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孙金燕《武侠文化符号学》

陈英娴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指出：“我们有一种纯粹的想象力，它是人类灵魂的一种先天地作为一切知识之基础的基本能力。凭借它，我们把直观杂多的一方和纯粹统觉的必然统一性的条件的另一方结合起来。”无论先验还是经验想象力，都是人类认识世界与自我的重要能力，而在想象中伸张正义则是人类共同的追求，“欧洲有骑士艺术，日本有剑侠小说”，中国则有武侠。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大侠梦”。

武侠是深深烙印在国人心中、暗含中国文化内核的精神象征。学者孙金燕的《武侠文化符号学》一书，正是对人人熟悉、而又时感陌生与疑惑的武侠文化的深入剖析。

本书共分为六章，第一章对武侠小说及其他体裁的武侠作品发展史进行了梳理，第二章则从元语言的角度探讨了武侠符号的虚构与解读问题，第三章集中讨论了武侠符号的伴随文本，第四章则探讨武侠文本的身份与作者自我，第五章在格雷马斯方阵的基础上分析了武侠小说的文体演进逻辑，“武侠”如何在对自身不断地“否定”中发展，第六章则探讨武侠符号的未来发展，尤其是其与“视觉媒介绾接的可能性”。

《武侠文化符号学》一书对武侠相关问题的探讨是全面而深入的，笔者学识浅薄，短短一篇书评，难以面面俱到，因此选取书中的部分内容，简单谈一谈个人的理解与思考。

一、文本与解读中的述真问题

科幻作家刘慈欣认为科幻的灵魂是幻想，这一点之于武侠同样成立。武侠是诞生于幻想的艺术，这应该是一种共识。但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就有反对者“批评武侠文本是在编织虚幻可笑的侠客梦，并谴责沉迷侠客梦的武侠迷是对现实人生的不负责”。众多精英式的批评为何明知武侠文本为假却无法假戏假看？这一方面与武侠小说的符号述真有关，另一方面则与接受者对武侠小说的解读有关。

首先，“武侠小说是在虚构化行为中对现实与想象进行选择与融合的结果”。它在两个方面对现实世界进行选择，一是某些特定细节；二是常识或称逻辑关系。这些被选择的现实与想象融合成为“事实上可能”。第一，在时空细节上，武侠文本通常将其设定为“前现代”中国，以便于使用更显个人能量与英雄气概的冷兵器；第二，武侠文本的一系列命名，也与现实世界中众所周知的历史事实所对应，比如人物“霍元甲”、“吴三桂”，地点“峨眉山”、“青城山”等；第三，“武侠文本锚定现实世界的常识或事件逻辑关系”，比如亲缘谱系上的父母师承等。

这些被选择的细节进入武侠文本之后，“便使得现实世界作为参照系统敞亮起来”，那些被排除在选择之外的因素也得以进入人的感知领域。

以上在文本中为“述真”所做的尝试，构成了武侠文本“真实感”的重要来源。学者格雷马斯曾尝试对言语等行为建立“真伪模态”，认为真实性问题由发话人与文本共同决定，而赵毅衡教授将“真实性”问题引入了符号表意的三环节中，将“真实性”贯穿至“接受者的解释”里，“符号发送者意图在于‘使—知’或‘使—信’，是某种叙述性的操纵，而符号接收者的阐释行为是某种叙述性的审判。”

在此基础上，武侠文本对现实、虚构、想象三者之间疆界的打破与跨越，使得读者对武侠文本的接受往往呈现出两个格局：一是读者分裂出一个人格，在虚构的框架之外明白武侠文本为“假”，而在框架内，我信武侠文本为“真”；二是“一心一意”地接受武侠文本提供的直接信息，受武侠文本的“幻觉”支配。

二、隐含作者与受众

在明白了武侠最基本的“述真”问题后，我们将视角转向武侠文本中的隐含作者与受众问题。

任何符号文本都有一套意义与价值，也就是一个“隐含作者”。“隐含作者”概念最初由韦恩·布斯于1961年在专著《小说修辞学》中首次提出，要理解武侠小说文本身份的超越性，就需要借助“隐含作者”这个体现隐含意义与价值的拟人格的分析。

武侠小说中隐含作者的构建主要通过“武”、“侠”、“江湖”三个维度来展开。“江湖”的奇幻设定使个人英雄主义得到推崇，而“侠”则强调侠客独立的人格以及一种气度与魄力，最后，“武”中体现了对审题甚至物质世界束缚的超越。只有超越自我，才能超越他人，但与此同时，武侠叙述也表现出对“自我”膨胀的抗拒。在诸多合力作用下，武侠文本最终给读者呈现出这样一个“隐含作者”：一位“有节操、有修为、身怀绝技，无敌于天下”的大侠。

值得一提的是，与隐含作者所表现出的超然不同，武侠文本的真实作者往往“不免于俗”。武侠小说最初的诞生，便是源于对市场的迎合。“武侠小说作者的创作将直接转化为他们的生活物料。”就像不认同自身“元曲作家”身份，而向往作为诗人留芳的汤显祖那样，虽然向现实低头，写作“不入流”的武侠小说，但武侠作者们并没有放弃作为文人的“心之所向”。“尽管必须仰武侠所背靠的商品市场的鼻息，这些文人还是企图在个体利害得失与整个社会的深厚关怀之间寻找一个平衡”。他们将这种“以文载道”的情怀融入武侠作品中，企图消弭隐含作者与真实作者之间的“区别”。

理解了武侠文本的作者，学者孙金燕还对武侠文本的对象做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孙金燕认为，武侠作品的主要接受群体是“在文化上、教育上处于劣势的位于社会中下层”的社会人士，他们通过代入武侠中惩恶扬善、超凡脱俗的大侠形象，来填补自身真实人生中郁郁不得志的空白。同时，武侠所面向的受众主要是男性。作者通过分析武侠作品中的伴随文本证实了这一点。“武侠文学与艺术的署名方式以及宣传海报、插图结构方式等，本身是创作者的个性化行为，但它们受制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语境，在特定历史时期可能呈现出某种倾向性的特征。”因此，不仅插图中多采用男性中心视角，少有的女性武侠作者也在笔名中体现出明显的男性特征。

近年来“武侠已死”的说法不绝于耳，而作者孙金燕则敏锐的意识到武侠并没有在时光中湮灭，而是在社会与时间的共同作用下完成了文体的演进。武侠的演进其实从未停止，20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之间，武侠的中心完成了由“剑仙”到“淡化正邪分界、寻找‘侠’之合理性的侠客”的转变。70年代《鹿鼎记》的出现，对武侠江湖来说更是一场不小的震荡。

而到了现代，武侠的“江湖”则出现了向“现代神话”演进的趋势。“现代神话”的表意形式分为两个角度，一是对古典神话的借用与曲解，而是对立足于新媒体对世界本体的终极追问与反思。在此基础上，诞生了我们今天称之为“奇幻”的“新武侠”。

而现代神话中所体现出的科技感和游戏化特征则暗示了“武侠”的未来之路。随着科技的进步，武侠逐渐有了更多的表意可能，小说不再是武侠最主要的载体，未来的武侠会更多的以游戏、动漫等形式出现。游戏、动漫的强互动性，强沉浸感特点也会更好的展现武侠的魅力，并延续武侠作为中国文化重要符号的生命力。

武侠作为中国文化水墨图中最具有独特性的一笔，不仅深深烙印在中国人的灵魂深处，也成为了中国对全世界影响最大的象征符号。在如今世界各国纷纷抢占文化软实力高地之时，借助武侠这一兼具中国特色和世界影响力的象征形象进行文化交流与输出显然是一个值得重视的思路。

近年来，中国对这武侠文化符号的利用还稍显不足，反倒是被外国抢占了先机，早年《功夫熊猫》系列电影全球热卖，电影《奇异博士》也对武侠元素与其文化内核进行了颇为深度的借鉴。在此情况下，学者孙金燕所著的《武侠文化符号学——20世纪中国武侠文本的虚构与叙述研究》一书，无疑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值得更多人仔细研读，细细品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