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恋与符号拜物：鲍德里亚对艺术的批判

——读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

李兴

不难发觉，符号操弄以及此种符号操弄对意识形态领域的侵占，使得在当下资本主义社会之中，符号已经成为统摄一切的“本体”，任何现实存在的东西都被纳入到它的光环之中。在鲍德里亚早期的艺术观念中，他想要反对的或者说抵抗的，正是席勒在《审美教育书简》中所期望的：现实生活的物化与碎片化，可以在美学领域中得到救赎。那时候艺术创作与对艺术的领悟似乎依旧是自主性的领域，它寄托了现代知识分子的理想。在现代思想中，从齐美尔、马尔库塞到阿多诺，实际上把美学领域看作是最后的避难所。而鲍德里亚对此种观点依旧是抱有批判与怀疑的态度。在他看来，现代艺术已经功能化了，已然变成一种差异体系，不管是在艺术创作还是消费之中，艺术都变成了现代社会的意识形态，并没有真正的改变现实秩序。艺术沦为一种自恋式的行动，一种符号拜物教。

这时艺术既不是对世界秩序的描述，也不是主体的自我表现，而是一种符号的运作过程；艺术的批判与反应功能都丧失了，艺术变成了一种功能化的主体存在方式；符号艺术只能是符号自身的表现，任何主体性的艺术解放论，都必须放弃，艺术只能创造出个体愉悦的幻觉。这可能就是鲍德里亚在的核心论调，为了论述他的观点，鲍德里亚首先从当代艺术中的符号创作：艺术行为与签名出发展开他的符号批判。

显然鲍德里亚在分析艺术创作是以福柯为基础的，他认为知识型的转型同艺术美学领域的转型是相一致的。福柯在《词与物》中提及到的，对文艺复兴以来的的存在人类思想深处的必然的、无意识的、匿名的思想形式，他称为“知识型”，在对知识型的考察中，福柯区分了三种主要类型首先是文艺复兴时期的相似性知识型，这时候人们从词语与事物的统一体这一相似性网络中识别世界，这种知识型认定上帝与事物之间有一个记号，对事物的认识也就是对上帝意旨的解释。而到十七世纪中叶到十八世纪末，知识型发生改变，它不再追求事物内在的某些关系、相互吸引力或者神秘的共性，而是去辨别事物的同一与差别。随着现代性的产生，艺术的特征也发生了明显的改变，以往的艺术注重事物秩序的反应，而现在却是主体的自我表现，从现实主义转向了现代主义的艺术，从表象型艺术转向了表现型艺术。而现实主义强调对外部事物的直接反应，而现代主义则追求艺术自身的形式与规则，并将这种规则建立在孤立的自我基础之上。

在充满秩序的世界中，无论是上帝秩序、自然的秩序、或者更为简单，如话语的秩序，所有事物的显现在秩序中都被赋予某种意义，并可以用语言来进行描述，这时候艺术创作的旨要在于摹写。如米歇尔在《物的秩序》中所写的那样，事物的显现是理解这个世界的钥匙，它自身成为了某个秩序的的签名，这种签名是为了去确认，而不是去分析。在此种前设语境之下，直到19世纪对原作的模仿还有其自身的价值，它是一个合法行为。人们真正在意的是价值源头，作品希望能对给定的事物作永久性的注解，而那些所谓的汲取它灵感的“复制品”是多个侧面的补充或反应某种以原作为核心的程序，这种程序其实也就是同作为世界秩序的表象。换言之，那时本真性的问题从来都不存在，艺术作品的存在也没有遭受复制品的威胁。赝品不为赝品，也不在乎成为赝品。赝品不构成一种序列关系，它们之间是一种平等关系。即使本雅明在批判机械时代的艺术品时，也包含着赞美之意，它让下里巴人们多了一种能确认世界，理解世界的路径。这时候签名是没有用的，它并不是以证明作品的真实性为目的，因为他从来都不是那个作品的创作者。

而在当下符号不再是对既定世界秩序的描述，现代艺术的真谛变为：它不再是这个世界的摹写，而是对一些创造性行为的细节临摹。艺术由原来世界真理的显现者，变为艺术家独创行为的承载者。鲍德里亚指出，一旦艺术家以自身的独特性来界定艺术，艺术就被转化至一个差异系统中，一件艺术品的价值仅在于与其它艺术品间的差异，签名正出于保护和命名某一差异的缘故而被创造出来。这样，艺术仅能从签名中获得差异的意义和区分的保证，就此而言，无论是现代绘画、波普、抽象派、技术派等都没有实质性的冲突和变革，它们只不过是符号体系中的差异性符码。

今天只有画家能够复制自己，如果我们承认绘画作品的价值建立在艺术家的行为之上，那么显然每一复制品都是赝品，赝品所伪造的不再是内容而是某种不可改变的艺术行为。当代艺术在严格意义上来说是“在行动之中的”，因此总是当下的，它从一个行动到另一个行动：并非与世界共处于当下，而是与它自身，与它在运动中的自身共处于当下。当下在此也不是一个时间概念，而是盗用时间，物的聚集所具有的暂时性只不过是它自己构造的某种时间循环中的一节：它在真实的时间之外。

在我们的时代，模仿、赝品已经成为非法的、非真实的：它不再是艺术。今天价值的集合已经完全不同：作品的超越性被消解了，作品成为了原作，它的意义不是为了确认这个世界，而是去创造这个世界。作品也不再联手，借助它们之间的相似性来演绎某种风格，反映这个世界或者某种秩序。它们只是按照顺序，一个挨着一个的，通过它们之间的差异性以及它们之间在实践上的断裂来显现一种完全不同的风格：显示主体自身的独特性，甚至显现他的不在场。由此我们不在存在于空间中，而是在时间中，不在存在于相似性的领域中，而是存在于差异性的领域中，不再存在于秩序中，而是存在系列之中。可以明确的是，一旦绘画行为本身具有合法性，那么后者只能不知疲倦地言说自身，通过不断的构造序列，作品本身成了单纯主体的符号行为，成为一种符号功能，作品也就不再从与世界的关系中，而是从它与其它作品的关系中言说自己的当下性存在。作品也不在根植于上帝，根植于世界的客观秩序之中而是根植于系列自身。这时关键的任务就是保持符号的权威性，主体不甘于匿名来展示世界，那么指出这一主体以及作品指认为这一主体的所属物就成为必要的了：这就是签名的作用，也正是在这种特权之中，签名本身成为一种确证，拥有自己的特权，它成为我们作品真正的灵魂，在神话、世界、上帝都缺席的情况下，只有签名告诉我我们这幅作品的内涵究竟是什么：艺术家的行为体现在作品之中，获得一种显现的物质载体。

其实这也是关于对人的批评，不同于拉康、福柯等从无意识出发，“人作为主体实际上是由他者建构出来的”，正如拉康所说的无意识是他人的话语，而鲍德里亚是从符号的结构体系来论述这个问题的。在鲍德里亚的思考中并不是主体在表现自己，而是符号系列在自我区分中将自我作为记号展现出来。因此他的结论艺术既不是对世界秩序的描述，也不是主体的自我表现，而是一种符号的运作过程，得以有迹可循。

讨论艺术创作之后，鲍德里亚进而说明，由于艺术成为一种符号拜物教，马克思主义的物的拜物教则不能再言明自身。他考察艺术作品的流通与消费过程，结合艺术品在当代典型消费过程即艺术拍卖与标售。拍卖，这种依据游戏规则而产生的融经济价值、符号价值、象征价值为一体的交换方式可以被视作是意识形态的子宫，在拍卖的过程中，唏嘘与喧闹之间艺术品的经济价值与象征价值都转换为符号价值，而要理解这种符号价值，鲍德里亚说必须要寻求方法论上的革新。

为了论证一般政治经济学的面对符号价值分析时的捉襟见肘，鲍德里亚重申了消费的概念，一般的消费是生产循环的范围内，经济交换价值向使用价值的反复转换，在他这里，消费变成了经济交换价值转换为符号价值的过程，成为一种浪费，转化为意义的流通体系。大写的消费就不再是传统政治经济学所能分析内容了。因此经济学的研究就必须从传统中对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分析中寻求突破。与此同时传统马克思主义将艺术视为上层建筑加以分析的理念也就不再适用，因为艺术本身并不是一个自律性的领域，在此种程度之上鲍德里亚沿袭了本雅明的艺术理论，艺术的是由经济决定的但是他并不是像镜子一样直观的反映经济，而是处于一种整体的关联中，是人们对经济社会生活的幻想表达，因此对于艺术文化体系的分析就不能仅作为上层建筑讨论。

鲍德里亚认为有些深层次的问题依旧没有得到解决，即使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已经意识到现代艺术降格成为经济基础支配的大众文化，处于支配地位的阶级正是通过符号功能的支配来使无产阶级的意识神秘化，隐蔽阶级之间的冲突。但是这一观点依旧没有给我们带来新的东西，停留在阿多诺等人所理解的意识层论调是无济于事的。更进一步说，他想讨论的是什么是意指？意指的生产方式又是什么？不得不揭示符号价值生产出来的方式是怎样的。鲍德里亚认为符号价值是被某种特定社会劳动所生产出来的，这一过程依据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交换，是一种奢侈的运作；也是消耗，更是一种超越了经济的价值。

或许，在他看来他说的某种特定地社会劳动的定义是从效能出发，或者说从结果出发来定义劳动本身。这是一种差异化的生产，以及差异性等级体系的生产。正是由于忽略了符号生产的社会劳动，才使得意识形态产生了它的超越性，符号和文化似乎都隐藏于拜物教之中，并神秘地与商品拜物教不加区分的等同，并相伴而生。真实的价值源泉即符号价值，真实的生产过程即符号生产都被跳了过去。另外不同的生产方式，对应不同的秩序，经济秩序额之中，剩余价值的积累及分配至关重要；而在符号秩序之中对花费的掌握是决定性的。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后者才是决定性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就是将经济价值转化为建立在符码垄断基础之上的符号价值，这时我们就会发现，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性基础发生了改变，过去是对生产方式的占有，现在是对符号意义的掌控，这些所有的意义体现着现实生活的差异与等级。

鲍德里亚借用艺术品的拍卖，正是它明显地体现了这一过程。艺术的拍卖自然也是艺术品的在市场之上的交换，艺术品拍卖与一般的经济行为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在一般交换过程中是按照供求关系进行的，在交换中使用价值是一个主要的目的，而在艺术品拍卖的逻辑下，使用价值已经不再起作用，这正是经济关系转换为符号关系的过程，此种转换构成了另一种类型的社会关系，与市场竞争构成的形势平等关系不同，这是一种贵族式的社会关系。在艺术品的拍卖过程中，消费就是作为一种浪费出现，因为在每次的艺术品拍卖过程中“每次的交换行为既是一种经济的行为，同时又是一种生产不同符号价值的超经济行为。”正是这一点，而不是对拉康三元式中需要的满足，使得消费不再是一种功能性的经济行为，而成为一种富有激情的、激动人心的游戏，成了一个竞争的领域，在其中经济价值遭到了破坏，充当着某种审美功能的象征价值被迫让位，然而诞生了另外一类价值，这种价值成为衡量能否成为贵族的价值。即使是在博物馆中，审美对大众而言似乎成为平等的了，实际上博物馆仅充当着贵族式交换的保障，诉说艺术交换的必须性与普遍性。在这个意义上，博物馆证实对艺术等级化的一种补充。

这才是当代意识形态的母体，但是这种意识形态不再欺骗意识来愚弄人民，它是有一种社会逻辑构成的另外一种意识形态，即改变价值的规定。它同时在两种运作中发挥作用：一种是奢侈交换体系的运作，它的运作模式是与贵族等同的竞争模式，一种是普遍价值交换体系的运作，在形式平等模式中运作，从而对所有人都有用。在某种层面上给予贵族差异化竞争的不平等性以合法性，同时在普通人之中也确保了一种了形式上的平等。从此拍卖本身就不再是一个商品交换行为，是一种仪式性的活动，人们对于符号价值的追求，不再是传统拜物教式的，而是社会差异支持的符号拜物教。

既然不是物体拜物教在起作用，那么马克思关于传统拜物教的分析又应该如何自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