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之文化管窥

——杨利亭评韩晗《历史与摩登——文化研究视角下的中国现代文学》

   韩晗的《历史与摩登》，无疑是一部极具创新性的现代文学史及对其个案深究的学术专著。显然，韩晗的创作动机（“解构中国现代文学领域内历史与摩登的对立统一关系，从史实和逻辑的二重角度揭示其内在的历史规律”。）与读者的期待视野（从陌生化的书写对象中发觉已长久禁锢于“睫在眼前常不见”的感受力钝化中，重新唤回新的体验的惊喜）实现了强烈的精神共鸣，因为该书中的许多论辩确实使人振聋发聩、令人击节称赞。

《历史与摩登》的篇章结构主要划分为三个部分，这三个部分之间有着明晰的逻辑线索和因果承接关系。第一部分，“思潮与事件”：包括“民族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小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研究的中国化”，“古体诗词与中国现代文学”，“都市文明与中国现代文化”。第二部分，“知识分子”：包括“周贻白：重写的两部戏剧史”，“张光年：向阳湖与其晚年思想的转变”，“苏雪林、胡适与周作人：三个不同的五四观”，“杨昌溪：一位消失的文学家”。第三部分，“出版与大众媒介”：包括“七年来的上海杂志事业与上海沦陷时期的期刊出版”，“双向启蒙：现代印刷技术与晚清市民文学”，“现代印刷业与1930年代的左翼文艺”，“装饰艺术风格、杂志热与现代海派文化”。

一、 中国现代文学的背景：“思潮与事件”

     在“思潮与事件”这一部分，韩晗分别论证了民族主义的双义二分性及其对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深远影响；中国的初步外国文学研究中对“小国文学”的发现与重视，并将“小国文学”置入宏大的思想启蒙和民族救亡的主题之中的思想价值和文化意义；古体诗词一直被放逐于现代文学史的撰写进程之外的主客观原因，并认为古体诗词不会消失，而只是以流散和细密的方式融入文学的发展变动之中；都市文明与科技现代化以及西学东渐的关联，对中国现代农耕社会的颠覆、对传统封闭保守思想的冲击，最重要的是，都市文明以其现代性的方式与传统文化割裂的反叛姿态及其原因。

二、 中国现代文学的主体担当：知识分子 

（一）政治语境中的“私人性书写”

在意识形态极为浓墨重彩的时代，纯学术研究是否可能？纯艺术创作能否实现？如何通过“重写”来建立一套新的写作范式、开脱一方自我超脱的知识运作空间？通过对周贻白的两部戏剧史的书写范式来追踪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重压下的姿态依旧、优雅守恒。周贻白不是御用文人，却时常被贴上臣服于意识形态的标签。

韩晗通过对周贻白的两部戏剧史的考证与评述，发现“重写后”的《中国戏曲发展史纲要》里处处可见周贻白的私人性话语，由此区分了周贻白的“重写”戏曲史与陈平原所倡导的“重写”文学史的不同语境：前者是私人性的、以自身学术取向为立足点；后者是在官方的宏大背景下的一种公共性“重构”。

（二）亡羊补牢式的人生蜕变：张光年

   时移世易，时移势易。从位高权重、持有生杀大权的的文艺干将到劳改下放的仗义执言、思想超脱者，张光年完成了自己人性的蜕变。威尔曼说：“一个时代的文学权力者，多半是复杂、多变且善变的，他们会在不同的场域下，为了权力场的平衡而不断改变自己。”（韩晗，2016，p. 102）

   张光年的一生，除了文革中有所起落外，几乎算是通达顺畅的。如果没有“向阳湖五年半”的劳改下放，张光年能否回到最初纤尘不染的自然人性时代？韩晗认为，张光年的遭遇不仅仅是现代文学史上的个案，他更是中国现代文学作家普遍命运遭际的一个典型代表。但是，如果聚焦于个案研究，张光年思想转变的情形，既是当代知识分子中的特例，更是“向阳湖知识分子”的特例。行文中，韩晗廓除了张光年与周扬的区别，将张光年对同仁下狠手的举动看作其善良本性被一时权力欲望的遮蔽，而将周扬的政治错误归咎于时代谬误。但是，张光年事件使笔者想到了汉娜阿伦特的“平庸之恶”，一个人作为集体暴权机制运作的一部分，他是否要承担罪责，还是归咎于历史语境和集体无意识？

（三）罗生门式的“五四观”

从叙述学角度来说，不同的叙述视角决定了文本具有不同的价值立场和判断标准。从符号学来说，这是不同的“认知差”对意义域圈定的需要。韩晗认为，同一时代的不同作者，对于同一个历史事件，有着不同的思想观念和价值立场。（2016，p. 111）苏雪林、胡适和周作人在各自的著作中均表述了对“五四”的独特认识。这种多元的“五四观”，显然有利于后世将“五四”还原回特定时期的文学场，做出有价值的研究课题。

   苏雪林、胡适、周作人如何认识五四？共同点是什么？不同点及其根本原因是什么？围绕这三个角度，韩晗展开了论述。由于苏雪林推崇西学、立足于西学东渐，认为五四是延续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的思想里路，是西学东渐的集大成者；胡适认为“五四”的意义在于以白话取代文言的自发的语言革新，这是一种“文字进化论“思想；周作人认为“五四”顺应了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并认同文学有着本身精神的诉求，是言说语境和言说主体心境的变化。因此，韩晗发现，三者的区别是：苏雪林和周作人在不同程度上均认同西学东渐；周作人和胡适都倾向于“文学革命论”，但理解的角度和书写的范式不同。共同点是，都关注“启蒙”，都认为五四是以颠覆的姿态完成了一种意识形态的普及与重构。最后，韩晗得出了自己的结论，对历史的书写，是一种主观性的审视与重组，历史是在叙述中被建构出来的。

（四）不为人知的文化英雄

研究外国文学史、尤其是美国文学史的中国学者很少会注意到一部探讨黑人族群和文化语境的开山之作《黑人文学》。它的作者是杨昌溪，一位以报告文学创作和研究为半生事业的无名文化英雄，一位敢于与文坛巨擘鲁迅公开叫板的热血文人。在1933年就出版发行《黑人文学》中，杨昌溪从黑人诗歌、小说、戏剧三部分综述了黑人文学创作特质及思想意义。这部《黑人文学》远远超越了当时“小国文学”研究的理论视野和价值浓度。它在颂扬非裔美国作家创作的基础上，融进了对中国左翼文学的深刻反思，并运用了“左翼视角”关注了黑人文学的深层意义，这是超越国家和民族的人性视角。韩晗认为，杨昌溪的《黑人文学》的史学价值和思想内涵都不容忽视。

三、 双向启蒙的交互主体：大众媒介与现代文学

    在第三部分“出版与大众传媒”中，韩晗运用传播符号学的研究方法，着重探讨了现代印刷出版对现代文学和文化的双向互动关系。“重视期刊、广告、书信等史料本身，还要关注出版业的动态，积极地搜集文学史、期刊史的相关史料，进而补充研究的课题。”（2016，p. 180）作为现代文学的先驱，晚清市民文学在接受现代印刷技术的传播动力上，在某种程度上，催化了“五四平民”文学的诞生。同时，启蒙的推进传播显然要依靠现代印刷技术发挥作用。现代印刷技术的运行者是印刷工人，而印刷工人本身多为知识分子，这就说明了启蒙在印刷中担当的隐在思想意指，同时现代印刷丰富了创作的形式，丰富了创作内容，提高了出版物的质量，扩大了受众范围。

   在《历史与摩登》整体的行文中，韩晗运用了极其详实细密的一手史料来追述前人研究的得失以表述自己新颖的学术观点。韩晗此书也体现了学术探究的目的不在于矛盾对立观点之间的相互指摘和一争高下，而在于对潜在的多元观点的论述、对新的研究方法的持续求索。

参考书目：

韩晗：《历史与摩登——文化研究视角下的中国现代文学》，秀威经典，201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