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丑闻的力量：大众传媒中的符号学》

付明涛

“丑闻”二字对我们并不陌生。丑闻是大众对于某人或某事的看法，如何定义大众呢？大多数吗还是所有人呢？大众的看法即公共舆论，是所有人的意见，但是谁能弄清楚大众的共同看法呢？大众被丑闻吸引同时嗤之以鼻。那么我们是否思考过，成为丑闻的事件是否因为具备内在的一种特性—“丑闻性”而成为丑闻这个问题吗？难道会有事件本身就会演变为丑闻本身吗？于是，在《丑闻的力量：大众传媒中的符号学》（以下皆简称《丑闻的力量》）中，“丑闻”这个与我们的周围信息环境息息相关的概念重新得到了审视。在对当今大众传播中大量丑闻的讨论，作者艾赫拉特得出了全新的结论：丑闻是建构出来的观念。

本书的作者约翰奈斯·艾赫拉特，是意大利宗座格力高利大学社会科学系教授。著有《丑闻的力量：大众传媒中的符号学》《电影与符号学：皮尔斯与电影美学、叙事及再现》。在《丑闻的力量》一书中，艾赫拉特将经典的符号学和实用主义理论用于对当今媒介的分析，文中重点对电视布道和性虐童案进行深入的分析与讨论。提出唯一的任务是重建和解释媒体如何制造意义，关注的是有意义的公众叙事方式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这为我们理解大众传播提供了非常独特的视角。

在西方世界，宗教的权威地位不可撼动，而公众舆论和宗教之间的关系却非常微妙。公众舆论在认知上是所有人的意见，因此被赋予了目标一致性。而宗教的权威来源于上帝，上帝视角在其信仰者的眼中是不可蔑视的。因此，艾赫拉特从这个角度出发，论证两个中心话题：在理论和历史上掌握公共领域如何建构意义，其二，剖析公共领域到宗教之间存在内在关系。

全书分为八章，前四章旨在理论综述。首先第一章（回顾丑闻现象并检视多种应对理论）重点在厘清丑闻的定义，即经过媒体的发布和叙述，作为公众舆论实例经受惩罚判断构成事件；作为负面惩罚行为，对社会制度和社会人产生影响，媒体丑闻得以成型。艾赫拉特认为对于丑闻，阐释是最关键且更深入的一步：理式。强调理式存在的意义产生过程，聚焦政治理式和宗教理式，分析理式主体和理式客体的建构关系。考虑到新闻界作为产品和实践整体，受到主题而非事实的吸引，因此可以总结出媒体丑闻是工业产品和制度实践。而后，作者比较了社会丑闻和媒介丑闻，它们完全不同，因为道德和故事叙述中建构的道德不是同一回事。艾赫拉特利用符号—实用主义理论，提出作为媒体对象的丑闻，媒体舆论形成了可确定、可辨别的叙述方式，使得媒体丑闻的建构更加容易。在论及电视媒体呈现出来的“真实感”“客观性”时，作者认为视听序列次序会对逻辑顺序产生暗示力量，因此对电视媒体在对丑闻的呈现中往往不是更真实更客观。

第二章剖析舆论和公共领域，强调客体本身特性即公众舆论现象。承认舆论和符号之间紧密的关系，针对舆论对象分析，提出拟像和实证两种方法论不同途径。拟像是将无形的熟悉物视为一种经验“比喻”。实证是从熟悉的经验上升为无形的原则，并维持下去。作者从哈贝马斯的视角出发，但又不窄限于其中，无疑让我们对公众舆论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在对形式意义与具体意义的讨论中引入符号学核心概念，理清现实和经验之间的复杂关系。

上一章仅仅把符号学核心概念用来处理公共意义的来源以及它是如何建构的。为了更清晰理解舆论的意义，第三章纳入了皮尔斯的实用主义和符号学研究，把舆论作为一种目的论意义类型，依据舆论目的论的伪造总体性来探讨普遍性与真实性的关系，当然，其中符号学的中心作用不可忽视。从展开论述符号产生的独特过程开始，将公共意义和现实紧密结合起来，通过对叙述文本的分析，反过来使得舆论形成概念。

对于研究媒体丑闻而言，廓清媒介性以及媒体的适当概念是至关重要的。于是第四章从卢曼的媒体理论出发，说明符号学与系统理论的争论，其焦点在于符号是否具有功能，发展社会符号如何把成果和具体的社会媒体存在联系起来。在将人类和社会整个描述为一个符号之后，艾赫拉特深入浅出地解释了媒体符号中三个相关物功能。之后引入对媒体现象—电视布道的分析，从符号学角度理解媒体的衡量标准。

舆论是一种逻辑建构，其通过大众媒体的逻辑成为社会的一项决定因素，它不能够与同时声称社会决定的逻辑共存，这就是宗教。公众舆论的影响，尤其是宗教的丑闻化，揭示了许多其对待宗教态度的意义前提。第五章通过分析社会符号从美学层面以及电视形式层面上对电视布道施加的影响，来考察宗教呈现的形式与大众逻辑的冲突。

最后三个章节以逻辑顺序铺陈开来，分别为企划、表演、效果。它们一起描述了整个媒体丑闻。第六章浅涉在成为大众舆论对象前的宗教，其中艾赫拉特把调查性新闻及其客观性纳入到对丑闻企划的论述范畴。新闻是一种创造性活动，它有自己的规则，更有可能产生某些影响。新闻全部遵循一个基本模式，恪尽职守的媒体标榜严肃新闻，调查新闻服务于市民标榜公共新闻，他们以不同的形式适应于不同的市场，他们追寻丑闻，略去了事实的其他属性。第七章回到丑闻生产，在这个过程中，有什么叙述技巧呢？可以通过符号这个中介直接领会行为含义，符号学分析了两种元文本概念：权力合法化和自我实现，就此可推断出各类丑闻。文中集中分析了《波士顿环球报》报道的虐童丑闻新闻报道，这一案例引导读者思考新闻专业实践，即对客观性生产的反思。但无论怎样，事实是丑闻的核心。第八章针对媒体战略—制造客观印象和真实世界的社会属性这两个问题进行论述，得出丑闻真正影响是有关制度而非个人，将其作为对媒体丑闻的“道德暴行”理论的结论性批判。最后利用先前讨论过的社会符号学讨论制度依据，揭示丑闻可能倒逼体制进行实质性的改变，一个社会制度将影响其他制度。

本书从历史和理论出发论述公共领域如何建构意义，再到讨论公共领域到宗教之间存在的内在关系。符号学作为意义理论的中心思想，为思考这两个中心话题提供了很好的思维基础。在批判视角下，引入重要的理论（卢曼和哈贝马斯理论）与之相对比，把整个社会情境理论化，把社会生产普遍符号化。这样，公共领域标准的独特理式规范在实用主义—符号社会理论中具备理论基础，对解释公共舆论和丑闻之间的特别的逻辑才有了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