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学会迎来技术转向吗？

评《数字时代的叙事学：玛丽-劳尔•瑞安叙事理论研究》

左晓丹

作者：张新军

书名：数字时代的叙事学：玛丽-劳尔•瑞安叙事理论研究

出版社：四川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7年7月

ISBN：9787569008715

1. 引言

玛丽-劳尔•瑞安是当代西方主流叙事学家之一，但其理论广泛借用跨学科的概念工具，具有很强的技术性，文科学者读起来颇感晦涩。张新军的专著《数字时代的叙事学：玛丽-劳尔•瑞安叙事理论研究》围绕叙事界定、可能世界、叙事媒介、叙事体验四个核心论题，深入浅出地阐述了瑞安的叙事学思想。该书致力于还原瑞安叙事理论的学术与文化语境，把握其思想渊源和力图解决的问题，提供跨学科概念和文本的基本信息，突破学科边界探讨了数字媒介环境中的新叙事现象，提出了叙事理论研究领域中新问题，具有相当程度的前沿性和前瞻性。作者认为，数字时代的媒介革命预示着叙事学研究的“技术转向。”

2. 内容简述

作者并没有沿袭瑞安论著发表的时间顺序，也没有按范畴化的思路来组织瑞安的概念框架，而是以非常叙事的方式将瑞安的思想概括为一条关于叙事性的情节演化线路：概念抽象、逻辑演绎、媒介变身、具身体验，这种做法很新颖，更清晰地呈现了瑞安叙事学理论的内在逻辑。

第一章概念抽象——“界定叙事”，主要讨论瑞安关于叙事性的基本思想。“叙事转向”导致了叙事概念的泛化与滥用，甚至威胁到叙事学的学科身份，迫切需要对叙事/叙事性概念进行恰当的界定。传统的言语行为模式的叙事观念显得过于狭隘。作者追踪了瑞安叙事性思想的形成过程，指出瑞安的叙事观是通过与不同学科立场的学术论辩中发展起来的，主要有卡勒代表的解构立场、北欧的游戏学派、叙事学内部的语境主义。在综述了各种叙事界定思路中存在的问题之后，引入了瑞安的解决方案：“是叙事”和“具有叙事性”。这个方案和普林斯的narrtivehood（该书译为“叙事类”）和narrativeness（该书译为“叙事品”）形成共鸣，基本得到了叙事学界的认可。这样，叙事界定就演化成了两个基本问题：什么构成最简叙事？如何测量叙事性的程度（这个问题几乎无解）？

首先，瑞安以“叙事性的条件”来解决“最简叙事”问题（何为叙事）。经典叙事学的故事-话语模型中只有故事才能被自主地界定，其构成条件被描述为三个语义维度（空间维度、时间维度、心理维度）和一个形式与语用维度（如因果性、叙事意旨等）。这种界定思路综合了其他叙事学家的叙事观念，既坚持了语义维度的中心地位，同时又兼顾了语用维度的附加限制，不涉及媒介与文类、不涉及虚构性和可述性，实现了跨越学科与媒介的普适性。其核心的优点是自制定义：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研究志趣来定制叙事概念。其次，瑞安以“模式”来解决叙事性的程度问题。作者进而将瑞安的模式区分为两个层面：叙事性的存在方式（语义模式）和叙事性的实现方式（语用模式）。作者讨论了瑞安的8种叙事性语义模式，指出这些模式无疑更新了我们常规的叙事思想，但不能涵盖所有可能的叙事性语义构成。作者补充提出了平行叙事、莫比乌斯叙事、叠加叙事以及花园路径叙事四个常见模式。叙事性的11种语用模式则描述了叙事性在各种媒介文本中的可能实现方式。

瑞安所列举的叙事性条件解决了“何为叙事”的问题，虽然体现了一种开放的叙事性观点，但也有其底线，即故事世界的时空维度和人物的心理维度，目的是限制叙事术语的语义膨胀。赵毅衡在《广义叙述学》中详细讨论了“最简叙述”问题，基本认可瑞安的叙事定义，但更坚持瑞安所忽略的叙事文本的形成过程，坚守“叙述者”或者说叙述主体的核心地位（赵毅衡，2013, p. 6-7）。张新军似乎采取了比较激进的立场，对叙事表征行为是否应该纳入叙事定义表示怀疑，认为不需要把叙事形式绑定于某一种具体的存在模式。

第二章逻辑演绎——“可能世界”，描述瑞安版本的可能世界叙事学的基本模型。“可能世界”概念由莱布尼茨最早提出，在20世纪后半叶被分析哲学发扬光大，被文学理论援引、改造来解决文学领域的诸多问题，特别是文学虚构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关系问题。西方文学理论家艾柯、帕维尔（Thomas G. Pavel）、道勒齐尔（Lubomír Doležel）等率先尝试在文学中应用可能世界理论解决文学艺术的虚构性问题，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玛丽-劳尔·瑞安将可能世界思想同言语行为理论、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技术学科相结合，拓展了叙事学的理论视野、丰富了研究进路，是叙事学可能世界方法的集大成者。在戴维·赫尔曼所编《新叙事学》一书中，曼弗瑞德•雅恩（Manfred Jahn）将以瑞安为代表的这一理论传统称作“可能世界叙事学”（p. 114）。张新军并不把可能世界看作后经典叙事学的一个版本，而是认为瑞安代表了向叙事学原初目标的回归、对叙事普遍性的承诺。

《数字时代的叙事学》以美剧《生活大爆炸》中的一个插曲引入可能世界的概念，对可能世界的基本理论作了归纳综述。该书紧扣两个关系来描述瑞安的理论模型：叙事虚构世界的外部关系和内部关系。外部关系主要表现为虚构世界同现实世界之间以及虚构文本之间的关系，内部关系主要指叙事世界的构成以及故事情节的发展图式。这样做的依据是瑞安对虚构性与叙事性的区分：“虚构是进入文本空间的一种旅行模式，而叙事则是在该空间范围内的旅行”（Ryan, 1991, p. 5）。瑞安从沃尔顿的假扮（make-believe）游戏理论获取灵感，来调和可能世界理论中关于现实性的两个对立的观点：现实指示说（大卫•刘易斯）和心理建构说（尼古拉斯•雷舍尔）。她提出“再中心化”（recentering）概念，即沉浸于虚构作品的读者发现了一个新的现实世界（文本现实世界）以及围绕着它的各种可能世界。以“最小偏离原则”为虚构世界建立自主的本体论地位；以“通达关系”建立虚构世界的类型学；以“跨虚构性”概念描述虚构文本之间的关系。其中，跨虚构性（transfictionality）尤其是一个新的论题，虽说作为一种文本实践有着悠久的历史，但在如今的媒介融合时代则焕发出了新的生机，其新形式叫“跨媒介故事讲述”，如各种前传、续集、跨媒介改编、同人小说、媒介特许等。

瑞安通过对虚拟性的诠释（即虚拟作为潜力）和对道勒齐尔虚拟模态的改造应用建立了叙事世界的模态结构：主要由（文本）现实世界和人物私人世界组成，其中人物私人世界包括知识、责任、愿望、幻想、目标与计划等，这些世界之间的冲突构成了情节发展的动力学基础。比如，传奇突出的是文本现实世界同人物愿望世界之间的冲突，侦探小说突出的是文本现实同人物知识世界之间的冲突，心理小说突出的是人物私人世界的内部冲突，像《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之类的文本则将人物的幻想世界做了最大限度的前景化。

总得来说，可能世界方法还原了叙事学的原初抱负，试图对叙事性做出超越文类和媒介的说明，不仅能够轻松驯服文学实验性文本，而且还能够对新媒介叙事（如超文本小说的非线性叙事和电子游戏的互动性叙事）进行诗学描述，为人们期盼已久的数字叙事学提供丰富的灵感。可能世界模型还和新兴的“非自然叙事学”具有天然的亲缘关系，为刻画不可能世界提供了方法进路。近年来，可能世界叙事理论也引起了我国学者的关注。张新军《可能世界叙事学》（2011）以“世界”作为根隐喻建立了一个可能世界叙事学的理论模型，集中描述了三个论题：虚构性、叙事性和经验性。赵毅衡《广义叙述学》（2013）第三部分第三章“可能世界与三界通达”中，对可能世界叙事理论及其应用进行了详尽介绍。周志高（2016）对可能世界叙事学研究进行了综述。

第三章媒介变身——“数字媒介”，考察瑞安版本的数字叙事学的基本概念框架。计算机科学与虚拟技术的发展使得叙事艺术面临着从传统物质媒介到数字媒介的历史性转变，不管这种数字媒介形式是对传统物质媒介形式的再现性模拟还是对其艺术手段的超越，抑或是对传统媒介艺术上的背离，当代媒介革命带给叙事学带来了重大的理论挑战。新媒介和旧媒介之间的根本区别是互动性。作者将各式各样的互动叙事总结为四种主要的类型：互动小说（interactive fiction）、超文本小说（hypertextual fiction）、具有叙事性的电子游戏、基于人工智能或虚拟现实技术的互动戏剧/虚拟现实叙事，其中，前三类已经发展了大量的文本实例，最后一种则是处于实验阶段或仅仅是理论家的憧憬。

由于瑞安具有文学理论和计算机技术的双重学科背景，她能够对数字叙事进行深入的探讨。数字媒介革命正在重塑人们的日常生活，但数字艺术的发展却患有瑞安所谓的“分裂之症”：基于数字媒介的文学实验曲高和寡，而电脑游戏之类的通俗娱乐却大行其道。瑞安提出的解决思路是为数字文本注入叙事性。因此，瑞安的数字叙事学聚焦的是叙事性在数字媒介的现身方式，核心是解决“互动悖论”问题：作者/编程者要保证具有审美价值的结构，就需要控制叙事发展的方向，但是，读者/玩家要参与叙事又必须保证有行动和反应的自主性。瑞安的解决方案是寻求叙事性在数字文本中的具体实现模式，这些模式能够与互动性相兼容。为此，瑞安提出“文本架构”和“互动性模式”概念。该书将瑞安的文本架构思想概括为一套选择结构、叙事文本的可能的结构模式；故事层面的架构表现为情节模型，是基于叙事性的语义模式；话语层面的架构表现为文本的导航方式。瑞安的互动模式思想有两个灵感来源，阿尔瑟斯的用户功能和麦克黑尔的后现代小说理论。她依据用户同虚构世界的位置和影响关系划分了四种互动模式：外在-探索型、内在探索型、外在-本体型、内在本体型。正是通过将叙事性概念改写成“文本架构”和“互动模式”，瑞安解决了数字叙事学中“叙事性”和“互动性”的调和难题。

作者在该章点明了瑞安的理论建构中的问题意识，“数字媒介时代叙事学将会是什么样子”，考察数字环境中叙事生产所涉及的逻辑、美学、技术问题，是瑞安叙事性思想在数字媒介中的具体应用。作者认为：“叙事学干预数字文本性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迫切需要以‘理论先行’的思路来提升数字文本（包括电子游戏）的艺术品质和网络读者的批判思维能力”（p. 135）；并将瑞安的叙事学研究重心总结为从文本诠释转向叙事资源和叙事设计研究。

第四章具身体验——“叙事体验”，以沉浸为切入点分析了新旧媒介背景下的叙事体验。“沉浸”是计算机技术中虚拟现实的一个核心属性，瑞安创造性地将其作为隐喻资源扩展到叙事学研究中，与文艺理论结合创建“沉浸诗学”。这种隐喻式的结合，目的不仅仅在于构建新的理论以适应新出现的数字形态文艺作品，同时也是为了顺应新的媒介技术而拓展叙事理论。但瑞安对“沉浸诗学”的构建也不是独立进行的，而是与“互动”交织共生，虽然将沉浸于虚构世界视为叙事阅读最基本的快感体验，但重点是解决新媒介文本中沉浸与互动的兼容问题。作者从哲学、技术、现象三个层面分析了虚拟现实为何能够成为瑞安沉浸诗学理论的灵感源泉，同时指出，瑞安沉浸诗学的理论资源还有可能世界理论和认知心理学。

作者将瑞安的沉浸诗学区分为叙事沉浸和游戏沉浸（ludic immersion）两大类。叙事沉浸指想象力介入建构并设想一个有智能生物所栖居的具体的故事世界，纯粹依靠心理活动。从故事的基本要素背景、情节、人物三个方面讨论了空间沉浸（对背景的反应）、时间沉浸（对情节的反应）和情感沉浸（人物的反应），并考察了触发这些心理运作的文本特征。空间沉浸包括读者产生的地方感和对故事空间的认知地图。时间沉浸主要表现为悬念/好奇/意外三种阅读效果。情感沉浸则有两大类：读者对人物的情感反应和移情、读者对自己感受的情感。游戏沉浸追问的是如何让叙事具有互动性但不失去基于叙事性的沉浸力量，亦可称为互动式沉浸，指强烈专注于一项具体任务，预设了身体方面的参与。这里所谓的身体，不仅是物理的身体，也指虚拟的身体（如游戏化身）或身体的延伸（如鼠标）。作者从空间、认知、时间、情感、社会五个方面探讨了数字文本中互动与沉浸的融合方式、具体文本类型实现游戏沉浸的局限性与弥补策略，特别强调指出，这“几个方面不需要同时、同等强度地实现，可以突出其中某个侧面，淡化其他侧面”（p. 177）。

本书将瑞安的叙事理论总结为对某种形式的“终极叙事”的追求。所谓终极叙事指融合了互动性、沉浸性、叙事性的总体艺术。作者依据模拟与表征的区分阐述了互动叙事与传统叙事背后的不同符号学机制和政治学含义，它们正好构成对称的反向运作：传统表征文本是从叙事配置走向意识形态阐释，而数字模拟文本则是从意识形态阐释走向叙事配置，作者认为后者更具变革性的政治学含义。

3. 简评

《数字时代的叙事学》是引介国外叙事学发展最新动向的前卫之作，以玛丽-劳尔•瑞安叙事理论为个案，开辟了叙事学研究的新论题、新思维。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

首先，瑞安的叙事理论展示了如何在叙事转向的背景下实现广义叙事学和具体叙事学的兼容性，也就是作者所说的既要坚持叙事性的跨学科与跨媒介立场，又要聚焦媒介具体性。作者将瑞安的方法进路描述为当代著名文学理论家詹明信的“转码”法，即用同一术语来描述跨学科、跨领域的文本现象（p. 8），通过对某些概念进行跨学科借用和比较阐发，将其改造成为叙事学的分析工具，给人耳目一新之感。从口头自然叙事，到文学印刷文本，再到数字互动文本，研究对象的变迁需要叙事学不断更新理论范式和分析工具，同时反思自己的理论前提和思维盲点。瑞安努力将叙事性移植到数字技术，以叙事学干预数字媒介研究，以提高数字文本的美学价值，像手机、i-pad、谷歌手表等硬件，各种聊天软件、社交平台、网络社区等，这些全新的表达和阅读模式需要学术界进行严肃认真的探讨，尤其是对电子游戏的关注，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其次，该书的写作风格体现了一定程度上的“界面友好。”文学专业研习者有个共同的感觉，国外的文论著述固然异彩纷呈，但往往因其艰涩的行文和新奇的术语让人望而却步。但张新军博士的这本书却通俗流畅，把瑞安的叙事理论梳理出了一条清晰的线索。瑞安使用了许多跨学科的概念和文本实例，其理论写作具有很强的技术性；为了尽可能地消除晦涩感，作者在每个部分都先进行背景还原，提出问题，然后总结瑞安对此问题的解决思路。通过追踪概念挪用的跨学科渊源，结合文学文本进行比较诠释，特别是在论述中插入了其他学科领域的相关背景知识，开阔了读者的视野，提升了理论著作的可读性。这也是本书的一个亮点。

就叙事学学科而言，瑞安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具有相当程度的标识作用，对改写叙事学的经典概念、实现叙事学研究的学科整合、开辟叙事研究的新领域具有积极的参考价值。如今文学理论虽然日渐式微，叙事学研究却繁荣依旧。然而，叙事学最为人诟病的一点是用现成的公式来套用文学作品，由此产生了海量的“叙事策略”之类的缺乏原创性的研究论文。瑞安曾指出，叙事话语领域已由热奈特等人详尽研究，一些概念如聚焦、不可靠叙事、越界、隐含作者等已经过度理论化（p. 182）。瑞安说叙事话语这个富矿已经开掘殆尽，这也许有些言过其实，比如我国学者申丹的“潜文本”研究就极具特色和创新，在国外学界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遗憾的是，申丹的“潜文本”思想并没有实现足够的理论化，只是笼统地界定为作品的某种深层意义、整体细读所产生的语境诠释（申丹，2009）。叙事学研究为人诟病的另一点是后经典的政治阐释倾向丧失了原本的科学性，得出的主张总有强词夺理之嫌。

那么，叙事学究竟将往何处去？作者在评瑞安《故事的变身》时说，在经历后经典分化之后，叙事学像理论物理学一样也在期待某种意义上的统一理论（张新军，2013，p. 179）。到目前为止，对这种统一理论的尝试仅有饱受赞誉的我国学者赵毅衡所著《广义叙事学》（2013），国内外更多的是叙事学基础教科书、基于媒介和文类的具体叙事学。这两类叙事学如何实现无缝对接、相互启发，依然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这也鞭策更多的叙事学者寻求某种突破，为叙事理论建构而继往开来。本书指出，“关于叙事学的未来，瑞安发现有一种科学主义和技术化的倾向。第一，叙事学将越来越多地依靠数字技术搜集的庞大数据库。第二，除了数据挖掘，叙事学更类似科学研究。第三，认知叙事学将越来越聚焦于神经元层面，越来越依靠大脑扫描”（p. 183）。作者甚至提出：“叙事学的关注重心从最初的普遍语法转向后来的文本批评，再到近期泛化的叙事使用，是否表明叙事学正在从理论演化成技能”（p. 183）。是否果如作者所言，叙事学将走向叙事资源研究和叙事设计研究、产生所谓的“技术转向”？叙事学不仅是批评家的个人才情表演，还可以是文化生产的实践技能。这种观点或许会引起争议，但的确是值得深入的思考。

引用文献:

Ryan, Marie-Laure (1991). Possible Worl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Narrative Theor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戴维•赫尔曼(2002). 新叙事学, 马海良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申丹(2009). 叙事、文体与潜文本.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张新军(2013). 评瑞安《故事的变身》. 符号与传媒, 1, 179-182.

张新军(2017). 数字时代的叙事学：玛丽-劳尔•瑞安叙事理论研究.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赵毅衡(2013). 广义叙述学.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周志高(2016). 国外可能世界理论研究述评. 中国文学研究, 2, 9-14.

作者简介：

左晓丹，湖北医药学院人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认知叙事学。

Author:

Zuo Xiaodan, lecturer of Hubei University of Medicine. Her research field is cognitive narrat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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