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曦

谈及叙事，自然而然会将其与叙事学联系在一起，不禁联想到许多大名鼎鼎的叙事学专家的名字，如热拉尔·热奈特、罗兰·巴尔特、亨利·詹姆斯、托多罗夫、格雷马斯和普罗普等。对于上世纪80年代或90年代从事人文社会研究的人而言，这些学者的理论书籍具有传统的重大意义。然而，保罗·科布利（Paul Cobley）将自己与这一传统拉开距离。

如果说经典叙事学著作试图定义和解释术语，科布利的Narrative则体现出对“了解叙事的作用”的强烈兴趣。在阅读本著作的过程中，固然有对一些基本叙事学概念的介绍和区别(如故事、情节、叙述者、不同的层次等)，但很难找到他的书和诸如热奈特《叙事话语》（1972年）等之间的相似之处，而是表现为不同的基本原理和意图。

在本书中，科布利将叙事视为被叙述出来的事件序列（2017，p.2），这些序列之间形成因果关系以产生相关意义联系。包含九章内容的Narrative一书以叙述学学科的发展历程为时间轴，以讲述故事的形式将叙事的“前世今生”娓娓道来。

九个章节大致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从第一章到二章，第二部分从第三章到第八章，第九章作为第三部分。

第一章、第二章从一个广泛的系统进化的角度，在对早期叙述的回顾中追溯至希伯来和希腊的传统，介绍了以历史为导向的叙事学的演变，并对叙事中“时间”“空间”等重要而又复杂的构成元素进行分析。被看作是“一种处于关系网中的交流形式，是符号再现的一种特殊形式”（2017，p.2）的叙事必定涉及一个由起点到终点的叙述过程，而贯穿这个过程的是故事情节的组织。组织方式呈现为由某种延滞、偏离、迂回或闲笔所导致的起承转合。组织的成果展示着叙述者储存的知识和经验以及对世界的认知，其叙述方式的选择与叙述者身份密切相关，它不仅是自我身份的认同与加强，也体现为一种选择性的构建。“当叙述从日常的生活序列中被抽离出来后，叙述呈现的只是重复性关系，而这些关系正是故事的真实目的所在。”（2017，p.23）

讨论完诸如空间、时间、身份等叙述的基本问题之后，曾担任国际符号学会会长的科布利巧妙的将符号学相关理论引入叙述学研究领域，第三章和第四章聚焦于或许作为一种突出叙述形式的体裁——小说，在西方文学的发展中，将关于叙述形式的起源、变化、发展及叙事背后复杂的关系网进行梳理。按两大基本类型可将叙述分为纪实型与虚构型，科布利从第五章开始关注到虚构性作品，在人类文明进步过程中，以印刷品为起点，讨论由于跨文化交流、科技高速发展进而迎来的现代主义所引起的不同意识形式。第六章讨论叙述的另一种体现——电影，讨论电影与现代主义的关系。所分析的简短案例和实例代表了从典型文学作品到电影和视觉艺术的不同类型的文本。第七章进入“后现代主义”旗帜下的叙述转向，讨论后现代主义如何让叙述又再次转向“叙述本身”的现象。在第八章，科布利按时间轴梳理近来叙述与科技的关联发展以及开放与封闭的影响。实际上任何符号文本都是一种表意媒介化，不同媒介意味着再现形式的不同，再现的形式又影响再现的内容和结果，也是文本形式和内容的不同。口头传播时代交流依赖于口头语言、肢体语言，具有即时性、是活动性相当强、极易受干扰的演示类叙述；印刷时代则通过书写语言达到交流的可不在场；如今盛行的电子网络传媒时代的具有多媒介混合的特点，高度依赖更为具像化的视听感官。不仅是媒介的变化，更是人类叙述方式的演变。

第九章是整本著作起承转合之“合”部分，在关于叙述为何以及叙述的演变进行讨论后，科布利重点讨论了“认知”对叙事或叙述理论的研究影响，促使人们重新思考“什么是叙述”这个问题。认知将脑科学、心理学、生物学等学科的研究范式作为理解叙事以及叙述话语的新路径。比如，翻到书的结尾部分，科布利在一个专门讨论“叙事模型”的小节中关于Uexküll的讨论。或许这并没有提供什么新的信息，但是他把Uexküll的概念和关于婴儿-成人交流中的亲子叙事和原艺术结构的研究联系起来却显得非常有趣。

总的来说，Narrative体现出对叙述学研究以文学为主要研究类型的突破，从更广义的角度，关注了绘画等艺术叙述以及收音机、电影、电视、网络媒体等新媒介叙述，将皮尔斯符号学理论体系引入了叙述学研究，在符号的对话性及在增值解释项的推动中体现出叙述的巨大开放潜力。

为什么叙事如此重要？如何看待未来的叙事学发展以及“广义”演变？可以选择怎样的研究方式？笔者认为阅读保罗·科布利这本著作或许能提供一个新的视野。

参考文献

保罗·科布利：《叙述》，方小莉译，四川大学出版社，2017年。

赵毅衡：《广义叙述学》，四川大学出版社，20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