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艳杰评赵星植著《当代符号学新潮流研究（1980-2020）》

陈艳杰

当下中国符号学的发展应从何处吸收理论资源？初读《当代符号学新潮流研究（1980-2020）》，我能很直观地感受到作者赵星植为绘制世界符号学文献地图所做出的努力。当然，本书着眼于“新潮流”，即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符号学新运动产生的成果，作者企图归纳梳理符号学最新发展趋势和理论成果，以推动国内符号学理论的发展。

从20世纪初创立伊始，符号学作为一门学科，经历了六七十年代的“结构主义”大潮和七十年代后的解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运动，逐渐形成了多中心化发展的理论体系。若将“融合”视为数字化时代的主旋律，那么符号学也在此影响下走向了发展的新阶段。该阶段不仅包括不同符号学理论与流派间的融合，也包括符号学理论与其他跨学科理论，如生命科学、认知科学、社会学、伦理学、文化研究等的融合。在此阶段，符号学跨地域、学派、跨学科的共生发展方式是世界符号学运动最主要的推动力，由此衍生出的不同流派和主张就是本书所谓的“符号学新潮流”。在述“新”的同时，本书也不忘对基础理论的回访。不仅在引言部分对索绪尔、皮尔斯、维尔比夫人的相关理论进行了梳理，在新潮流的各个章节中，也不忘介绍洛特曼、于克斯库尔、马克思主义等相关的理论资源。

作者将“符号学新潮流”中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新流派分为五大类别，对应本书五个主要的章节，即生物与生态符号学、认知符号学、传播符号学、文化符号学、社会符号学。我将从这五个部分出发，依次呈现作者在总结梳理这些“新潮”符号学理论资源过程中所作的贡献。

一、 生物与生态符号学

经典符号学研究主要集中在人类社会文化与传播领域，而生物符号学结合生物学、动物学与符号学的相关研究成果，将符号学的视角延伸到生命体的微观层面，形成了学界知名的塔尔图-布鲁明顿-哥本哈根学术连续带（Tartu-Bloomington-Copenhagen Synthesis）。这种新兴范式拓展了新符号学运动的边界，也影响了当今符号学诸流派。不同符号学流派结合自身不同学理背景和学术特色，逐渐延伸出几个主要的学派，即哥本哈根学派、新塔尔图学派、布鲁明顿学派。生物符号学模式的基本理论出发点是：符号活动是任何生命体所具有的根本特征。探究符号与意义之间的关系，应当超越人类中心视域，关照生命体内外部、人类与自然生态之间的有机融合。

符号学的这种生物学转向，是基于将生命体内部细胞或分子活动视为信息交流而非机械运动的论断。生物符号学家认为细胞活动存在着有意识的符号表意特性，虽与人类符号表意活动存在程度上的差异，但不能仅因为这种差异，就拒绝承认其符号特性的存有。若把生命体内部的生物识别、记忆、分类、模拟、学习与交流行为皆视为信息交流与意义传播行为，那么生物活动过程自然便落入了符号学的关照中。学者们将生物行为的分析与符号学关键概念，如一一解释、翻译与符号过程等结合起来，形成了生物符号学独特的研究路径。虽然生物符号学研究对象更广泛，但并不意味着该范式使符号学朝“去人文化”方向迈进。相反，生物符号学强调其他生命形式与人类一样，本质上具有符号特性，这使符号学从对人的符号过程之研究转向人与自然、与其他生命体之间关系的关注，是符号学人文价值，伦理价值的凸显。

二、 认知符号学

符号学的认知转向是由于符号学和认知科学对意义和心灵问题的共同关注而相向发展的结果。“认知符号学”作为一个相对独立且系统的研究概念，在20世纪90年代逐渐兴起。该学科兴起的标志是学者达代西奥于1995年在其专著《论心灵与符号：认知科学与符号学的关联》中正式提出“认知符号学”，并对这个术语的内涵及其研究范畴进行了界定。达代西奥指出，认知符号学就是通过对符号过程展开认知研究，最终构建有关符号的认知理论。该定义强调了将符号学与认知科学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的重要性，即要关注符号与其他被赋予意义的载体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主体意识进入这些意义载体的具体方式。

认知符号学的学科边界比较模糊，可以用“超学科”（transdisciplinary）来概括认知符号学的诸多特征。认知符号学作为“超学科”，代表着符号学以及认知科学内部的两种理论转向：符号学的认知科学化，及认知科学的符号学转向。这样的学科渗透与融合，帮助认知符号学成为一门聚合多学科中认知理论的学科，创造了一个全新的理论连续带。其根本原因在于，“意义”这一问题不单存在于一个特定学科当中，而是存在于学科之间。认知符号学这种“超学科”的特性意味着它不是认知科学与符号学的简单交叉，而是作为这些学科的元学科实现超越学科之上的深度融合。

三、 传播符号学

20世纪50年代后，传播研究开始逐渐突破以效果为核心的经典研究模式，大众媒介技术、媒介文本与社会文化的相互关系逐渐进入学者们的视野，以巴尔特和鲍德里亚为代表的法国学者们开始关注大众传媒以及日常生活中的符号表意和传播问题，并由此促进了传播符号学的诞生。新阶段的传播符号学在批判吸收巴尔特的理论遗产基础上，从队狭义传媒文本的研究转向对受众、媒介技术与文化的综合性研究，从本体论层面对传播现象的本质展开哲学思考。同时，传播符号学也积极探索互联网新媒介、人工智能新技术下的媒介表意问题。

新阶段的传播符号学研究存在显著的媒介转向。随着媒介技术的高速发展，媒介自身逐渐取代媒介所携带的文本，因此，媒介逐渐成为了符号表意与传播的中心。传播符号学欧洲学派的学者们在该领域的贡献十分突出。以梵·迪克、延森、诺特以及布瑞尔等学者为代表，该学派学者秉承欧陆哲学的思辨传统，致力于在本体论意义上构建一套分析媒介符号表意的理论工具，推动传播符号学研究的媒介转向。他们在数字化语境下提出的元媒介、媒介自我指涉、赛博符号学等概念，对国内计划涉足“元宇宙”相关领域研究的符号学学者们或许会有一定的启发。

四、 文化符号学

文化一直以来都是符号学重要的研究对象。“文化符号学作为一个学科术语，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文化符号学特指莫斯科-塔尔图学派奠基人洛特曼所开创的理论研究体系，洛特曼文化符号学体系中诸多概念同时对生物符号学、认知符号学等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广义的文化符号学研究则把社会生活中某种具体的文化现象视为一种符号或象征体系，并通过符号学理论方法对其进行把握的相关研究。

新阶段符号学运动在文化研究方面的一个主要特征，是不要求对整体文化现象进行模式化解释，而是对具体的文化事件、现象或物质进行细致讨论，以提升我们对文化多样性的理解。作者在本节细致介绍了三个广义文化符号学研究的典型，包括英国伯明翰学派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对大众文化特别是青少年文化和传媒文化所进行的符号学研究；建构探索主体存在与情感研究的激情符号学模式的的巴黎学派；以及在艾柯影响下发展起来的意大利都灵文化学派。作者在介绍这些学派时从其诞生之初说起，用丰富的材料讲述了学派基础的理论框架与理论特色，并不局限于80年代后的符号学新潮流思想，试图为读者梳理清楚不同学派的发展脉络，描绘一幅完整的文化符号学研究图景。

五、 社会符号学

社会符号学与其他符号学流派或范式不同，它先是对社会文化领域的具体问题进行仔细、广泛的案例分析，然后才逐渐总结出理论形成风格，继而形成流派。从这个角度说，任何对社会文化领域中的表意问题所进行的符号学研究，都属于社会符号学的领域，如巴尔特、列维-斯特劳斯、鲍德里亚等学者，都该被视为社会符号学的早期开拓者。因此，社会符号学作为一个伞型术语，其覆盖的领域十分广泛，与文化符号学、传播符号学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较难有非常清晰的定义和学科边界。社会符号学者梵·勒文指出“社会符号学不是‘纯理论’，也不是一个独立的领域。当具体案例和问题需要应用它时，它便会出现，因此它还广泛涉及符号学以外的其他理论。”

社会符号学还有一个狭义的定义，专指由系统功能语言学创始人、社会语言学家所开创的“社会符号学”体系。它主要分析语言符号或多模态语篇的话语结构与组合方式，探讨符号文本背后的意识形态机制。这一学说后来发展成社会符号学的主要流派即英国-澳大利亚学派，对社会符号学基础理论的建构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力。

社会符号学既是一种研究范式又是一种研究视角，它提倡采用符号学与社会学、人类学、马克思主义等结合的跨学科研究方法，以批判的眼光审视社会文化表意中的意识形态建构问题。本章作者分别从广义与狭义的定义出发介绍了社会符号学的诞生与发展过程，并在最后强调了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对符号学的重要影响。总而言之，马克思主义为符号学研究提供了一种批判性的视角，两者在二十世纪密切的互动中相互借鉴融合，诞生了符号拜物教、符号再生产、符号工作等诸多重要的讨论。

我们或许可以将《当代符号学新潮流研究（1980-2020）》视作一个符号学理论资源库，抑或是一份符号学新潮流思想索引。正如本文一样，该书限于篇幅，无法对每个流派、每个代表人物进行详尽的介绍，只能选取代表性的成果进行讨论。但本书无疑为中国符号学研究开拓新范式和新方法方面提供了十分丰富的理论文献参考，这也是本书的最终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