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詹姆斯·W.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媒介与社会”论文集》

康亚飞

一、引言

凯瑞一生著述颇丰，他的思想对传播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据统计，他关于传播学的重要著作大都产生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这个时期，正是美国传播学发展的关键时期。二战后，施拉姆将传播学正式纳入了学院教育体系中，并引入传播学的“四大奠基人”概念，从而开创了以行政研究为主的传播学史的思路。加之战争期间定量方法的实用性和其他种种社会因素的影响，到了六七十年代，传播学院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传播学的行政研究也得到大力发展。

面对行政研究占主导的学科境况，凯瑞表达了他的担忧。于是，他建议传播学重回芝加哥学派的源头，从杜威谈起。他将传播的定义分为两类：传播的传递观和仪式观。传递观将传播看成是信息从一端传向另一端的过程，而仪式观则认为“传播非直指讯息在空中的扩散，而是指在时间上对一个社会的维系；不是指分享信息的行为，而是共享信仰的表征。”仪式观的提出，为传播学的发展脉络提供了另一种思路，打破了单一的行政研究的局面，直至今日，也常被提起并应用到诸多传播学的相关研究中。

在国内学者中，方师师、於红梅通过回顾凯瑞的学术生涯，对凯瑞建构的芝加哥学派及其当时美国的社会情境予以研究，最后发现：“凯瑞推崇和重构芝加哥学派这一实践过程中包含了分析美国的问题、发展美国场景下的文化研究的动机”，进而对中国的传播“本土化”提出了思考；郭建斌从“媒介事件”和“仪式观”两个概念存在的误用现象说起，认为二者并非同一个层面的问题，以此提醒学者研究时需抱有谨慎态度，以免引起概念的混乱；胡翼青从“李杜之争”、“文化研究”谈起，发现了美国文化研究本土化的困局，并提出“凯瑞所谈的文化研究只是一个方法论层面的文化研究 ，它不是一个丰满的理论体系”。纵观与凯瑞相关的研究，几乎全都提到了“传播的仪式观”和“文化研究”，而这两个高频出现的概念就来自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媒介与社会”论文集》一书中。

该书总共有两部分，上部分主题是“传播与文化”，主要讲述了传播和文化的关系，在这部分，他力申传播学应该用文化研究的方法，因为现存的定量方法某种程度上已不能解决当前传播学面临的诸多问题。下部分主题是“技术与文化”，讲述了电子革命以来传播的种种变革。在麦克卢汉等人对技术感到乐观之时，凯瑞已敏锐地发现，技术背后也有权力，“现代技术不是在创造一种新的‘未来’，而是让公众参与某种控制意识，这场仪式在迷人的技术面罩下掩盖着潜在的政治和权力的事实”。

二、传播的“仪式观”与符号的关系

“仪式观”无疑是凯瑞最为重要和富有名气的概念，也是本书中较为核心的概念。凯瑞对于美国现存的传播的“传递观”并不满意，并且对施拉姆将效果研究作为传播学史的起源也提出质疑，在他看来，“传播的起源及最高境界，并不是指智力信息的传递，而是建构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传递观中的受众是旁观者，是被控制者，缺乏主观能动性，而仪式观中媒介则介入和建构了人们的生活，媒介与人互为存在。他将传播定义为“一种现实得以生产、维系、修正和转变的符号过程”，社会现实通过符号建构，成为一种存在，同时，这种存在又成为表征反作用于现实。在这个符号表征的过程中，人是不可忽视的存在，因为人类行动是一种特殊的文本，是文化构成中的重要部分。正如胡易容所说：“人是符号链情节化的关键所在，也是叙述文本判定之关键所在。”

凯瑞提出的仪式，并非是“媒介事件”那样的宏大仪式。虽然“媒介事件”的的确确是仪式，却与凯瑞的“仪式”相去甚远。在“媒介事件”中，人仍是旁观者，是“传递观”中所说的信息接收者，并未脱离效果研究的范围，但凯瑞的“仪式观”却是一种文化建构。人类的社会实践、行动模式都是文化，人类的生活浸泡在文化之中，我们无法脱离文化去讨论传播。这也是他提倡用“文化研究”的方法来进行传播学研究的重点所在。

凯瑞的学术旨趣离不开杜威的影响。杜威曾提到“参与式民主”，并认为“我们并不是既定世界的观察者和旁观者，而是真正创造这一世界的参与者”，这与凯瑞追求的仪式观颇为相似，但凯瑞将传播描述为“符号过程”的说法，无疑富有洞见。在他关于文化理论的描述中，多次提到了“符号”，并有意将二者看成一回事，如“准确地说它是这样一种文化理论——你也可以把它看作一种意义、语义学或符号学（semiotics）的理论——它需要将文化从某种权力或环境状态中转移出来。” 卡西尔认为人是符号的动物。当凯瑞拒绝将传播仅仅看成是信息的传递时，实际上，他是发现了潜藏于传播活动中却常常被忽视的“意义”，也发现了人在符号互动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凯瑞的这一发现彻底将他和效果研究的先驱们划开了界限。一个是“传递信息”，一个是“符号互动”，这着实让传播的面目发生了改变。凯瑞提出，“理解他人加诸于其经验之上的意义……通过领会他人在说些什么以扩大人类的交流。”在他看来，交流即是意义的交换，这是个复杂的过程，“意义不是再现，而是行为的建构，通过这一建构，人类以互动的方式赋予这个灵动而抗拒的世界以充分地一致和秩序。”也即，人类的意义交流即是符号互动，因为符号在被感知到是符号时，就携带了意义。通过符号互动，人类的行为上升为文化，同时，人们又依赖于自己建构出来的文化而生活。所谓仪式，即是人人参与到文化建构当中，因为人类之间的符号互动及行动序列，本就是文化的组成部分。传播使得人们得以共享意义，也只有通过传媒的方式，人们才能真正实现杜威所说的“参与式民主”。

因此，凯瑞的“仪式观”与“符号”联系甚密，或者说，仪式观的本质就是认为传播是“符号过程”而非信息传递。这不仅为传播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更彰显了凯瑞的人文关怀。

三、电子技术时代难以消弭的“权力”

电子时代的到来，使得美国民众中充斥着“电子革命论”。电子革命论者对技术抱持乐观主义，认为“电将驱除社会混乱与环境破坏，消除政治冲突与个人疏离，重获生态平衡及人与自然的和谐。”这其中就包括布热津斯基、爱默生、里奥·马克斯和麦克卢汉。技术至上的论调并非个例，而是一时间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凯瑞对此论调并不赞同，相比较，他更加赞成伊尼斯的看法。伊尼斯在他的书中多次强调口语传统的伟大，在他看来，古希腊时期面对面的交流让人们真正获得了真理，国家真正实现了民主。而电子时代带来的高度垄断，实则是对文化的破坏。对于现代传播媒介，他表示悲观和担忧：“电子通讯的速度与距离扩大了社会组织的规模，极大地提高了文化和政治领域集权化和帝国主义的可能性。”据此，凯瑞主张知识分子应该冷静下来，去除电子至上论的神秘性，打破盲目崇拜的神话，看透电子时代的本质。正如电力至上论的真正受益者是电力公司，电子媒介的真正受益者也是传媒巨头。实质上，新的技术除了增强了控制外，没有解决其他社会问题，亦没有阻止注定要发生的冲突。

福柯提出“权力无处不在”，凯瑞也发现了技术与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着更为深层次的关系。“现实是一种难得的资源……权力的基本形式就是对这种资源进行界定、分配与展示的权力。”传媒也是一种资源，因而其中也存在着权力的分配，“新媒介对公民的知识以及获得知识的技巧进行了集中和垄断。人们成了传播的‘消费者’。”更进一步地说，人们不仅是消费者，更是一种商品被传媒集团所利用。这也是达拉斯·斯麦兹提出的“受众商品论”的核心所在。当人们看电视时，一方面获取了节目信息，另一方面却沦为了传媒机构的商品，在为节目和广告买单。传统电视传播中，受众要向电视台出“有线电视费”，向电力公司出电费，到了当下的网络电视传播中，受众或许不需要出有线电视费，却要出更多的电费、网络费用和会员的购买费用，以及继续为越来越长的广告买单。相较于之前实质上是受到了“双重剥削”，沦为了商品中的商品。

随着当前手机技术的发展，基于手机为载体的各种传播形式开始出现，其中，当下最火的就是“网络直播”。直播像游戏一样让受众参与其中，获得沉浸式的体验。直播内容丰富，有美食、化妆、代购、游戏、搞笑等，涵盖广泛，将现实资源利用得淋漓尽致。主播及传媒机构对原本日常化的现实资源的占有使得人们成为了网络景观的消费者。于是，网友的注意力付出以及对主播的打赏，成为了传媒集团获得利润的方式。技术看似将人们带向了民主，实则其中潜藏着更大的权力和控制。

电子技术时代，权力也难以消弭，人们被技术所控制，花费了时间、注意力，也投入了经济成本。当受众深陷技术的神话中时，以为自己获得了最大的好处，实际上，自己却并非真正的受益者。

四、结语

无论是关于传播起源的思考，还是对于技术神话的反思，凯瑞都敏锐而富有见地的为我们指明了一条道路。当技术以席卷之势缩短人类传播中的时间、空间距离时，也相应地带来了它的反面。我们在享受技术带来的便利之时，也要意识到我们已深陷技术的控制之中。电子技术发展到今天，人工智能的“智能化”程度有的已超出人类的想象，让人们感觉到了威胁。于是有学者提出反思：当技术一步步代替人类，侵蚀原本属于人类的空间时，我们的主体性还剩多少？凯瑞没有对当下的技术发展提出预测，但是他强调的应破除技术迷思，重新回归人与世界的本真联系着实值得我们借鉴。

凯瑞说：“文化的消亡只能通过刻意地减少现代技术的影响，通过艺术、伦理、政治领域的教化，才能得以弥补”。作为一个人文学者，凯瑞在研究中充分体现了他的人文关怀。他的书，常读常新。

参考文献：

［1］胡易容.图像符号学：传媒景观世界的图式把握［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年。

［2］（美）詹姆斯·W.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媒介与社会”论文集［M］，丁未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

［3］方师师、於红梅.詹姆斯·W.凯瑞版本的芝加哥学派及其建构［J］，《国际新闻界》2010年第12期。

［4］胡翼青、吴越.凯瑞的“仪式观”：美国文化研究本土化的困局［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4年第6期。

［5］胡翼青、吴欣慰.再论传播的“仪式观”：一种社会控制的视角［J］，《河南社会科学》2015年第5期。

［6］郭建斌.如何理解“媒介事件”和“传播的仪式观”——兼评《媒介事件》和《作为文化的传播》［J］，《国际新闻界》201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