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走向反讽叙事——20世纪80年代诗歌的符号学研究》

胡冬晴月

图书信息：

作者：董迎春

出版社：苏州大学出版社

ISBN：978-7-5672-0388-4

谈到20世纪80年代的诗歌，人们总会感叹其文本中或优美、或隐晦、或崇高的意象，也会为其中浪漫的、悲剧的、喜剧的、讽刺的情节所折服。在20世纪80年代的诗歌浪潮中，诞生了不少的诗人，他们写出了包含无数能够激发社会想象、欲望、恐惧与抵抗的符号的诗歌，引人共鸣。在80年代，诗歌作为文化的重要形式，推动着同期文化的发展，也为90年代甚至当代的诗歌创作提供了借鉴意义。

纵观80年代的诗潮，足以看出，80年代是一个充斥着理想与激情的时代，也是各种文化意识形态碰撞激烈的时代。这一时期，对中国诗歌来说意义非凡。一方面，中国社会的历史转型带来了诗歌创作的转型；另一方面，诗人们在创作中使用的意象、传达的思想具有多样性和代表性，可以作为一个世纪的缩影，给人以研究价值。本书所探讨的诗歌语言正是80年代最重要的部分，作者将这一时期的诗歌纳入到符号学视野进行考察，从而为这一时段的诗歌史建立了新的理论。

本书分为“导论”、“80年代思潮命名：思潮论”、“石头的转义：语言论（上）”、“80年代诗歌‘走向反讽’：语言论（下）”、“80年代诗歌解构与建构：文学史论”以及“结语：反讽之后”等六个部分。

在“导论”中，作者分别讨论了“当代诗歌研究现状”、“80年代诗歌话语分析”、“80年代诗歌话语的原因与价值”三个话题。作者深受符号学的结构主义思潮的启发，将中国1980年代的诗歌运行与发展纳入到符号学的视野，通过研究1980年代的诗歌话语，探究其“类型化的传达方式”。据此，作者将20世纪80年代诗歌视为一个文学场，而这个文学场“由不同的社会文本、文学文本等符号组成”。在对这个问题展开研究时，作者以海登·怀特的转义理论为学理基础，通过研究这一时期的诗歌的隐喻、转喻、提喻、反讽四种隐喻之间的转移关系，深入揭示了这一时段诗歌运行的内在动力和基本特征。

在第一章“80年代思潮命名：思潮论”中，作者谈及了80年代诗歌话语的形成及背后渗透的意义，挖掘命名背后渗透的文化动机与意识形态。在这一章中，作者首先确定了文学史的诗歌1980年代范围，进而界定了自己的研究对象——“朦胧诗”、“第三代诗人”、“女性诗歌”和“大诗写作”等诗人和诗歌形态，其中，作者将“女性诗歌”和“大诗写作”归属于“第三代诗”。他以此从诗歌的命名问题上探讨其精神向度、美学特征、文化立场和诗歌观念，进而揭示出这些诗人、诗歌的话语形成机制。其中，“女性诗歌”和“大诗写作”具有重要意义，前者既是一种独特的精神书写，也是80年代重要的文化景观，其通过一种“身份性写作”，确立了女性的文化地位，改变了女性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的缺席地位；而后者则是对以“后朦胧诗”为主导的“思想性写作”的提升与推进，例如海子的长诗，使诗歌走向了更具综合性和高难度的“普世性写作”。如果说朦胧诗是对1949年以来诗坛上盛行的颂歌与战歌的反叛，那么第三代诗人所代表的口语诗的出现则是对朦胧诗的英雄化和崇高化的叛逆。而且，第三代诗人在文化消费时代和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作用下，出现了解构的倾向。

在第二章“石头的转义：语言论（上）”中，作者将论述的重点放在1980年代诗歌话语的形态特征与美学意义方面。他根据符号学转义理论将80年代的诗歌分为“表现式隐喻”、“还原式转喻”、“综合式提喻”和“反讽”四类，并分别以北岛、于坚、西川和伊沙四位诗人作为代表，讨论隐藏在其背后不同的意识形态意蕴——“无政府主义”、“激进主义”、“保守主义”和“虚无主义”，从而将这四人所代表的诗歌创作归结为“政治型写作”、“大众化消费型写作”、“综合的思想型写作”和“批判型写作”。其中，北岛诗歌中的隐喻集中于对人的自身生存处境的思考，体现出诗人“人道主义”的情怀，例如《无题》中“对于世界／我永远是一个陌生人／我不懂它的语言／它不懂我的沉默”，充满沉思的诗文展现出诗人对生命主题存在的思考，诗人用诗文书写着孤独，也通过诗文来克服孤独，走向海德格尔式的“向死而生”的美学体验；于坚与北岛相反，他“拒绝隐喻”，以趋浅的物象写作取代艰深的意象写作，拒绝深度转喻话语来对抗朦胧、晦涩的隐喻写作，具体到他的诗歌，表现在其诗歌的现代色彩和日常生活气息，例如在《远方的朋友》中，他这样写道：“您的信我读了／您是什么长相 我想了想／大不了就是长得像某某吧／想到有一天你要来找我／不免有些担心／我怕我们无话可说”，口语化的言语、生活化的语调，给予读者新鲜而轻松的阅读体验；西川的诗以“提喻”式写作为主，他重视心理体验，通过带有神性的冥思、联想，推动诗歌的深度情感表达能力，在叙事模式上，体现出悲剧式的情怀，在写作精神上，体现出超越性的体验，例如其诗《挽歌》：“当我带住生命的丝缰向你询问／生命的意义，你已不能用嘴来回答我／而是用这整个悲哀的夜晚”，体现了诗人悲悯的情怀以及对生命意义深沉又深刻的思考，正如作者所说“这种具有宗教情怀与灵魂的‘思想性写作’，呈现了他的诗歌话语的高度与难度”[i]；伊沙则使用反讽策略进行创作，给其诗歌增添了知性、智性色彩，使诗歌突破了传统的抒情特征；伊沙擅用两种创作策略，一种是互文性反讽，呈现了后现代视野中的否定、结构、颠覆与扬弃的诗歌精神，例如《车过黄河》中“我在厕所里／时间很长／现在这时间属于我／我等了一天一夜／只有一泡尿功夫／黄河已经流远”，诗人运用“厕所”、“尿”等意象，与以往诗人借黄河抒情的语境形成互文，表达了对朦胧诗的不满，对传统抒情方式的解构；另一种是狂欢式反讽，充斥着颠覆性与反叛性，带有浓厚的虚无主义情绪，例如诗歌《结结巴巴》中“戏仿”、“拼贴”式的文本策略：“结结巴巴我的嘴／二二二等残废／咬不住我狂狂狂奔的思维／还有我的腿／你们四处流流流淌的口水／散着霉味”，调侃而又戏谑的口吻，呈现出巴赫金式的狂欢色彩。

在第三章“80年代诗歌‘走向反讽’：语言论《下》”中，作者将“隐喻”、“转喻”、“提喻”和“反讽”的诗学理论，进一步上升到了“形式论”、“机械论”、“有机论”和“语境论”的层面来进行分析。例如，“朦胧诗”的隐喻写作通过意象意义来完成，对于诗歌的形式美有着重要的影响；“口语写作”中的零度抒情与叙事，则是一种以转喻话语为特征的“机械论”写作方法；以诗人顾城为代表的朦胧诗派，突破了历史与文化的局限，转向对生命自身的探究与思考，这种性灵自由的写作更趋向于生命有机主体的真实；以诗人柏桦、海子为代表的后朦胧诗人，在丰富了诗歌的审美性和文学性的同时，清醒而充满智慧地践行着综合型与思想性的诗意追求和写作伦理；而“第三代诗”的反讽体现在“口语写作”方面，字里行间非理性的荒诞感已成为其叙事的基点与聚点，充斥着否定与反叛，建构出喧哗、震荡、创造与自由的语义世界。

通过前三章对于诗歌浪潮和诗歌问题的探讨，在第四章“80年代诗歌解构与建构：文学史论”中，作者提出了重写诗歌史的问题。虽然早在80年代末就有学者就“重写文学史”的问题进行了讨论，但并未触及文学问题的根源。作者认为，中国文学史的书写最大的问题就是与政治的某种复杂的纠缠关系。重写文学史的前提和趋势，是要回到“审美自主”这一艺术本位的文化立场上来。比如关于朦胧诗的排列问题就有争论，朦胧诗“秩序”的建构，引发了许多诗人、评论家的质疑，诗人们秉持“自己来操办一切”的态度来建构文学史，这些现象都说明了当代诗歌写作、当代诗歌史都需要被重新认知。作者在书中谈到了重写文学史的方法，即在当下的文化立场中找到有效的诗歌话语。 作者通过引用布尔迪厄的“文学场”理论，分别考察了80年代诗歌作为文化与政治、经济、艺术这三个层面话语的互动关系，挖掘20世纪80年代诗歌的符号学意义，重写了这一时期的诗歌史。

在“反讽之后”的结语部分，作者谈及了反讽中心主义的诗歌话语所带来的悖论：一方面，其解构性与批判性为更多的诗人所实践；另一方面，在其进行否定与批判的同时也对传统文学产生着挤压作用。联系到文学现代性，反讽话语背后渗透着的虚无主义思潮，也构成了诗歌的审美现代性悖论——“一方面积极推动着现代诗学的成熟，一方面又给当下文化留下了浓厚的阴影”。

这本书理论性强，但作者却通过引用许多20世纪80年代著名诗人的诗歌，将原本晦涩难懂的理论阐述得简单明晰，每一个章节的开头，都引用了一首诗歌，与章节内容相对应。诗歌，原本应该是远离政治性，回归文学性、审美性的美好事物，它突破理性的枷锁，打开人们的感性维度，作者正是基于这种对诗歌的敬意，丰富并完善了当代诗歌史的建构，成就了这一部集理论性与艺术性为一体的佳作，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说，“如今这个世界最可怕的不是物质、欲望的符号的轮番轰炸，而是在一个缺少批判理性的社会色调中人的内心的自我放逐，与其说这是一个符号化的时代，不如说这是思想渐于沉默的时代”，作者在这本书中，通过诗意的书写，让读者体验到书写建构的世界中的审美与道义对现世的克服的信心。

  作者简介； 胡冬晴月，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2018级艺术学理论专业，音乐文化学方向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