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现象学方法的经验性研究路径

向超

人类的特性在进化中显现，并反映在人类的大脑和身体中，它们的传输并不是像基因组般从一个身体到另一个身体，而是至少部分地使用外部存储设备的媒介物，从心灵到心灵的传输，这也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一大特性。

有学者推测，人类的历史是一种通用的自展机制，这里所说的历史，包括文化的发展，就像生物演化一样，是解释今天人类特有的东西所必需的。为了明确什么是人类历史特有的，需要采用认知符号学的方法。这是一个集认知科学和符号学于一体的新领域，整合了二者的跨学科方法优势，已成为一个多学科领域，覆盖了符号学、语言学和认知科学及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内涵和观念。上述观念反映了人类文化区别于其他物种的根本特征。

《认知符号学：自然、文化与意义的现象学路径》选编自瑞典隆德大学认知符号学研究中心的首席教授约伦•索内松的部分重要理论文章。该文集旨在向中国学界呈现两方面的工作：一是展示认知符号学的理论视域及其与现象学的关联；二是提供符号学经验性研究的方法路径。

一、现象学——认知符号学的基本工具

认知符号学是隆德学派提出来的，实现它的基本工具是现象学方法，而现象学是一种获得人类生活中不变结构的描述的方法，这种“不变”不仅仅是我们共同的生活世界中的不变结构，而且是不同的特殊社会文化生活世界中被实例化的不变因素。

现象学方法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在正常的事件过程中，意识所能获得的一切，都作为意识之外的东西呈现在这个意识中。关于现象学的定义及概念，胡塞尔和皮尔斯各有见解。在胡塞尔的传统中，强调“意向性”，即意识的内容内在于意识，正如它们精确地外在于意识一样。此外，胡塞尔现象学还涉及其他方法论环节，如：“悬置”（对意识行为所研究的对象是否直接存在的悬置）、“本质还原”（将每个特定行为指向普遍结构而不是指向个体特征），以及“现象学还原”：我们可以把意识流中的一个特定阶段描述为一种行为，在这种行为中，意识之外的事物成为我们全神贯注的对象，我们被导向意识之外的事物。但当我们在运用现象学时，我们实际上是把注意力转向了意识行为本身，而不是外在的对象。皮尔斯同样将现象学定义为科学的一个特定分支，它确定和研究在显象中呈现出来的普遍存在的各种元素，即通过显象在任何时候以任何方式在头脑中存在的任何东西。皮尔斯现象学与胡塞尔现象学之间的一个明显不同之处在于，皮尔斯将现象学作为一种探索第一性、第二性、第三性三类范畴的方法，而胡塞尔现象学不带任何预设。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皮尔斯现象学只是胡塞尔现象学“观念化”运作的众多可能结果之一。

二、文化符号学——生活世界的类型学

正是通过引入认知符号学，学者们才能为生活世界的类型学提供一种路径，这种路径位于所有人共同的生活世界，以及特定文化成员的特定描绘之间，并作为在特定的情况下社会文化生活世界的特征。为了在共同的生活世界和不同的社会文化生活世界之间创造一个生活世界的类型学，文化符号学由此产生。

文化符号学实际上是关于传播事件的，不同文化在这些事件中相遇。索内松认为，重要的是考虑到传播情况的性质，因此，为了理解传播，无论是在文化之间，还是在一个单一的文化中，我们首先需要摒弃符号学和媒介研究中的传统模式，传统的传播模式认为，传播基本上是由编码和传输两个过程组成，皮尔斯的符号“三元说”将符号定义为在现体、对象与解释项。皮尔斯认为，从符号本身到符号解释是一个心理过程，某个符号会在接收者的大脑中创建另一个新的或更为复杂的符号，这个新的符号就是初始符号的解释项。对符号的解释通常不是一步完成的，外界信息输入后，符形与符释会在心理层面不断交替转换。索内松提出了不一样的观点，他认为，上述过程都不是传播发生的必要条件，所有种类的传播的关键在于将一件人工制品呈现给另一个主体，主体通过具体化的方式将这件人工制品转化为一种知觉，这里的“具体化”强调接受者/观众对作品的积极而有规律的贡献，创造人工制品及感知它的过程都是由一套规范决定的，这些规范可能是审美的、社会的或心理的。文中提出，“艺术作品恰恰就是违反这些规则的东西”，但笔者认为，艺术作品既符合规则又突破规则，一方面，“市场”是艺术品与商品价值得以体现的领域，它反映出社会群体的审美需求及消费能力，侧重于遵循审美规范；另一方面，艺术家在创造艺术作品时并不被上述规范束缚，他们的初衷是突破上述规则。

胡塞尔提出“生活世界”来解释自然科学模式构建的基础，将生活世界这个概念作为模型研究和转化的首要对象，及作为科学家们完成他们工作所处的常识世界。他强调，生活世界的一个基本属性是其一切都是以主体相对的方式给定的。这意味着任何一种事物总是会从某种角度被感知，这是一种让物体的一部分成为注意力中心的视角，从这点来看，如今十分发达的互联网并非是一个“生活世界”。然而，生活世界的结构本身并不是相对的，它们存在于每个社会文化生活世界中。胡塞尔对生活世界细分化为等同于自我文化的我群世界和异世界。而关于文化的认知符号学其中的三个成员则包括自我、他者和另者，这三者不仅仅与个人联系在一起，它们既定义了一个世界，又可以用来表示文化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隐喻，由此延伸出自我文化、他者文化和其他文化，自我文化是一种从文化主体的角度来看的文化，他者和其他文化也从位于自我文化中的主体的角度进行了界定。

由此可见，文化符号学一直都在关注主体之间的关系，即说“我”的单一主体与所有被指定为他者文化或其他文化的主体之间的关系。“自我”在自我文化中的重要作用显而易见：自我作为个体处于他者的特定文化中，并将其与其他文化联系起来。那么，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呢？这就涉及移情的相关理论。

在移情的经典理论中，自我和他者之间的关系有两种主要选择：一是由于他们之间存在移情关系，自我和他者都是立刻已知的；二是只有自我是直接已知的，而自我内部运作的知识连同对他人身体的观察一起，被用来通过推理而创建他者的概念。除此之外，索内松还研究了移情的解释学、现象学以及一些当代的方法，并结合相关模式进行分析，旨在将认知科学和符号学这两个当代跨学科的领域结合在一起，并联系人文学科的古典传统——解释学，对其他文化和它的人工制品进行理解。

三、关于“人”的认知符号学

对符号的解释能力并非人类特有，正如认知并不只存在于人类大脑和身体中一样，但对文化及其人工制品的理解必须以“人”为前提，将人作为人的理解，将我们自身作为人，将他人作为人的理解。

古尔维奇提出，为了将他人识别为另一个人，必须在实际的工作环境中看他，而不能抽象地看待他。索内松认为，更重要的是承认他人是一个有生命的存在，通常是作为人的存在，也许在你开始期待其动作富有表现力之前就是如此。伊万•伦德和阿伦•高斯托描述了“心智理论”的前提：我们一开始都是行为主义者，直到四岁左右才发现有一种东西叫心灵——一种很难与生态经验相结合的东西。“具身心智”认为，我们依赖身体一起思考，心智没有从身体中脱离出来。“情境认知”理论认为我们的认知过程并不仅仅存在于我们的大脑中。“分布式认知”认为，我们正在使用我们的环境和工具来增强思维，并把我们的想法和记忆放在物体——书、电脑等——里面。所以，认知并不仅仅存在于人的身体和大脑中，还存在于认知环境。梅洛-庞蒂在镜子反射的帮助下，设想了自己身体的持续“客体化”。近几十年来，随着相机的普及，甚至作为智能手机的功能，在这个完整的外化自我为一个“躯体”而非“身体”的过程中，呈现在屏幕上的照片或视频比镜子更重要。

叶浩生认为，认知是可计算的，“认知过程是基于人们先天或后天获得的理性规则，以形式化的方式对大脑接收到的信息进行的处理和操作，从本质上讲都是一种计算过程，所以‘认知的本质就是计算’”。人类的认知能力都有其文化背景，人类的概念推理、记忆、知识提取等能力不仅有文化因素的参与，还受文化的制约。如饥饿感，如果没有饮食习惯和规律这种文化背景的制约，单纯的机体也不会感到饥饿和“按点吃饭”，饿也是人类对时间分节在机体上的一种表征。这一例子表明，对人的认识的科学解构，忽视文化因素是不妥的。这也是本书一直在强调的，书中所谈论的人类源于动物的生命、进化以及或多或少深层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