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的无能之怒

——评程丽蓉、王涛译《性别与传媒》

蔡昕儒

《性别与传媒》是一本后女性主义大众传媒的教科书，作者是英国著名文化学者罗萨林·吉尔。全书共八章，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梳理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性别与传媒研究历程，并介绍了不同视野下采用的性别与传媒研究方法及其特点；第二部分结合广告、新闻、电视、杂志等不同媒介形式中的具体案例，分析了女性主义在这些不同媒介中的表达方式及其影响；第三部分则回到女性主义自身，从女性群体内部的关系，到女性主义对训诫女性身体既批判又认可的态度，由此重新审视后女性主义传媒文化的女性主体特征，并在最后呼吁一套清晰的研究纲领，以使女性关系向开放、平等的方向发展。在此笔者对第一部分的内容做展开阅读与探讨。

第一部分的内容主要由第一章性别与传媒和第二章媒体文本中的性别分析构成。20世纪70年代起，女性主义传媒研究逐渐兴起，在传媒主宰的世界里，学术、传媒、工人与活动家的议程之间高度一致和重叠，安吉拉·麦克罗比归纳其特征之一为“愤怒的拒绝”。到20世纪80年代末，这种“愤怒的拒绝”变得更为复杂，传媒产品被生产者和消费者塑形，这其中就包括女性主义，媒体传递着关于女人和女性气质的原型和意识形态价值。随之而来的后结构主义代替了现实主义观点，建构主义认为不存在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两种意义的先验现实，是传媒参与制造了性别。随着文本研究与批评语言发生的变化，女性主义传媒研究也发生了称为“愉悦转向”的转型，这一转型的问题在于对性别本质主义观念的依赖，因此遭到了严厉批评。

80年代以后，以詹妮斯·罗德威为代表的受众研究不再是重点，代之而起的是女性主义的深刻影响。女性主义文化批评聚焦于女性主义知识分子与普通“妇女”之间的关系、传媒作为家庭传播技术的阶段中女性和男性的关系以及女性主义自身的变化上。此外，女性主义也开始聚焦女人之间的差别——种族、族裔、阶级、年龄和残疾等先前被忽视的各方面的差异。在20世纪末晚期对男性气质的关注也将男人看做性别群体而非将男性经验毫无疑问地当作全人类的经验。

在学术研究之外，文化政治与行动主义也采取了多种形式的策略，其关键问题在于学术著作语言越来越隐晦不明，以及对传媒越来越复杂的理解和分析的担忧实际上很难形成立场。从广告牌“游击战”介入活动和“粘贴者运动”等都能看出这一时期渴求改变的力量强大。

由此不难看出，随着传媒自身的变化，女性与传媒研究的政治、理论、批评视野也在发生变化，但女性主义的这些变化作为传媒话语本身的一部分，引发了关于整合、复原、反挫的许多不同阐释和争议。

第二章开始，罗萨林介绍了介绍性别与传媒研究的各种不同方法，主要包括内容分析、符号学与结构主义分析、意识形态批评、后现代主义时期的理论工具等。内容分析形成的量化数据使之成为传媒组织及其调节者所使用的一个很有说服力的工具，但这一方法中潜在的一些引起争议的假设也遭到了批评，比如默认传媒反映现实、关注悖论和扭曲、忽略以隐喻形式出现的形象、不能彰显差别以及事物的变化轨迹、只能告知我们已知的东西等。符号学与结构主义方法则分别介绍了索绪尔对符号任意性的定义、皮尔斯对“图标符号、指示符号、象征符号”的阐释以及罗兰·巴尔特关于神话的论著。符号化的过程是与文化密切相关的，某种特定的能指只是在特定的文化或亚文化背景下才有意义，符号学方法与广告中的女性主义分析密切相关。广告通过构建神话起作用，而符号分析则揭示广告是如何产生意义的，为了形成广告的恰当意义，不论目的在于性别或性，观者都被期待采取男性至上的观察角度并将女人视作提供性娱乐的客体。

意识形态批评则介绍了葛兰西式方法、话语分析方法和福柯式方法。葛兰西式方法关注意识形态如何通过“构建主体”而起作用。波特和乌塞维尔的话语分析方法则将重点放在对话语本身的关注，他们认为语言是构建和被构建的，话语是一种行为方式、一种修辞组织。福柯对权力的观点是有人行使它，有人则因之而受到压迫；它并非是统一的或中心化的，而是运行于整个社会之中；权力是分散的、非个人的和生产性的，而不是简单的镇压；现代权力与新的知识生产密切相关。

社交网络上总有观点认为女性主义在伸张女性权益的同时是在剥夺男性权益，笔者认为，男性权利和女性权利不是零和关系，同性恋和异性恋也不是。例如，争取同性婚姻合法化只是我们作为人类全体为自己争取的更多的权利，而不是夺取一些人的权利赋予另一些人。认为男性权利和女性权利是零和关系的观点，建立在男性与女性之间的权力关系上，权力关系中永远有行使权力方和受压迫方，于是当一方表现出不再受压迫，另一方就产生了自己即将遭受压迫的危机感。将男性和女性、同性恋和异性恋对立起来受害者心态，源自于先前在想象中将自己置于行使权力的位置，这种权力从一开始就是意淫的产物。

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与酷儿理论并不是内容分析、符号与话语分析的方法路径，也并非一种独立的分析方法，但他们挑战了批评与文化产品之间的区别，常被用于涉及文化产品，其理论的创造物也成为重要的质询模式。

广告宣称女性作出的改变（购买商品）是为了“愉悦她们自己”，并不是将女性从一个男性中心的评价体系中解放出来，而是将女性置于另一个评价体系，而这个评价体系被广告商构建为女性中心的，使得购买其产品的女性自发地认为这是包含着自己的那个女性群体的选择，事实却不一定如此。广告训练我们绕过符号转换的过程，大众媒体训练我们绕过思考过程，“理所当然”“本应如此”不过是议程设置的图景。

反讽在后现代消费文化中随处可见，它使得大众传媒得以有意将大众注意力导向其反讽情形而抵制批评，当代男性至上主义正变换为博学和反讽的形式，这种形式很容易消解掉对女性的厌恶，且指向责难“焦躁易怒的”或者“缺乏幽默感的”女性主义挑战者。

随着大众使用媒介的习惯改变，电视广告逐渐受到冷落，大量的年轻品牌选择自媒体投放，使用大数据技术精准投放的广告根本不需要考虑是否会“激怒”谁的问题，现代广告策略选择直接规避冲突，而倾注全部精力来取悦消费群体。在这样的环境下仍然被规训起来的女性，是被所谓的大众审美禁锢，还是自动接受了通过消费主义表达女性自由的话语建构而自陷囹圄呢？

撇开社交网络上披着女权主义的外衣招摇撞骗的伪女权文章不谈，在此之前不少学者提及大众传媒中的女性主义时即使不说批判，也倾向使用一种回避的态度，然而中性的文字并不代表中立的态度，绕过话题的行为本身也是漠视甚至歧视的一种。

广播公司在回应他们工作电台缺少女性这一问题时，将做出决定（选择男性或女性）的主体粉饰得无影无踪。“没有任何地方的受访者说他们不认为女性应该被雇为主持人，相反，他们喜欢强调自身对女性主持人的积极态度，并暗示他们‘看起来很难’雇佣女性”。绕过了正面回答，推卸责任给客观因素，合理化自己的行为的同时又为自己戴上一顶高帽，这套“免责声明”的说辞从上世纪流传至今，仍然管用。

在这种话语构建下，女性自然接受了是客观事实限制了她们的工作场所和工作机会（一些工作由于男女生理结构的不同，确实不适合女性参加，这里所指的是诸如电台主持、金融业、律师等），甚至在遭到拒绝和区别对待时，仍然首先反思自己身上不匹配这份工作的地方。长期以来构建的话语并不一定因其是真理而被人们视作理所应当，而是既得利益者更多，权益受到侵犯的一方又因占少数而不能掌握话语权。罗萨林《性别与传媒》一书就是尝试撕开这层长期以来掩盖着这倾斜的天平的遮羞布的一次努力，只有将这天平拉出来示众，它才有重新配平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