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进评胡易容《图像符号学：传媒景观世界的图式把握》

叶进

传媒景观是数字传媒时代典型的社会文化形态，人们不仅拥抱传媒景观，同时也主动制造、生成社会的符号景观，传媒景观成为“根植于人类社会的一种把握方式”。从具体的视觉性画面、文学形象，到艺术图像、自我形象、新闻真相等，一个个由现代数字传媒构筑出来的传媒景观，成为当代社会文化中最富有冲击力的文学样式。与此同时，一个问题也随之而来，这些传媒景观对社会文化的冲击力如何得以实现？《图像符号学》一书中引入了“图式”的概念来回答这个问题。图式是对社会、文化等复杂事物综合性的把握方式，它带有总体性和先验性的特征。《图像符号学》是“以图像符号学认知形式对当代传媒文化的框架性思考”，而这种框架性思考是建立在“像似性”的基础上的，由此，对传媒景观的“图式把握”就是在数字传媒时代基于“视觉”图像、像似性，对世界进行总体性认知。

从整体框架来看，全书共分为六个主要部分。第一部分为“图像与符号”，以讨论“像似性”与“符号”之间的关系为出发点，认为“像似性”是图像的基本特征，并将之界定为是基于对象性状的人类心理感知所作的文化习得解释，表现为接近性、类比性、引发相互联想，并具有造成认知混同的潜在可能。结合皮尔斯的符号三分，认为像似符可以延伸至整个符号全域。第二部分为“透明的语言”，语言像似性具有多层次性和综合性的特点。现代传媒影响下的人类语言系统呈现出多种科技语言的聚合性，同时受文化规约性的限制，基于人类文化而产生的自然语言呈现出个性化、多元混杂等特征。第三部分为“文学语象”，该部分具体剖析了当代数字传媒语境下，传统文学形态所受到的冲击，并以此为基础凝练了当代文学景观中的“跨媒介修辞”、“符象化”、“图像叙述”等学术观点。第四部分为“艺术图像”，该部分从艺术图像的基本属性，透视、比例等技术特征以及图像艺术的形式演化三个方面展开，探讨艺术图像中的符号特征，并借用“空间”、“透视”、“比例”等科学常识，讨论“表现之层次”与“再现之层次”之间的影射关系，认为“艺术图像的透视，从属于艺术审美与艺术意志的表达，是艺术对自然的‘像似或然性’的实现。”第五部分为“拟像”，这部分通过对“自我形象”与“新闻真相”两类典型传媒景观的探讨，认为“数字媒介时代不过是媒介符号形式之间的演进。而非‘拟’与亲身”的决然对立”。数字媒体时代的传媒景观，是像似方式的演化，其顺序是“单符”倾向时代（身体语言和亲身性符号为导向）——“型符”倾向时代（影像和机械化复制为导向）——质符倾向的像似（数字化和超真的拟像），数字媒体时代的传媒景观从追求“现实效果”转化为一种“超越现实”的拟像。第六部分是“文化景观”，本部分的研究重心是以符号形式分析来解释传媒文化景观，既涉及到对符号表意诸要素、再现机制的“图式把握”及全域性归纳，也有东西方符号思维的比较分析，强调东方中国式的像似关系的内在机制与当代价值。

从《图像符号学》各部分内容来看，全书既在研究内容上呈现出从一般性的图像符号，到语言、文学，再到艺术图像、自我形象、新闻真相等传媒景观式的层级展开，也在思想理论上呈现出“以概念的逐层抽象为推进逻辑，逐渐归于理论的升华与总结”的过程。这两者存在一个共同的前提，即以图像符号和像似性为基础，对由传媒符号构筑而成的传媒景观的“图式把握”进行梳理和归纳，因此，这本书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回答了作为认知方式的图式把握是何如理解和解释传媒景观的。

一、图式把握的前提：图像与像似性

在当下数字传媒时代的社会语境中，图像的数量、制作与使用已经成为当代社会文化的一部分，大规模的媒介化、符号化将图像研究推进到了“图像转向”的新阶段。对于“图像转向”的研究，就是“有关当代传媒景观的总体图像学研究”。在“图像转向”的时代视域下，“‘图像’是理解和把握现代世界的基本方式”。基于以上观点，对传媒景观的图式把握，也即是从图像符号、图像符号认知等方面，来对当今传媒景观，及数字传媒文化进行框架性思考。图式把握，《图像符号学》一书引自康德的图式观。康德将图式解释为“限制知性概念使用的形式和纯粹感性条件”，并呈现一种“总体性的”特征。心理学家皮亚杰（Jean Piaget）将图式观加以发展，他认为“图式”是一个有组织的、可重复的行为模式或心理结构，具有先验性特征，可以通过主体的过滤、筛选、整理外界刺激等方面的方面的努力，从而形成有条理的整体性认知，并建立新的“图式”。以此关照当今数字媒体时代传媒景观的图式把握，既是对的传媒景观与社会文化关系之总体性把握，也是建构基于数字媒体时代，图像像似性的新的认知图式。

《图像符号学》在对数字传媒时代典型性传媒景观（如图像、语言、文学、艺术图像、自我形象、新闻真相等）的考察中，以图像像似性为线索，综合梳理其发展、研究过程，结合当下传媒社会的符号化、媒介化冲击，图示化呈现当下传媒景观的演化图像，并重新界定“图像”、“像似符”等基本概念，将这些典型性传媒景观“纳入到一个可理解、可进行一定操作的可能性形式经验中”。这里的“一定操作的可能性”主要是指当下传媒社会对某些图像要素、符号要素的媒介化、符号化过程。所谓图像，“是以人类视觉经验为原型，以像似性为基本特征的意义知觉形式（包括视觉的比喻、引申形式）。”这个“尝试”给出的定义，不仅界定了人类在传媒景观中把握世界的特殊经验方式，同时也在符号学范畴内将“图像”与“像似性”建立了联系：图像，是一种像似符。基于此，对当下传媒景观的图式把握即是以图像、像似性为基础，建立对当今社会文化的符号化、媒介化的总体性把握。

此外，《图像符号学》还对一些易混淆的概念进行了区分，如“像似”与“相似”、“象”“像”与“相”、“像似符”与“像似性”等。也正是在这些基本概念的界定与比较中，图像的“像似性”、“像似符”，以及“像”等概念更符合人类图像表意与释义规则在内的逻辑、图像符号认知核心。

其实，相较于前数字传媒时代的符号表意和释义行为、理论，当代传媒景观中的图像符号学受到社会文化本身的影响更为剧烈，不论是图像符号表意与释义的过程与方式，还是图像符号表意与释义的效果都是如此。关于这一点，《图像符号学》在对语言、文学、艺术图像、自我形象、新闻真相、拟像等部分都有清晰的表述，这里不再作过多展开。

当下社会文化对传媒景观的图式把握的冲击与影响，既表明像似性在传媒景观中的普遍存在，同时也影响到图像表意的媒介化呈现。在像似性的广泛存在方面，皮尔斯根据符号与对象之间的引向方式将符号分为像似符（icon）、指示符（index）和规约符（symbol）三种，然而，决定一个符号归属于何种类型，主要依据是该符号的主导偏向，因此这三种符号类型并不具有排他性。《图像符号学》在讨论图像与像似性关系时，认为以决然割裂的方式区分皮尔斯的符号三分观并不恰当，它们彼此间可以相互渗透，像似符虽然是一个种类，但可以延伸至整个符号全域，像似符可以是皮尔斯符号三分中的任意以一种。这即意味着，图像符号中的像似性是普遍存在的，只是在不同的符号类型中呈现出的导向程度不同而转变为不同的符号类型。在此基础上，符号像似可以具体分为形象像似、图表像似和比喻像似三种。这三种像似符在不同类型的传媒景观中都有各自的表现。如，在语言的像似性中有语音像似、形象像似，有以造字、句法、语法为具体表征的“图像像似”，还有以语言修辞、象征性为代表的“比喻像似”，即是像似符号在传媒景观中的具体表现之一。《图像符号学》艺术中的第三、第五部分对此亦有清晰梳理与探讨。

在像似符号的媒介化呈现方面，语言视觉对象的“图像化”再现，及跨媒介符号修辞中的异质符号再现——“异符类象”而引发的“意义的内爆”都可以看作是当今传媒时代一种更广义的“符象化”行为与表征。由传媒景观中的异质符号，对共通的“心象”的唤起，以及“心象”成为当今传媒时代的内涵，都是传媒景观“拟像”的媒介化呈现。从拟像方式演进来看，拟像方式经历了从单符倾向——型符倾向——质符倾向的层级递进过程，这个过程也即是媒介符号形式演进的媒介化过程。“拟像时代的模仿对象不再是原来意义的‘现实世界’，而是人们的‘心象’，数字技术和传媒已经跨越了现实，构筑人的感知与超现实的直接对话。”

《图像符号学》在图像符号像似性的广泛性和媒介化呈现的探讨中，兼顾历时性与共时性两个方面，既能够看到作者对当下媒介技术、技术决定论夸张式反映、实践的反驳，也能够抓住当下数字媒介时代涌现出来的、新的媒介演进形式的可能性而加以理性、科学分析，从而为数字媒介时代背景下的传媒景观研究作出有力的推动，提供一种学术层面的新视角。

二、图式把握：传媒景观的整体性把握

我们说传媒景观是一种根植于人社会的图式把握，而这个图式把握过程，是以传媒景观提供的“基于获得信息最丰富的‘视觉’，但又超越‘视觉’而内化为心灵”线索为基础的。传媒景观世界是如此的光怪陆离，然而对于这些传媒景观，不论是可见的还是不可见的，最终我们都会转化为“图像”的方式来加以认知，“我们看到的图像只是对象的图像化的结果”。当人类传播进入数字传媒时代以后，人类对于社会文化形态演进的总体性把握也就从具体的直接模拟发展为整体性的综合建构。这样，对以“图像”为核心的传媒景观的认知，自然就与作为总体性理解和把握现实世界的“图式”观存在对接的可能性。那么，就数字传媒时代而言，对传媒景观世界的图式把握是如何呈现出来的？《图像符号学》在梳理总结前人思想、观点的同时，以图像符号、像似性为基础，依托典型的传媒景观类型，对传媒景观的图式把握进行了具体呈现和讨论。

麦克卢汉把数字传媒时代社会意义的内向爆炸式增长称之为“内爆”。从符号学角度来讲，“内爆”产生的过程也就是“修辞的视觉化追求让位于任意符号的‘生动互现’，即‘语象’转变为‘符象’”的过程。在“符象化”之前，存在其他三种赋象传统，区别于其他三种赋象传统，“符象化”能够兼顾呈现具体对象，及传达赋象的形象化再现之意涵。在数字媒介时代，对于任何“本真”的追求，都是徒劳的，既是因为我们与真实世界的任何交流都是以符号为中介的，同时任何经由媒介化、符号化的信息自然也就成了符号世界的组成部分。因此，对于传媒景观的图式把握就需要从根本上建构图像符号、像似性的图式，或者说是图式化把握数字传媒时代的图形符号、像似性等问题。《图像符号学》正是以此为出发点的，并最终上升到整个传媒景观世界的逻辑结构。这既包括了理论建设方面探讨传媒景观的图式把握，也包括了符号操作方面的传媒景观图式把握。在此，可选择一两处典型传媒景观的图式把握加以分析。

在理论建设方面，“异符类象”对共同“心象”的唤起，就是《图像符号学》传媒景观的图式把握的具体讨论之一。在数字传媒时代，由符号、符象化、像似性等塑造而成的传媒景观，不再仅仅是图像制作、使用规模的扩大，更重要是的是对于传媒景观图式把握的塑造。《图像符号学》有言：“对世界的‘图像化’把握并非式‘图片式的’（picture）具象呈现，而是一种诉诸符号间转化机制的文化心象生成。”从赋象的四种传统（口语修辞传统、文学修辞传统、叙述模式传统，及新发展的符象化）来看，对于社会文化现象的图式把握从前三种对“视觉感”的追求，转向了由异质符号对共通“心象”的唤起，即“异符类象”成为当下传媒景观的图像符号的符号意涵。所谓“异符”，强调的是数字传媒时代的符号在不同传播渠道和传播媒介之间实现跨越；而“类象”，即是向共通“心象”的唤起或者说塑造，“心象”即超越物理性体的文化共相。由此可见，数字传媒时代的“异符类象”，本质上就是对图像符号在符号“对等性”与符号再现的“跨越性”的一种图式把握。在数字传媒时代，对于传媒景观图像符号的修辞传统而言，“异符类象”是一种全新的跨媒介修辞方式，在这个新的认知图式下，图像符号突破了语言的中心地位，以及对语言修辞“视觉性”的追求，具体的图像也可以被抽象化。因此，随着传媒景观中跨媒介、跨渠道的符号再现也变为一种更加宽泛的“符象化”行为，对共通文化“心象”的唤起也刺激了符号再现的不断复杂化。《图像符号学中》还详细讨论符号间性的三种关系机制：默然（ekphrastic indifference）、希望（ekphrastic hope）、恐惧（ekphrastic fear），在此亦不作过多展开。总归为一点，因为数字传媒时代“符象化”及“符象化”本身的泛化，使得图像符号的表意与释义变得更加复杂，同时，跨媒介、跨渠道特性的存在，使得新的图像符号意义不断被生产出来，在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之间，便产生了意义的“内爆”。

作为数字传媒时代两种典型两种传媒景观，“形象”和“新闻真相”的图式认知与把握，同样也是《图像符号学》关注、剖析的重点。在“形象”方面，《图像符号学》认为“形象”包括“自我形象”和“社会形象”两个向度的形象，然而不论是哪一种，都是人类进入符号世界、依托符号进行自我建构的表现，卡西尔有言：“人不能直接面对现实，他不可能仿佛是直与观现实在面对面。”在数字媒体时代，这一点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因此，从符号学的角度来讲，社会文化的规约性会影响到人们的符号编码，当人们以社会文化规约性为基础的符号编码模式来认知是事物时，那么这种认识能力就是先验的、图式化的。不论是自我向度的形象，还是社会向度的形象，都是如此。“形象本身并不带有真伪的评价机制，而是一种社会性的元语言基于像似机制建构的‘拟像’”这就意味着基于数字传媒（符号化、媒介化）而建构起来的传媒景观，都是一种拟像。在李普曼提出“拟态环境论”之前，人们往往会觉得存在一个与拟态世界相对立而存在的现实世界，但是随着数字传媒的发展，这种感觉逐渐偏向于认为并不存在这样的现实世界。由数字传媒建构而成的拟像，具有极高的“像似”性，因此，对于现实世界真实感的追求也只能通过对这些像似性、像似符号的审视才能得到。

相较于之前的媒介主导类型而言，数字媒介时代在图像符号，以及符号表意和释义更加注重符号表意和释义，在“拟像”本身与“亲身性”方面也不如此前的媒介时代那般明显。《图像符号学》认为，数字媒体时代的符号形式演进，其实也就是像似方式的层次递进，并将之归纳为三个层次：“单符”倾向时代的图像拟像；“型符”倾向时代的图像拟像；质符倾向的像似。因此，所谓的传媒景观更多的是一种由符号化、媒介化所塑造出来的“亲身性”，通过对符号拟像的认知与体现来索求真实。

以上论述中，列举了《图像符号学》中两种典型的传媒景观，从图式把握的理论与实际符号操作两个方面，对传媒景观的图式把握进行了简单的分析，归结起来就是一个核心点：在数字传媒时代，图像符号、像似性等的跨媒介、跨渠道特征，使得图像符号的表意与释义变得更加复杂化，同时也使得现实世界、拟态世界之间的决然对立逐渐崩塌。数字传媒时代就是一个建立在图像符号、像似性的基础上的巨大传媒景观世界，也是一个个巨大且复杂无比的“像场”（image filed）。这些“像场”在冲击当代社会文化的同时，也提供了认知与把握这些“像场”冲击的方式与途径，对这些方式与途径的认知，就是对符号图式、图式把握本身的理解。

三、结语

“逐渐归于理论的升华与总结”，这是《图像符号学》一书最后所要是达到的研究目的。选题宏大，却又论证精致入微，并能够实现历时性与共时性的有机结合，得益于作者专业、广博的学术学识和敏锐、精深的学术洞察力。本书不仅包含了对符号学、文学、艺术学等学科的交叉点、基本理论的梳理，同时也提出了“跨媒介修辞”、传媒时代“赋象”、“视觉透视比例”、“像似”等许多中观层次的理论观点和研究方向。真正做到了集符号学专业学术研究、研究成果呈现和新的符号学研究方向于一书。

参考文献：

1.胡易容著：《图像符号学：传媒景观世界的图式把握》，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2.恩斯特·卡西尔著：《人论》，甘阳译，西苑出版社，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