性语言的革命》这本书被译成中文，呈现在中国读者面前。这些中国读者也多被裹挟在邮箱、短信以及其它的社交网络的浪潮之中，随波逐流。他们成为全球化的居民，穿梭于不同的国家，甚至使用不同的语言。同时，他们还是符号帝国的主体，日日夜夜地发送推特或者点“赞”。事实上，身负重压的、焦虑不安的、游离的、被全球化的男人们和女人们迷失于时间与空间之中，而在这一时空之中，符号渗透进他们的身体、感知和思想，点燃了他们生活的欲念并帮助他们对抗死亡。大多数人使用这些社交工具仅仅是为了消费或者交换“信息”。市场已经变为主导，而交流已替代灵魂。我并非想妖魔化这种高度关联的网络社会，它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信息的高速化、内存的无限化、人们相遇方式的多样化彻底地颠覆了传统的民主并促使其日渐成熟；另一方面，这种高度关联的网络社会同时也激发了贪欲，加快了牟利的速度，并带来了与原教旨主义扩张相伴的野蛮行径。这种符号肆无忌惮的循环以损害符号的生命感 (vie des signes) 为代价而得以呈现。还有多少人能意识到，符号并非简单地指向人们所敲击的键盘上的字母，而是拥有着身体、记忆和欲望，且是反抗的、复调的、诗性的甚至充满爱意的呢？

我也同样在网络的乌托邦中自我麻醉。而在这乌托邦之中 ，我在思索，中国网民能否在语言沦为陈词滥调的危机时代重新为其注入活力？我的这一探寻或许源于我曾经在巴黎大学学习了四年中文（当然，四年对于了解一门如此丰富的语言远远不够），抑或源于我对中国诗歌、哲学和女性主义问题一直以来的迷恋。

中国的网民将这种符号的生命感铭记于心，他们有意无意地记住了老子和欧阳修的复调书写（écriture polyphonique），欧阳修、苏东坡、李清照、陆游和辛弃疾诗歌中所呈现出的可感知的时间 (temps sensible)，以及古往今来许多其他的书写方式。就其本身而论，这些中国网民都是符号学家，尽管他们自己并未察觉到这一点。

我对中国网民的这一想象与《诗性语言的革命》的主要内容以及这本书中所描绘的符号学是直接相关的。在写作这本书时，我还是一个年轻的来自保加利亚的学生，刚拿着戴高乐政府的一笔奖学金到达法国。当时法国的戴高乐将军已经预见性地将欧洲的影响从大西洋延伸至乌拉尔山脉，而苏联封锁中的教条主义也开始瓦解。当时的我对世界的认识不再仅仅局限于阶级斗争和生产关系之上，意识形态之路在我看来似乎变得愈发狭窄；与之相反的文学则成为一种复兴欲望和理念的实验场。伴随着对俄国未来主义诗歌以及法国超现实主义诗歌的解读，我更加确信，若我们无法改变语言以及源于语言的其他交流符号：图像、音乐、姿态和行为，我们将无法改变社会。

那时，1968年的“五月革命”正方兴未艾，如火如荼。年轻人怀着对权力的想象积极参与到社会变革活动中，女性试图在社会占有一席之地并获得充分的权力。国家与国家之间、语言与语言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的边界开始敞开。

当时，我在巴黎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学习，并成为先锋文学杂志——《原样》（Tel Quel）的一员。在这个过程中，我深入研究了哲学和语言学理论。我着迷于无法避开的黑格尔思想，也对胡塞尔的现象学充满了激情。我在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中融入了我对法语、俄语、英语和古典语言（拉丁语和希腊语）的认识，也融合了我对一些重要理论的推崇和解读：俄罗斯后形式主义者米哈伊尔·巴赫金的对话理论，费尔迪南﹒德﹒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涉及到的符号学问题 ，埃米尔﹒本维尼斯特的有关阐释的语言学理论，以及罗兰﹒巴尔特的符号学理论。而尤为重要的是，我发现了精神分析学理论。那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保加利亚的马克思主义教育体系中是不存在的。弗洛伊德的追随者尤其是梅兰妮﹒克莱因，以及雅克﹒拉康所带来的精神分析学的突变对我的理论建构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这一改造后的符号学，于我而言，是一种批判的科学，能够进行跨学科研究。它不仅面向社会和人类的历史敞开，而且也对科学敞开，如对精神生活的研究可以延展到以生物学为基础的驱力研究。

在这本书中，读者将能找到我建构的许多理论的起源。这些理论如互文性、符号态、象征态等能够提供大量符号学研究的方法。与此同时，读者也能够发现19世纪末这一法国历史上的政治和文化的重要时刻。这一时期的先锋文学随着马拉美和洛特雷阿蒙的出现告别了诗歌的古典修辞方式。他们的诗歌中呈现出一种诗性语言的变革，这一变革为世纪末苟延残喘的社会带来了全新的韵律、被禁忌的欲望和惊世骇俗的理念。

诗歌总能带来自由，甚至在构成民族语言的社会契约的核心也是如此。在马拉美和洛特雷阿蒙的文本中，这种自由以一种异常大胆，甚至闻所未闻的形式呈现。正是这种异端的独特性、固执的亲密感和反叛的存在最终在他们的文本中取得了话语权。

这本书源于我的博士论文，感谢中译本的译者，是你们将我诗性语言的概念带给广大的中国读者。感谢我的读者，谢谢你们在我通往自由之路上的陪伴。

文章来源：批判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