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艺超评唐小林《信息社会符号学》

杜艺超

经过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的演进，现代人已经生活在信息社会的包围之下。网络化、数字化浪潮下信息流通、传播、增殖、异变，与之伴随的还有信息过剩、信息泄露等问题，“信息差”“信息战”早已成为人们司空见惯的概念，总之，信息无孔不入，信息无处不在。信息泛滥背后又涌来无处不在的焦虑：网络化时代个体的原子化、现实世界意义的空心化、人工智能对人类的威胁等等。面对信息社会的挑战，《信息社会符号学》从符号学视角出发，重新定义“信息”和“信息社会”，在皮尔斯符号三元的意义上，将信息社会作为一个大局面的符号文本，总结出信息社会的媒介社会、智能社会、消费社会三面相，结合符号学、媒介学、信息理论，通过信息社会的体裁偏向、文化主型、文化景观、意义生产方式、元意识、元时代等角度对三位一体的信息社会展开符号学研究，以对人的主体价值的复归回答当前信息社会的时代之问。

现实与虚拟：跨文本社会的复杂问题

网络这个新媒介的出现是媒介社会最大的特征，以“媒介”为划分标准，社会形态可分为口语－身体媒介社会、文字－书写媒介社会、数字－网络媒介社会。进入网络社会，虚拟世界的出现使得我们的生活世界与从前社会形态的世界大为不同。信息时代，我们无时无刻不生活在两个世界——现实世界、虚拟世界，我们要同时面对两个世界，因此又不得不面临两个世界的交互空间。在此基础上，处于线上、线下中间地带的我们便要面对现实文本、虚拟文本以及两种文本的互动交汇。“世界的本体是符号”，现实文本是符号文本，“元符号就是‘再再现’”，“互联网社会，由数字产生的符号，就是这‘再再现’符号”，网络文本是更高一级的元符号文本；跨越不同文本层次和世界的信息社会则是跨文本。数字时代，物理现实文本、虚拟现实文本、交互显示文本交相错杂，同时它们之间互为伴随文本，构成跨文本间性。面对这个复杂的大局面文本，“解释社群”很难达到一致意见，从而造成解释困难、解释冲突、解释旋涡，这恰恰是如今的网络社会中最常见的问题，比如网络中各言论方莫衷一是、异见层出不穷；部分网络参与者引导舆论，引发群体对立；网络中信息真伪难辨，引发网络暴力等。因此，如何面对信息社会下现实与虚拟交互的跨文本，是当下人们无法回避的问题。

同时，随着人类社会进入数字－网络媒介时代，人类社会的叙述体裁也由演示到记录再到拟演示。与口语－身体媒介时代演示性社会不同的是，在数字－网络媒介时代的拟演示时代，前台与后台不断翻转，并以后台为主导，从而产生了新的网络伦理学。生活在现实与虚拟之间的“交互空间”中，人需要在网络－虚拟与实在－现实两个空间之中活动，也就是在前台、后台间不断切换，上线时虚拟空间为前台，现实空间为后台，下线时则反之，由此带来角色、面具的不断转换。在虚拟世界中，交互界面将“虚拟主体”置于前台，实在世界中的表演个体、自我都被遮蔽，这个被遮蔽的前台实质上是后台。当网民意识到网络中人们都已后台相对，也就不需要现实空间中的角色、面具，那么那些普遍的道德规则、价值标准也极有可能在网络世界中失效，重建网络时代的社会交往伦理，也是人们仍需面对的最紧迫的问题。

被动与自由：人工智能的符号主体

信息社会中，智能社会构筑其意义生产机制。而在当前智能发展浪潮中，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人的社会面貌，针对人工智能的思考与讨论更是与日俱增。人工智能功能和适用领域的迅速扩展，学习能力的日益加速，引发了来自各行各业的焦虑，造成一系列伦理问题，比如新闻写作、艺术设计等各个方面都存在“人是否会被完全替代”的焦虑，从更宏大的视野再进一步，人工智能究竟会不会取代人类，终结未来？

从符号学角度审视智能，智能就是意义能力的符号，人工智能将意识转化为算法，获得解释符号，即“元符号”，用元符号重建起的意识则为“元意识”，人工智能关乎的是人类元意识的重建。而“意识必然与主体相关”，若要实现意识的重建，便不得不考虑人工智能的符号主体问题。人类获取意义有三条途径：遗传性获得、学习性获得、意向性获得。目前我们生活中常见的人工智能，只是被动符号主体，仅仅能做到前两种意义获得，这种人工智能仅属于弱人工智能，只是对人的智能的一种模仿，只不过是研究思维的一种工具；人是自由符号主体，可以发明符号并用其来表达对象，先进普通的人工智能只不过是高级的“刺激－反映”型的人工网络自动机，只有成为自由符号主体，才能做到意向性获得，强人工智能才能实现“元意识”的重建，成为思维本身。

如今的人工智能都还只是被动符号主体，没有发展出自主意识，那么，未来的人工智能有可能获得自由主体吗？对此，作者“并不认为机器一点都不能构建人类意识”，同时，机器也有可能发展出一套与人类不同的人工智能，也就是，人工智能不仅可能发展出主体性，还有可能发展出自由意志，成为“懦性人工智能”，此时的人类将会面临机器反客为主的局面。一旦超级人工智能成为现实，机器全面替代人得以实现，那必将导致人的离场、意义的消失乃至人类历史的终结。原本，机器、人工智能的发展是为了使人们的生活更加自由，技术进步似乎可以促进人类解放，但事实是，随着技术的发展和工具的使用，人却一步步远离自由，向被动走去。人工智能对劳动的替代，使得人自身、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的社会的异化程度在不断加深。当人们习惯与人工智能打交道，也就愈发习惯被符号支配，远离意义，从“自由主体”向“被动主体”转变。因此，面对未来人工智能发展的交流，人类不能忘记自己的主体意识，不能任由意义的缺失进一步发展。正如作者所言，人工智能的风险防范应形成世界意识，采取全球行动。

及物与具身：萎缩的物世界和周遭世界

数字化媒介对信息社会的全方位覆盖导致生活世界的媒介化，媒介自指导致了诗性符号景观的泛滥。超出实用意义的人造符号大规模聚集，集体涌现，充塞在我们的世界，无论是话语领域还是我们的生活世界都发生了诗性转折。双层框架原则作用下，诗性符号批量生产，激发着人的消费欲望，却带来了意义生态危机，这背后又体现着“物”的减少。数字化时代信息社会的符号关系是倒三角关系。在网络社会居于主导处于最上层的是元符号，其次专门作为符号生产的纯符号，最后倒三角的底层支点才是物－符号。消费社会中，人们常常看到物的过剩、物的拥挤、物的爆炸，但此“物”并非作者所言之物。那些泛滥的商品物和技术物根本不是物，不是“物－符号”，而是“符号物”，消费社会中“物符号”被“符号物”挤压，其作为物的使用功能的一面，正在被“意义功能”取代，逐渐演化为“符号物”。“信息社会就是一个符号物主导、符号物过剩、符号物爆炸的社会”，实质上，我们所见的不是物的泛滥，而是符号的泛滥。如今现代社会的危机也可以溯源到人与物的基本关系上，生态失衡、环境污染，这背后都与物被符号化、意义化，脱离其本质属性有关。当技术进步使得时间和空间距离几乎消失，使得一切仿佛伸手可得，人却被符号包围，反而失去了与物的切近性。因此，在符号满溢的社会重新关注物，确立物的主体地位，是十分重要的，这关乎人类主体性的构建。在数字化时代要关注及物性，使物在人的身边，存在于人的生活世界中，同时也要注意文化的物质保存。

在数字时代，萎缩的不只是物世界，人的周遭世界也在共同世界的挤压下快速缩小。数字－网络媒介时代，超连接是信息社会的文化主型。从口语－身体媒介社会、文字－书写媒介社会到数字－网络媒介社会连接方式也由强连接到弱连接最终演化为超连接，人类组织历经了“部落化”“非部落化”“再部落化”三个时期。“超连接”带来超接触，连线不仅为信息社会奠基，也被赋予文化权力，成为重要的经济生产力。大数据是连线这一符号的再现体，大数据下隐藏的欲望会导向消费行为。超连接缩短了人们交流的时间和距离，但一旦超出需要，也很容易带来过度文化的风险。超连接作用下，人们的关系不一定被拉近，沉溺于网上连接的人们反而有可能与周遭世界中息息相关的人们关系疏远。超连接的互联网加重了虚拟世界的“圈子”和“圈子文化”，却分割着现实社区，加剧对立，挑战着交往理性。过度交往可能引起过度文化，使文化凝聚人心、整合社会的功能下降。超连接作用下，面对面交流似乎变得更加困难，在场的身体离我们越来越远，因此，具身性的问题也值得关注。“身体是意义的核心”，无论技术的车轮如何快速行进，我们都不能抛弃身体，离开身体。在网络时代，身体逐渐离场，具身性难以实现的背景之下，我们也要呼唤身体的回归与到场，因为：“回归身体就是回归意义之源，其实质是数字化背景下对社会秩序的重建”。对物和身体的回归，体现了一种主体性的确认。

总结

不同于大多数对现成符号作社会学分析的符号社会学研究，《信息社会符号学》是关于信息社会的符号学，聚焦于信息社会的文化特征，研究信息社会的符号状况，涉及对诸多社会文化问题的讨论，也对社会未来发展方向做出了一定的设想。当“元宇宙”呼啸而来，人类仍需清醒地认识和思考过去、现在和未来，在此方面，《信息社会符号学》无疑是一部引人深思、启人心智的未来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