敖瑞评丁尔苏《符号与意义》

敖瑞

语言是什么？看到这个问题，很多人的第一反应便是“语言是一种符号”。既然语言是一种符号，那么它具有什么符号特点呢？我们又是如何把握语言的呢？对此，丁尔苏教授曾在2000年写了一本小书——《语言的符号性》来说明语言的符号特征。后来在小书的基础上增加了以“符号使用的创造性”为主题的内容，来说明人如何从语言符号中从获得意义。

众所周知，索绪尔将能指和所指的结合定义为符号，能指是声音模式，所指是概念，并且他认为“语言不仅是能指与所指的结合物的总和，它首先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其中任何一个部分都必须以完整的存在为前提”（P5）。因此，在索绪尔模式下的语言研究，无疑就是对语言结构关系的讨论，并且这些研究认为语言的意义源于系统，源于语词之间的否定区分。显然，这种结构和系统的观点，割裂了语词符号意义与外界事物的联系，因而具有的一定的封闭性，这也正是为学术界所诟病的地方。不仅如此，索绪尔还认为能指和所指的相互对应来自于符号结构的自我运作能力。显然，这种整体论的观点是“将语言看作是一个先验的、静止的结构”，忽视了人作为语言主体在产生和获取意义时的能动作用。

面对索绪尔模式带来的理论困境，语言符号研究不得不重新寻求新的符号模式来解决语言符号的语言、符号和意义的问题。因此，皮尔斯的符号意指观为语言符号研究带来了新的曙光。“符号永远不可能自给自足，它总是超越自身，指向他者”（P61），符号的意义不仅仅只是符号之间的结构关系中，还应该指向外部世界，即经验世界。当然这曙光也不同于解构，解构同结构一样，都认为符号本身不具备积极的意义，想要获得意义，只能从符号文本的结构关系中去寻找。符号的意义需要在具体的意指过程中产生。皮尔斯的观点不只关注符号的形式，也注重符号的意义，而“词语既是抽象语言系统中的成分，也时出现于真实话语中的具体单位”(P69)，因此，丁尔苏教授认为，语言符号研究必须建立以词语为中心的研究方法，即把词语推到语言学研究的核心位置，通过对词语的结构关系和指称意义的探究，将语言符号、语言文本和外部经验世界联系起来确定语言符号的意义。

在寻到了合适的方法和视角之后，丁尔苏教授以汉语词语作为分析对象，从皮尔斯的符号学视角出发，来探究语言符号如何生产意义。丁尔苏教授从皮尔斯的像似性出发，认为像似性在汉语的具体操作中是普遍的。并且根据汉字的普遍像似，提出了不同于唐兰先生汉字“三书”、许慎先生的“六分”方式的汉字分类“二书”的说法。即认为“汉字基本属于皮尔斯所说的像似符号，它们可以按照结构之繁简先分为单体像似符号与合体像似符号；合体像似符号又可以进一步划分为‘象形元像似符号与象形元像似符号的组合’以及‘象形元像似符号与象声元像似符号的组合’”（P114）。这种分类方式给汉字研究和国外汉语初学者的学习提供了巨大的帮助。而在词语与意义的具体操作上，丁尔苏教授试图用比喻来做具体说明。无论是汉语还是英语，或其他语言，比喻可谓是无所不在。比喻指的是以一事物描绘与其像似的其他事物之手法。一直以来，比喻作为一种语言修辞手段，其基本的运作机制则是通过常识来把握未知，比喻本身也被认为是对语言和表达的升华，其原因便在于它使得语言及其意义更加开放多元并且易于把握。正如丁尔苏教授所说：“喻体的多义性和多样性所产生的后果是一个万花筒般的语义网络”，而恰恰是这种多元的语义连结，构成了如今语言文化丰富多彩的特性。这恰恰体现了“语言符号使用的创造性”。对此，丁尔苏教授例举了汉语文化中“福”、“财”、“喜”、“寿”和“禄”来做了具体说明。就“福”而论，“福”在中国文化中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概念，人们用贴“倒福”的方式来表达“福到了”，用多只蝙蝠放在一起喻指“多福”，可见，同一本体可以有多个喻体来表达。不仅如此，龙作为“福”的象征已经无可厚非，而这种象征从其本质上来讲，也是一种二次比喻。因此，可以说比喻不仅在语言的具体操作上是普遍的，在象征文化的具体操作上也是普遍地。

总之，丁尔苏教授的这本《符号与意义》为我们揭示了语言符号与具体操作方式。人们对于语言和意义的把握，特别是对汉语的把握，离不开对语词符号的像似性的理解和对词语之间的比喻的操作和理解，这对于语言符号研究具有重要的启发价值。

参考文献：

丁尔苏. 符号与意义[M].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