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学美学创立的研究范式强调意义通过符号关系而得到生成,并且将艺术为一种隐喻性的符号,对艺术学研究来说至关重要。同时,世界的日益符号化也暴露出本真性在现代社会的日益沦丧,乔治·斯坦纳捕捉到了语言这扇窖藏向现代人洞开的后果,当世界日益被语言化和符号化,庸众文化的贫困无疑会使得语言以浅表的琐碎的形态侵占原本高贵的文化教养;无处不在的语言自行指涉、殖生与意义的无穷后退则昭示人类失语的症候,我想在符号大量泛滥的今天,诗人和艺术家需要走出迷宫,重新发明对神的言说。
陈艾迪评罗兰·巴特《符号学美学》
陈艾迪
一、符号思想的历史回顾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后,结构主义的文论家已经敏锐地认识到语言之为文学的本体意义。罗兰·巴特的写作指出:“无论从哪方面看,文化都是一种语言”,且“语言是文学的生命,是文学生存的世界;文学的全部内容都包括在书写活动之中。”语言不仅仅作为人类世界的基本现象,同时也作为由声音、形象复合而成的物质性实体,犹如一只精心构筑的器皿盛放思想与行为,并不断地模塑两者的形状。
思想史从不乏对符号和语言的关注。从存在论(ontology)的角度来看,存有的划分是命名的原始依据。柏拉图的《克拉底鲁篇》中,苏格拉底区分两种语言。一种是符合事物形相(eidos)的陈述(387a-c5),另一种是由习俗制造者提供的名称(389a-c),具有任意性和不确定性。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篇》则关注到同名异义和同名同义两种语言现象,“同名异义指那些仅仅名词共同,而名词下的实体的描述不同的东西。”同名同义则是指“不仅名词共同而且名词下的实体描述也一样的东西,例如动物既指人也指牛。”总的来说,早期的思考是形而上学的附属物,主要讨论语言和存在(Being)的关系,并一直延续到古代晚期哲学的基督教形态。由于犹太—基督宗教特有的启示传统要求调和信仰和理性之间的张力,代表希腊精神的逻各斯(logos)成为人—神交通的媒介。伽达默尔指出:“当希腊逻辑思想被基督教神学所渗透时,某些新的因素产生了:语言中心(Die Mitte der Sprache),正是通过这种语言中心,道成肉身活动的调节性(Mittlertum)才达到它完全的真理性。基督学变成一种新的人类学的开路者,这种人类学以一种新的方式用神的无限性调解(vermittelt)人类精神的有限性。我们称之为诠释学经验的东西正是在这里找到它真正的根据。”(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转引自李宜,《论“逃入逻各斯”与以语言为基准的神秘思辨意蕴》))
人类对语言符号的认知因而呈现为否定和肯定两条道路,第一种是由柏拉图主义背景的教父建立的神秘主义传统,以伪狄奥尼修斯(Pseudo-Dionysius Areopagite)为代表。绝对的超越者“被围裹在存在的词句中。无形无状者却显得有了形状,而且诸多象征符号被用来表达那本是毫无意象的,超自然的纯一者的各种属性。”(《神秘神学》)上帝之为万有之源、万有从中取得存在的给予者而根本地不可言说,全然不在人类思想欲企及的肯定与否定之内,“我们不要认为否定只是肯定的相反,而应认为万物之因远远优先于此,祂超出缺乏,超出所有的否定,超出所有的断定。”(abid)故而神秘之义在于以对终极实在的冥想静观与灵魂炼化悬置理性的演绎活动,从而达到合一状态。由于语言和符号总是在“有”之中,而不能认识“无”,故神秘主义走向了缄默,以此面对那“神圣的黑暗”(the divine darkness)。另一条肯定的进路则是以自然为一首加密的诗,为征象(signature)或秘密的符号。无论是柏拉图的《蒂迈欧》还是保罗·克洛代尔(paul claudel)的《诗艺》,亦或是罗歇·卡耶瓦(Roger Caillois)的《普通美学》,都主张运用诗意的言说或绘画这两种摹仿来表征宇宙的伟大。自然的表征和符号不是被否定,而是被认为是与神接近、相似的方式而得到肯定。可以说,在古代世界,所谓的“有意义的符号”,其要紧之处在于它是引导心灵沉思和上升的对象。
二、罗兰巴特与符号学
以上是对古代世界的符号思想所作出粗略回顾,现代的符号学是一门分析学科,它建立在能指与所指、语言和言语的区分之上。语言被确认为人类无法脱离的生存处境,人类不断地言说,而言说也在编织和建构人类的社会和历史。本书以语义研究为方法,以整个人类的社会生活单元为对象——语言的结构,从而探究支配人类活动的形形色色的隐秘符码。本书的作者罗兰·巴特是法国结构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结构主义是盛行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哲学思潮,认为事物存在于某一整体关系中,都作为其成分而依属于这一整体。因此,结构主义不承认结构是外在世界的客观性质,而强调它是人类心智对外界所加的“整序作用”的结果;各种表层结构乃是由于稳定的深层结构决定的,结构主义即是通过分析表层借故以找出其深层结构。在罗兰·巴特看来,结构主义的文学批评就是“把文本同时从其外部性和总体性中救出来。就复数的文本而言。不可能有叙事结构,叙事语法,或者说叙事逻辑。”(《S/Z》)不同于现代主义的作者观,文本根本不存在由一个大写的作者制造出来的终极意义结构,而是互文性的织物,意义在词语之间穿梭逃逸、消隐复现,牵引不已,犹如儿童的游戏,“处于文本之符号、一切语言的招引之下,语言来回穿越身体,形成句子之类的波光粼粼的深渊。”(abid)
结构主义以符号学为基础。创造、使用符号是人类最基本的文化活动,文化由符号组成,并通过符号得以广泛而久远地传播。卡西尔说:“符号化的思维和符号化的行为是人类生活中最富于代表性的特征。”就此而言,艺术是一种具有特定意义的符号,运用可感性传递抽象和永恒的精神形式。该书首先介绍符号学的基本观念,涉及到对索绪尔、叶耳姆斯列夫等人的语言学理论的吸收,在书的第二部分,符号学被运用到诸多社会情境如衣着系统、食物系统、家具系统中,可以说,罗兰·巴特的符号学把整个人类文化现象都纳入了符号学分析的范围。
罗兰巴特对语言和言语的区分尤为重要。“罗兰·巴特分析衣着系统——书写的服装、照片的服装和穿戴的服装——就是从语言和言语、代码和信息的二分法角度入手的。书写的服装是‘规则和符号的系统化形态,’‘它是一种处于纯粹状态中的语言’,‘被时装照片所显示出的服装是衣着系统中一种半正式化的状况’;而真实的衣服则使我们‘再次发现了语言和言语之间可靠的区别。’衣服(言语)总是导致装束(语言),但装束比衣服更为重要。”(《符号学美学》)语言和言语这对范畴的适用于一切符号学的分析对象,是利用符号学方法认知世界时的一对基本工具。
符号学美学创立的研究范式强调意义通过符号关系而得到生成,并且将艺术为一种隐喻性的符号,对艺术学研究来说至关重要。同时,世界的日益符号化也暴露出本真性在现代社会的日益沦丧,乔治·斯坦纳的《语言与沉默:论语言、文学与非人道》捕捉到了语言这扇窖藏向现代人洞开的后果,当世界日益被语言化和符号化,庸众文化的贫困无疑会使得语言以浅表的琐碎的形态侵占原本高贵的文化教养;无处不在的语言自行指涉、殖生与意义的无穷后退则昭示人类失语的症候,“斯宾诺莎之后,哲人知道,他们在用语言清晰语言,像切割工用钻石打磨钻石成型。语言不再视为通向可证真理的途径,而是像螺旋或镜廊一样,将思想带回原点。” 我想在符号大量泛滥的今天,诗人和艺术家需要走出迷宫,重新发明对神的言说。
参考文献:
[古希腊]柏拉图.《柏拉图全集》.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17年.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范畴篇 解释篇》.方书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
[伪]狄奥尼修斯.《神秘神学》.包利民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
[法]罗兰·巴特.《S/Z》.屠友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法]罗兰·巴特.《符号学美学》.董学文,王葵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
[美]乔治·斯坦纳.《语言与沉默:论语言、文学与非人道》.李小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
李宜.《论“逃入逻各斯”与以语言为基准的神秘思辨意蕴》.原载于《基督教文化学刊》第46辑,202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