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小梅评陆正兰著《流行音乐传播符号学》

田小梅

作为当代中国文化符号中影响力极大的一种传播形式，流行音乐的影响力正在与日俱增，与之相关的传播符号学研究正成为学界不容忽视的重要课题。四川大学陆正兰教授的《流行音乐传播符号学》一书正是这一课题下的重要研究成果——将符号学原理与当代流行音乐发展中的重要机制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流行音乐传播符号学理论体系。本书除导论外，分为上篇、中篇和下篇，依照莫里斯的符形、符义与符用三分法，分别讨论了流行音乐文本的符形构成、流行音乐的符号意义传播以及流行音乐社会影响的符用学机制，详细讨论了流行音乐传播中的各个要素，包括歌词、音乐、歌手、媒介、传播、受众、文化及文化商品功能等。

在整个大众文化研究的历程中，关于“音乐受众是否具有能动性”这一问题的争论几乎贯穿其始终。与法兰克福学派否定大众文化及其接受者之主动性的观点不同，西方当代文化研究领域的代表人物之一约翰·费斯克盛赞了大众文化消费者的能动性，肯定大众文化的使用者完全“有权利亦有能力将商品改造为自己的文化”。

在本书中，作者陆正兰也肯定了流行音乐接受者的能动性，她将“歌众”视为与音乐创作者、表演者等共同参与流行音乐实践的音乐符号主体，认为流行音乐的文本性最终是在歌众的传播实践中得到体现的。“歌众”一词为本书作者陆正兰在其另一本著作《歌词学》中所提出的，用以称呼歌曲的“受众”。作者指出，歌众作为流行文化的消费者，并不只是被动地接受，歌众不可能完全遵循精英规定的模式，而是就自己的身体条件、感情需要、精神追求予以改造。那么，流行音乐作为大众文化的重要形式之一，尤其是在数字技术快速更迭的当下，其接受者的能动性究竟是如何体现的？通过《流行音乐传播符号学》一书，结合当下的歌众文化实践，我们能够找到一些答案。

纵观音乐媒介的发展史，起初，音乐媒介的储存与播放功能是分离开来的，例如黑胶唱片、CD等储存声音的介质，都需要依赖一定的设备才能播放出悠扬的音乐。伴随着 MP3 的盛行，音乐储存与播放的界限被逐渐打破。那时候人们主要有两种消费音乐的方式，一种是普通的聆听歌曲，另一种是获得与音乐商用相关的娱乐服务。进入21世纪后，不少国语流行歌曲以数字音乐的形式在网络上广泛传播。在那时，互联网上出现了不少播放音乐的网站和软件，掀起一股网络歌曲的热潮，街头巷尾都传唱着《老鼠爱大米》等网络歌曲。此时，移动通讯运营商看到了数字音乐的力量，将其与通讯结合在了一起——以付费彩铃的方式让流行音乐抓住人们的耳朵。在这一时期，将画面与音乐进行结合也已不是新鲜事，其中极具代表性的形式之一，就是大众喜闻乐见、富有视觉冲击力的 MTV。作为音乐在视觉上的一种补充，MTV 的出现“迎合了大众在读图时代的审美需求”，为流行音乐受众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品味音乐的角度。它不仅丰富了音乐的表现力，而且充分调动了听众的视觉感官。此后，KTV风靡一时，迈出了音乐社交的关键一步，同时充分印证了音乐受众的能动性——每个人都能参与到演唱当中。在那时候，KTV成了新潮文化的代名词。几个朋友在闲暇之余，往往都会约在 KTV“以歌会友”，在包厢里尽情享受演唱的乐趣，释放生活或工作上的压力。KTV 就是这样一种让大众在其中“寻找到自我表现、自我创作、自我欣赏的体验方式”。

正如作者在本书中所指出的，歌作为当代日常社会生活中人际交往的一种特殊方式，它的交流传播功能因而更为凸显：既是歌者表达情感，展现自身经验的一种形式，更是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群体、集团的交流媒介。流行音乐是一种大众参与实践的文化样式。不同于其他艺术门类，流行音乐的听众会自觉地进行“零距离”参与，用表演占有歌，成为歌众。歌众接受歌曲时，不是停留在听觉上或歌星表演的视觉形象上，更重要的是进一步传唱，唱给自己听，唱给别人听，它成为大众自娱、互娱的样式。

在21世纪之初，大众对于音乐的认识，还停留在音乐消费的原始阶段，即购买歌手的实体专辑，或将喜欢的歌曲设置为彩铃，抑或是从网上下载音乐到播放器里收听。至于数字音乐，人们对它的消费仅仅停留在“听”这一层面。而这一切，在新媒介技术的加入后，已呈现出了新的面貌。层出不穷、各具特色的网络社交音乐产品，不仅能够存储、管理、播放音乐，在满足人们“听”的诉求的基础之上，它们还集“视”、“唱”、“演”等娱乐功能于一体，为大众李提供更多样化、更具创造性的音乐消费方式。进入网络音乐社交时代，每个网民都能够通过手中小小的电子设备发布自己的作品，音乐话语权不再由专业的音乐制作公司或专业歌手所主导，听众由“被动收听”变为“主动选择”，不仅可以演唱他人所写的歌，甚至可以演唱自己亲手谱写的歌曲。音乐创作的本身被“祛魅”，变得随时随地皆可发生。

对于流行音乐的发展趋势，作者做出了这样的分析——音乐的传播和发展离不开媒介。媒介不仅仅是一种技术工具，传播方式也是决定意义的方式。在中国音乐产业化的快速发展过程中，从磁带、CD、DVD、MP3等不同音乐存储介质，到广播、电视和网络直接传播媒介，到改变音乐视听感受的MV、MTV、KTV、VR等，每一种新媒介的出现，都在增强音乐传播的影响力，也在训练受众的感知能力。媒介不仅决定了音乐的存在方式，也影响了受众的情感和生活方式以及认知世界的视阈。借助新媒介，以不同的音乐类型和歌星特点，将不同群体的不同个体连接起来，进行重聚再组，不但满足了个体的自我表达需求，也达成了群体社交目的——这便是流行音乐在新媒介技术下的社交化特征。用户通过流行音乐展开社交的方式是多样化的，包括在歌曲下方的音乐评论中展开交流互动，通过音乐动态分享实现趣缘的聚合，产生情感上的共鸣；系统给用户推荐合乎口味的歌曲、鼓励用户创建歌单，找到自己的风格取向；以短视频的形式展开音乐社交，将短视频与律动的音乐相结合，刺激用户对视频内容的消费以及再生产。通过一系列便捷的交互功能，如点赞、评论和转发等，用户能够即时表达自己的喜爱，甚至是参与话题挑战，从受众转变为内容创作者。

《流行音乐传播符号学》一书中作者关于音乐受众的观点与约翰·费斯克遥相呼应，为我们理解流行音乐接受者与其他艺术类别接受者之不同提供了思路。在流行音乐社交属性越来越鲜明的今天，流行音乐愈加接近于约翰·费斯克所说的“生产者式的文本”，歌众能够进入这样开放式的文本中，与创作者一同参与意义的建构。如此，“歌”才成其为“歌”，成为“一种符号传播交流行为，一种人际关系与文化关系的构筑和传播方式”。

参考文献：

 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王晓珏、宋伟杰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

 张莉：《意义产生的交流格局：评陆正兰著：<流行音乐传播符号学>》，符号与传媒，第19期，2019年

 李明琪：《网络音乐社交及其对华语流行音乐的影响研究》，暨南大学，2020年

 王利娟：《大众审美情趣影响下的中国当代流行音乐》，陕西师范大学，2010年

 罗艳妮：《大众传播媒介在新时期中国流行音乐发展中的作用》，武汉音乐学院，2006年

 李明琪：《网络音乐社交及其对华语流行音乐的影响研究》，暨南大学，20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