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鑫艳评周劲松译《媒介的自我指涉》

张鑫艳

《媒介的自我指涉》一书对指涉与自我指涉的符号学基础展开探索，以后现代文化中自我指涉的跨学科语境为关注焦点，检核印刷广告、摄影、电影、电视、电脑游戏、媒介艺术、网络艺术、身体艺术以及音乐领域中的原创性研究。按照作者的观点，广义上，自我指涉这一概念涵盖了自指性、元文本性、元图画、元音乐、元交流、不同文本之间乃至不同媒介之间的指涉关系—尽管程度和层次有所差别。

提到本书作者，简介竟无从下手。倒不是说本书作者有多么讳莫高深，而是本书实际是关于媒介中自我指涉这个研究课题的主要成果合著。该课题于2003年至2006年在卡塞尔大学跨学科文化研究中心进行，此项研究得到德国研究会（DFG）的资助，由温弗里德·诺特主持，合作者包括宁娜·毕莎娜、布里塔·奈泽尔以及卡林·温茨。除了个别，本书收入的论文都曾提交“媒介中的自我指涉”国际会议，该会议由温弗里德·诺特、布里塔·奈泽尔、宁娜·毕莎娜等在DFG项目框架下组织，2005年七月于卡塞尔大学召开。

本书以“部分”代替“章节”所用之词，为使读者方便理解，笔者将沿用“部分”用法。全书分为两个模块，第一模块（即第一部分）阐述本书所运用的理论框架，包括符号学框架和文化框架，第二模块（即第二至第七部分）讲述了关于媒介自我指涉的具体例子，包括自我指涉的印刷广告、自我指涉的摄影、自我指涉的电影、自我指涉的电视、自我指涉的游戏以及其他自我指涉的艺术，在这里不做赘述。

本书的论题，就是媒介变为自我指涉的种种方式，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媒介就不再在真实或虚构的世界与其受众之间斡旋—媒介装作是与这真实或虚构世界相关，装作是要启迪、劝导或者娱乐其受众。接下来笔者将着重阐述作者所使用的理论武器—即符号学框架和文化框架。

自我指涉是一个讨论得非常多的后现代性特征。不是去呈现某种听到、看到、经历过的东西，或者社会生活、文化和自然中所经验的东西，记者、商业艺术家、设计师和电影导演越来越多地为我们报道的，是媒介中之前看到过、听到过或报道过的东西，媒介人变成了对呈现进行呈现。这个结论出发点是符号学性质的：任何一个符号，如果它指向自身或自身诸方面，就是自我指涉符号。如果符号并非仅仅指向自身，而是指向符号的部分、方面，构成要素或元素，那么它们在一个有待明确的程度上是自我指涉性质的。对自我指涉的研究要求澄清其反面，也就是指涉。按照定义，指涉，与自我指涉相对，表示指向其他的某物。当这个术语与自我指涉对立使用的时候。它又被称为“别指”、“异指”或者“他指”。英语中，当下意义的“指涉”被定义为言语表达与其所指的可观察事物或品质之间的关系，它所指的被称为其“指涉对象”。与之相对，皮尔斯从不使用“指涉”作为他的基本用语，他所提到的不是指涉对象或者外延，而是符号的对象，不是说符号指向其对象，而是说符号“表现”其对象。^[1]符号，根据其中世纪的定义，是某种代表他物的东西。无论是二元关系还是三元关系，符号与符号所指所代表的非此符号之外的某物之间的差异。能指不是所指，符号既不是它的指涉对象，也不是它的客体。自我指涉因此产生出一种符号的悖论：符号不再指涉或代表其他的某种东西；它是自身的客体。皮尔斯甚至考虑用“符号”概念来替换“媒介”这个术语—在1906年，他感叹道：“我的所有观念都太狭窄了。如果不用‘符号’的话，我是不是该说成‘媒介’？”^[2]媒介必须有能力告知，叙述和唤起来自另一时间和空间的事件、人物、地点和信息。为了满足其功能，媒介符号必须标识指涉或者表现这种潜力。任何来自大众媒介的信息，只要考虑到要陈述它，都必须是指涉性的，因为它是一个来自别处的信息。譬如电台，是关于发生或源起于世界上又一处的一个事件。即使是我们听到的音乐，也不是没有指向其他时间和其他地点的要素：爵士乐指向新奥尔良，桑巴指向巴西，巴赫指向17世纪的欧洲，但音乐本质上是自我指涉的，尤其是赋格曲艺术，它就是高度递归性质的，而且在这个方面是自我指涉性质的。因此，指涉和自我指涉明显是一个程度问题。

符号学从传入中国以来就一直是个舶来品，如何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当今独特的媒介符号环境，是学界所面临的重大课题。不管是从媒介的自我指涉还是皮尔斯的能指所指理论，符号也是媒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实践角度来说，可以从中国传统文化符号中梳理出中国的媒介变迁，探究鼎、玉玺等器物如何作为媒介勾连了皇权体制。

自指性被当作后现代性的一个标志。作者举了两个例子印证这一观点，第一个是在《世界的两次大战》这篇社论中，弗兰克·里奇将乔治·W·布什在加州布拉格堡的讲话和斯蒂芬·斯皮尔伯格刚发行的《世界大战》这部电影进行了比较。里奇的预设是，总统和导演都是以在其对象中引起恐惧为目的，布什是为了扭转人们对他在伊拉克的冒险所日益滋长的怀疑，斯皮尔伯格是为了娱乐、利益，或许还有启示。巴里·布利特为弗兰克·里奇这篇社论画了漫画，这幅插画强调当下这场战争是一个媒体事件，其中，事件本身的意义邀请人们将其与电影加以比较。可以从中观察到，在各种媒介中明显体现出来的自指倾向中，功能的多重性。在某种情况下，自我指涉并不是要把我们封闭在一个越来越孤立的世界中，而是要向我们揭示一个再某种程度上始终无法预见的领域，这也是皮尔斯现实主义的核心主张。^[3]另一个是关于在美国“主流媒体”中工作的记者们所从事活动的一篇报道，它关注的焦点是主流媒体没有做到去报道。在吉特林的文章中，一位媒体人士在斥责其他其他成员，媒体正在表现出一种似乎不可压制的势头，要对自身做出报道。在这里，自指性通过一个自我质询的过程满足了这一功能：一位媒体代表以它们（媒体自身）承诺要传递什么这一名义而对其作出质询。渐次地，这种质询是我们理解理性是必须的。承认任何现实都是复杂的，是不可能与对不断的质询做出回应分开的，常常具有越来越自指这一性质。

从文化角度来说，当今人类生活在科技巨大飞跃时代的同时，文化意义缺陷入匮乏。大数据时代，电子产品可以根据人们的喜好定点推送，使人们生活在一个越来越小的信息茧房内；碎片化信息看似节约了大众的时间，实际上深度阅读却在不自觉减少。人类肢体解放的同时，头脑却没有得到对应的锻炼，长此以往满足于安乐，岂不是进入了大筒木辉夜的“无限月读”中。

随着传媒技术日新月异的改变，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到媒介这一议题，基于海德格尔技术哲学的讨论，南京大学胡翼青提出应在认识论上把媒介看作是一个意义汇集的空间，由此为当今传播学或者说媒介学派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4]

参考文献

[1] 查尔斯·桑德斯·皮尔斯.皮尔斯：论符号[M].赵星植，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114-139

[2] 唐小林.媒介：作为符号叙述学的基础[J].中国比较文学，2016,000（2）：13-26

[3] 特里·伊格尔顿.文学事件[M].阴志科，译.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7：25-30

[4] 胡翼青.媒介技术哲学范式的兴起：作为认识论或方法论的传播学[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7-23（5）

书籍简介

作者：[德]温弗里德·诺特  [德]宁娜·毕莎娜

译者：周劲松

出版时间：201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