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重意义的开放体系：评《皮尔斯·论符号》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胡易容

作者：皮尔斯（Peirce. C. S）/李斯卡(Liszka, J. J)

译者：赵星植

出版社: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年。

ISBN: 9787561481349

         《论符号》的迻译出版，是中国读者期待已久的“不期而遇”。几乎人人都在谈论和引用皮尔斯理论，但由于符号学领域原著在引介工作尚待开展，国内学界对他的许多深刻理论洞见还不甚了。蓬勃发展的中国符号学运动太需要一部来自皮尔斯的“《普通语言学教程》”。迄今没有这样一部书，并非学者们不用功而是皮尔斯的研究整理工作不易。皮尔斯研究机构遍布全球而迄今依然未完成皮尔斯手稿的全部编撰、整理。

         说皮尔斯，不得不提索绪尔。今天我们将皮尔斯与索绪尔列为符号学学科的两位早期开创者，但在整个符号学诞生百年的大部分时间，无疑是索绪尔主导的。这部分归功于索绪尔明确聚焦于语言这一人类最完整的符号体系。长时间以来，皮尔斯是作为实用主义哲学家被认识。大多数人对他符号学领域的成就了解并不全面。在法国学者安娜·埃诺编写的《符号学简史》里，甚至没有皮尔斯一席之地。作者认为“直到最近一些年，皮尔斯的研究成果在这里涉及到的理论探索的发展中未起到任何作用”。[1]国内情况也大致相当。在符号学引入中国初期，高名凯译出了索绪尔的奠基之作《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1980）。由于语言学构成了主要符号学研究的主导力量，索绪尔成为符号学第一人也就自然而然。

         对于普通读者来说，皮尔斯符号学体系复杂且涉猎极广，导致他的著述不易读；他的例证常常是从他多学科背景中某个看上去毫不相关的学科中灵光一现而来。例如，他在解释呈符（rheme）时说，“呈符在某种程度上非常类似于化学原子，或者那种带有不饱和键的基；非关系呈符（non-relative rheme）像一个只含有一个不饱和键的单价基，而关系呈符则像一个多价基……”。[2]对大部分文科学人来说，都需要回过头重新查阅一下相关化学术语常识。皮尔斯的学术风格不仅具有跨学科性，还特别倾向于创造概念来完善自己的概念体系。相对索绪尔的成对概念范畴，他的概念系统的复杂性令许多学人视为畏途。仅就符号分类而言，他就有十余种三分系统。除了众所周知的像似、指示、规约，还包括质符、单符、型符；呈符、申符、论符……。这些复杂的名词常常无法按照望文生义来加以理解。

         学术史的有趣在于，它可能拉长了人们理解皮尔斯的过程，却没有阻碍人们继续探索这座思想富矿的脚步。随着后结构主义转向和一系列理论语境的转变，结构主义符号学成对范畴的缺陷逐渐暴露——它们面对许多新问题显得捉襟见肘。皮尔斯的开放体系理论却能提供更有效的解释，因而成为近年符号学思想的“新”动力。以洛特曼为代表的早期的莫斯科塔尔图学派就曾是结构主义阵营，但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他们的方法开始经由一个“基础转向”而展现“过程化和动力性”方面[3]。曼德克尔将洛特曼的这种“基础转向”视为符号学在20世纪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实际上，这个转向就是从结构主义符号学向强调“过程性”和“动力性”的皮尔斯符号学体系的转向。基于这个转向的基础，塔尔图学派的后继者认为皮尔斯的方法适用于他们所倡导的“生物符号学”[4]。

         在面对新媒体及图像时代的注重新问题时，皮尔斯体系的这种开放性特征依然表现出强大的解释力。例如，米切尔指出“不管图像转向是什么，应该清楚的是，它不是回归到天真的模仿、拷贝或再现的对应理论，也不是更新的图像‘在场’的形而上学，它反倒是一对图像的一种后语言学的、后符号学的重新发现……”。对此观点，学界一度出现某种过于简化的误读——符号学是基于语言的，而现代图像学是“一种后符号学的发现”。笔者曾就此问题撰文指出，此“后符号学命题”实际上是“后结构主义符号学”或“后语言符号学”命题[5]。换言之，当代视觉与传媒文化在理论体系和整体框架下要求从结构主义转向以皮尔斯为原点的的后结构主义开放体系。

         一种理论体系的生命力不仅是后继者的阐释结果，更是人们在寻找问题解决方案时的不期而遇。近几十年来，交叉发展与跨学科融合成为符号学运动的主要方向。以认知符号学的兴起为例，它引发符号学界讨论——是否有必要进行一场“认知转向”以区别于此前的符号学？许多学者认为，皮尔斯的符号理论“就是一门认知科学”。有学者指出，皮尔斯符号学体系更倾向于通过思维感知角度来理解符号表意，其本身就是“认知论”的模式。国内较早接触“认知符号学”术语的学者郭鸿教授即持这一观点[6]；苏晓军教授也认为“认知符号学所说的符号是皮尔斯框架内所讨论的符号”[7]。不仅如此，认知转向并非“认知科学对符号学的改造”，反而是今天的认知学家借助符号学方法来应用于“认知科学”的发展。……只能说，皮尔斯超越他的时代太远，需要人们花更多的时间来消化和阐释。

         站在符号学学科发展的第二个一百年的初始时期，不难发现皮尔斯研究已经对符号学产生了更深远的影响。西方学界为此做出了卓著努力。此书的出版就是其中成果之一。对于中国符号学界来说，则更具紧迫性和实际价值。中国符号学界太需要一部皮尔斯的《普通语言学教程》。皮尔斯的体系丰富性和涉猎之广泛，可能一部书仍无法完全归纳他的全部思想，但《皮尔斯：论符号》在中国的出版无疑朝着这个方向迈进了有意义的一步。

         全书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从几个已出版的皮尔斯手稿文集中精选，编者力图从皮尔斯庞杂体系中梳理出皮尔斯符号学体系的一个基本框架。在这一部分中，读者阅读到的是原味皮尔斯——既有体系分类法折射的宏观视野，更有许多赋予启发的精微妙论。以对符号意指过程的讨论为例：索绪尔理论的能指/所指是成对范畴。该范畴在不同符号结构中可能面临一些诸如能指缺失或所指不明的具体情况。这种情况常常被认为是符号意指过程分析的不完整，甚至是“不完整符号”。在皮尔斯关于对象的论述中，他认为动力对象（dynamic object）“总体上决定符号过程”，它才是构成符号的推动力，而具体的对象不过是符号所再现的内容——这就精妙而自然地解决了对象物与逻辑对象的区隔而解决了问题。许多此类妙论让人感觉到，皮尔斯并非刻意将问题复杂化，而是以其独特洞见展现了符号形式的本质观相。

         由于这皮尔斯的《论符号》部分为多处手稿的整理集成，加上皮尔斯写作风格较为晦涩，带来了一定阅读困难。不过，后半部分李斯卡教授撰写的导论极好地弥补了这一不足。李斯卡教授是皮尔斯符号学研究专家，曾任美国皮尔斯学会主席。他的学养和皮尔斯研究功力为读者带来了完全不同的阅读体验。书中可以看到李斯卡教授以其渊博知识为背书的对比性分析。例如，关于semiotics与semiology的比较，许多学者认为两者内涵完全相同而仅仅是皮尔斯与索绪尔选用术语之别[8]。李斯卡教授则从皮尔斯与索绪尔理论体系以及学科范畴的深度分析了两者的差异，并指出它们分别代表了逻辑形式论与心理主义如何处置符号学学科的重大分野。从可读性角度来看，李斯卡教授的导读部分更符合一部经典教材的要素。他的导论与皮尔斯的原文结合起来构成了呈现在我们面前这部来自理解皮尔斯的经典。

         对于一部如此分量的书来说，翻译责任之重要不言而喻。早有学者指出，对于皮尔斯的翻译，在语言、专业素养哲学功底任何一方面不足都可能陷入翻译的泥潭，其结果恐怕是译文比原文还难懂[9]。恐怕我国大多学人都品尝过比原文还难懂的翻译是何种滋味；皮尔斯这样擅于运用和创造术语的学者，更对译者是巨大考验。赵星植君专攻皮尔斯符号学且双语修养极佳，富有远大学术抱负。从翻译阅读感受来看，无论是皮尔斯符号学专业术语的准确性，还是李斯卡导读部分的流畅性，都有着很好的把握。对于原文阅读力有不逮的读者，该书的出版不啻是一道窥见皮尔斯符号学基础体系福音；即便对于能驾驭原文阅读的学者，此书也提供了术语方面极具价值的参考。该书的编撰既完整展现了皮尔斯原典的精妙，又提供了李斯卡教授专家级的导读，兼之精湛细致的翻译，必将成就这部经典在汉语符号学界的重要学术价值。

         本书在汉语学界迻译出版显然不是一个结束，而是一个新学术语境下多重意义的开启。皮尔斯曾说，这是一个广阔的领域，而他作为最先触及该领域的人不得不将研究限制在一些最重要的问题上。显然，有两类工作亟待继续：一是皮尔斯专题研究工作者，他们将皮尔斯的思想遗产宝库一点点打开，以便为更多学人所能享用；另一个同样重要的工作是，在对话与回应皮尔斯的基础上，结合新的学术语境来构筑面向当前和未来的符号学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