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文莉评饶广祥主编《解放的形式--赵毅衡形式理论思想争鸣集》

赵毅衡曾在《重访新批评》中谈到20 世纪文论有四大支柱，即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现象学—存在主义—阐释学与形式论。其中克思主义、精神分析、现象学—存在主义—阐释学是一脉，而形式论，包括符号学与叙事学，是另一脉。

20 世纪初，形式文论在欧美许多国家不约而同地出现，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俄国与东欧的“形式主义派”, 英美的“新批评派”, 欧陆的索绪尔语言符号学, 美国的佩尔斯逻辑符号学, 以及在这些潮流中建立的叙述学等等。将视野收回到中国，不难发现形式论在中国传统思想中亦有坚实的基础。《易经》中的符号学体系、佛学中的唯识学与因明学都带有不少形式论的色彩。

当代中国文化理论正在经历深刻变局，其中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形式转向，其急先锋则是赵毅衡。他的符号学和符号叙述学体系，为中国和世界文论打开了新局面。“从形式探视文化”，是赵毅衡形式论-文化论的基本立场。而文化在赵毅衡看来，又是一个人类社会相关表意行为的集合。当形式成为贯穿人类一切的表意活动、表意符号的总视点时，它就不仅是分析工具，而是上升为一种世界观。世界统一于形式，并以形式的方式呈现：形式无边。意义不过是形式的编织物，形式是意义的意义。

《解放的形式》一书将赵毅衡教授的形式研究分为16个领域，分别为“符号哲学：元语言、解释漩涡”、“主体符号学”、“标出性理论”、“伴随文本、传播符号学”、“性别符号学”、“符号修辞学”、“艺术符号学”、“产业符号学”、“中国传统文化符号学”、“叙述学”、“形式理论史”、“文化批判、比较文学研究”、“创作与翻译研究”、“国外学者论文”、“书评及访谈”等。编者从每个领域中选出具有代表性的作品编为文集，文集中的22篇文章虽都是关于形式论的研究，但其关注重点各不相同，由于篇幅所限，笔者仅对部分文章的主要观点进行简单总结并给出自己的观点。

一、双轴运作

赵毅衡在《符号学原理与推演》中提到“符号文本有两个展开向度，即组合轴与聚合轴。任何符号表意活动，小至一个梦，大至整个文化，必然在这个双轴关系中展开”，“聚合是文本建构的方式，一旦文本构成，就退入幕后，因此是隐藏的；组合就是文本构成方式，因此组合是显示的。可以说，聚合是组合的根据，组合是聚合的投影”。而他在《两种经典更新与符号双轴位移》中提到大众经典化有取代批评经典化的趋向，而经典化向横组合组合操作倾斜将导致纵聚合倒塌消失，使整个文化成为单轴的运动，符号的灾变会带来完全丢失历史的文化大劫，以及人生意义的热寂。

作为回应，徐亮在《双轴运作的另一种可能性—对赵毅衡教授符号灾变论的一种回应》中指出双轴运作在现代社会中的发展还未到一个完全令人绝望的地步，因为人们对单轴运动的厌烦、教学和研究机构的作用，以及知识分子在后现代运动中的主导功能，至少从形式上保证了文化的双轴运作不至于坠入横组合单轴运动的火坑，而未来文化发展的方向到底是热寂的灾变还是一种新格局下的双轴运作，关键是在知识分子的作为。

笔者在此亦认为我们不必对于大众经典化持过于悲观的态度。大众经典化与批评经典化在此亦可被看作是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对立。在滚滚历史长河中，精英文化曾长时间在社会生活，特别是西方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法兰克福学派认为精英文化其实就是真正的艺术，而真正的艺术（精英文化）是与大众文化对立的。人们普遍认为“大众文化”是低俗的，而“精英文化”是高雅的，这两种文化之间似乎与生俱来就有一种对立感。然而在笔者看来，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却是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大众里有精英，精英里还有精英，这样，精英里又产生了大众。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实质上是相互转化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大众文化在现代社会中不断崛起，不断蚕食精英文化的主导权，只是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相互转化的一个表面现象。大众经典化步步逼退批评经典化，确实会使得经典化向横组合组合操作倾斜，但并不至于导致纵聚合倒塌消失。一方面，横组合与纵聚合两者并非相对独立存在，前文所提到的“聚合是组合的根据，组合是聚合的投影”亦清晰地表明了组合与聚合的紧密关系，两者中任何一方的变动都势必牵连另一方，但一方完全取代另一方的可能性极小。另一方面，正如徐亮所指出的那样，大众经典化的不断发展不代表批评经典化的发展就停滞不前，知识分子有责任承担起批评经典化的发展任务，加之现代教育技术飞速发展以及知识获取空前便捷，知识分子完成这一任务的可能性不可谓不高。

二、标出性

“标出性”是赵毅衡先生对语言学术语“标记性”的新译，赵毅衡先生此改的重要性在于“标记性”这一术语开启了标记性理论新的视域—从语言标记问题推进为文化标出的问题。在语言现象中，确实存在具体而有形的某种“记号”予以“标记”，但在文化领域中，对异项是通过某种无形的文化压力来进行身份的归类以使异项“标出”。在文化标出性理论中，“中项”概念的引入尤其重要，胡易容在《论文化标出性翻转的成因与机制—对赵毅衡一个观点的拓展》中指出标出性历史翻转的内在动力是中项，中项在标出性中起到重大作用，甚至构成文化中价值判断的尺度，其所提供的道德评价是该文化体重具体的文化解释结果。

生活中确有许多例子印证了胡教授所论述的标出性翻转的问题。比如作为亚文化之一的同性恋文化，在许多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已得到广泛的认可与理解，甚至有许多国家的法律已经承认了同性婚姻的合法性，然而在许多国家，如中国，同性恋的社会认同还远不及西方国家，距离同性婚姻合法也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然而回溯历史，各个国家或地区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对于同性恋文化的认知与态度是不同的。古希腊作为西方文明的源头，曾盛行一种“同性之爱”。在希腊，每个男人都得吸引住一个年轻男子，并在亲密的日常生活中充当他的辅导老师及朋友，并激励他学习一切高尚的品德。并且在古希腊还有专门的同性恋军队，由彼此相爱的成对男子组成，因为古希腊哲学家认为，彼此相爱的人才能得到最紧密的结合，提高战斗力。然而基督教兴起后，由于教会认为同性恋反自然，而反自然就是反上帝，于是便开始残酷迫害同性恋者。直到19世纪中期，瑞士医生米基亚才首次提出，同性恋是一种天生的生理缺陷。1968年，美国社会学学会发布声明，要求社会消除对同性恋者的歧视。到1992年，联合国卫生组织将同性恋剔除出疾病分类，标志着同性恋正常性完全受到了国际医学界的确认。总的来说，同性恋在很多工业化国家经历了罪行化——病理化取代罪行化——正常化的过程。

同样，我国远在商代就有"比顽童"、"美男破产、美女破居"之类的说法，更有脍灸人口的"余桃"、"断袖"、龙阳君、安陵君等历史人物和故事的记载。男色之风在各个朝代兴衰交替，以及汉时宫人中的女同性恋现象，亦侧面佐证了同性恋在中国自古有之，且甚至成为一时之风。

同性恋文化在各国不同的历史环境中的角色以及人们对于它的态度决定了它在文化环境中地位—是正项还是异项，是被标出，还是不被标出。在古希腊，“同性之爱”已然成为一种社会常态的时候，显然同性恋文化是未被标出的；而在中世纪基督教大肆迫害同性恋者的时候，同性恋文化作为一种异项被标出，其被作为正项的异性恋者与作为正项的“非此非彼，亦此亦彼”的群体联合排拒。

三、指称距离

陆正兰教授主要从事艺术理论及诗词研究，她在《论体裁指称距离—以歌词为例》一文中指出，体裁引发的整体性指称距离延长，而歌词这一体裁的指称距离是所有语言表意体裁中最长的，因为歌词是一种特殊的符号表意行为，歌词语言的指称意义与它的字面意义保持了很大的距离。这种远距离的指称主要由以下几点原因造成：1）一旦进入歌唱，歌词就变成了一种特殊的“音”2）歌词文本本身不可能脱离这种题材的文化契约支撑。3）歌词指称会被一般化为泛指。4）类语言化姿势语的存在5）歌词中非指称化“兴”的存在。6）歌词的褒义倾斜。笔者主要讨论其中的第三点和第六点原因。

歌曲一般由歌词与曲谱两部分组成。歌词作为歌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很多情况下承担着表意的作用。借用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来看，电视文本的形成分为编码、成品和解码三个阶段。而歌曲文本在很大程度上与电视文本的形成过程非常相似。首先，歌曲需要进行编码，也就是文本意义的生产。通过对歌曲构成元素或材料进行有目的的选择和加工，得出含有歌词与曲谱的歌曲文本成品。最后受众在接受歌曲的文本信息时，对信息进行解码活动。霍尔认为编码和解码的信息过程不是完全对称的，这意味着信息在传达过程中会有“误解”的存在。在解码的过程中，信息完全或者不能够完全的被传达，间断的信息或者是扭曲的传达编码文本。这一观点与符号学中文本的字面意义与指称意义之间存在距离的观点不谋而合，陆正兰认为体裁会导致字面意义与指称意义之间距离的拉长或缩短，而歌词这一体裁的指称距离是所有语言表意体裁中最长的。

陆正兰教授认为，歌词指称会因为听众解读而被一般化为泛指，笔者赞同此观点。与其他的语言表意体裁相比，歌曲给人提供的释义语境是偏模糊的。以经典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和《梁祝》这两个故事为例，若以话剧或影视剧的形式对其进行演绎，虽然观众在观看时知道演员不过是在演戏，所说的话只是根据其原著改编或者编剧杜撰的，观众仍然倾向于将演员与故事中的人物角色对号入座。此时，话剧或舞台剧把人带入一个强语境中，观众普遍把演员说的台词理解为故事中人物的对话，这种清晰的释义语境可将观众带入到这个故事中，但很难为观众创造出一种亲身的参与感，或者一种以本人为故事角色的代入感，这时的字面意义只被解读为字面意义，演员台词中的“你”，就只是舞台上或者故事中的罗密欧、朱丽叶、梁山伯或者祝英台，永恒的爱情也只属于故事中的主角。然而，当同一素材被放入歌曲这一体裁的时候，情况却有所不同。同样以上面提到的两个故事为例，现代流行歌曲《梁山伯与茱丽叶》以这两个故事的素材进行穿插组合，意在表达矢志不渝的爱情，这首歌一经推出就受到广大听众的喜爱，曾一度占据各大音乐排行版的榜首。这首歌的其中一段歌词唱道：“我爱你，你是我的茱丽叶，我愿意变成你的梁山伯”，此时的“你”和“我”与影视剧台词中的“你”和“我”文本意义类似，但指称意义却相差极大。与影视剧营造的强语境相比，歌词给听众创造的语境更倾向于是一种弱语境。此时的“你”不一定是朱丽叶，此时的“我”也不一定是罗密欧，只是这首歌表达的，一定是“我们”之间永恒的爱情。听众在欣赏这首歌曲时，不只会欣赏歌中所唱的角色的爱情，还会把自己代入其中的“你”或“我”，有极强的参与感和融入感，同时人们在评价这首歌时，也不只会想到罗密欧与朱丽叶以及梁山伯与祝英台爱情故事的情节，更会

直接想到这首歌的主题，即“永恒的爱情”，这就是歌词的“特指”被听众一般化为“泛指”的过程。

陆正兰教授在其文章中亦提到了歌词的褒义倾斜，指出因为歌词这一体裁，听众通常会对歌词的内容往好的方面进行理解，笔者对此点尚持怀疑态度。首先，歌词作为一种较为凝练的语言表意方式，通常会使用较多修辞，如隐喻、夸张、反讽等等，其中最为常用的就是隐喻。如曾在网络上风靡一时的歌曲《香水有毒》有这样一句歌词“你身上有她的香水味，是我鼻子犯的罪”暗示了故事中男主人公的出轨行为，听众对这句话普遍不会从褒义的方向进行理解。无独有偶，2017年曾火爆一时的嘻哈歌手PG One早年曾唱过一首歌名为《圣诞夜》，其歌词言语低俗，且多句歌词涉及色情、毒品等隐晦表达，如“白天睡觉晚上吼，纯白色的粉末在板上走”这句歌词中的“纯白色的粉末”就被听众理解为毒品，这首歌在受到大量网友的抵制和攻击后，引起了多家官方媒体的注意和重视，《中国妇女报》就曾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直指《圣诞夜》歌词“教唆青少年吸毒与公开侮辱妇女”，由此可见，歌词作为一种体裁，倾向于表达积极阳光的内容确为多数，但这不代表带贬义歌词不存在，更不代表人们会因为体裁是歌词，就以一种褒义的预设来看待其内容。

以上仅仅是笔者对《解放的形式》中三篇文章的一些简单的思考，书中文章皆是有关形式论的思想精品，但无奈篇幅有限，笔者的学识更是不足，尚无法对书中每篇文章逐一详论，愿这一点点的思考不算多余。编者饶广祥在序言中提到，此书出版史为了传递一种观念，即“形式无边，形式的边界就是我们大家一起走向的前方”。笔者阅后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形式论的魅力，也为形式论一直以来所受到的误解感到不平，愿形式论今后能在一个更自由、公平的环境中得到更广更深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饶广祥.解放的形式--赵毅衡形式理论思想争鸣集[C].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3.

[2]赵毅衡.重访新批评[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3.

[3]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

[4]新浪性福课堂.关于同性恋的历史和文化[EB/OL].http://health.sina. com.cn/hc/s/2014-02-20/1048125427.shtml. 2014-0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