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沛珊评约伦·索内松《认知符号学：自然、文化与意义的现象学路径》

蔡沛珊

《认知符号学：自然、文化与意义的现象学路径》是约伦·索内松（Goran Sonesson）的重要研究成果，展现出“传播符号学交叉发展的前沿视野和最新动态”。索内松是瑞典隆德大学认知符号学研究中心的首席教授，多年来致力于符号学研究，并深入探讨了认知符号学的界定与意义。他于2014年发起并成立了国际认知符号学会（IACS），且参与并主编了《认知符号学》期刊。索内松一直尝试从符号学之外去寻找能为之所用的方法，而在《认知符号学：自然、文化与意义的现象学路径》一书中，他主要阐述了胡塞尔的现象学在符号学研究上的可适用性，并因此提出了现象学路径下的认知符号学。在此基础上，他还借助了皮亚杰、恩斯特·卡西尔、列夫·维果茨基、阿伦·古尔维奇等人的理论，将这些“很少自称符号学家的思想者”的理论作为认知符号学研究的方法，借助图像与语言，更详细的界定了符号的含义、符号的三分法以及符号在生活世界、历史、全球化等具体语境上的表达。本篇将从认知符号学的构建，现象学的研究路径和与之相关的经验性研究三个角度入手，详细勾勒索内松现象学式的认知符号学的研究框架与基本思路。

一、 认知符号学的构建

认知符号学，主要指“将认知科学和符号学的传统相结合来研究‘意义’”的学科。其核心在于使符号学关于意义的探讨与认知科学在实验经验上的研究互为补充，以期获得“符号与其他被赋予意义的人工制品的相互关系，以及主体进入它们的方式”。在上篇第一章中，索内松首先介绍了符号学是如何与认知科学相结合的。通过分别对符号学与认知科学进行系统归纳的总结，阐明了二者相结合的依据，并简要介绍了认知符号学的意义。

索内松首先讨论了符号学所涉及的研究对象的问题。尽管很多符号学家并不关心如何界定该学科，但在索内松看来，建构符号学的学科意义十分有必要。他首先指明符号学是一门科学。对于科学的定义，索内松指出“一门科学可以被定义为关注一个特定的现实领域，或被定义为将特定观点运用于整个现实”。因此，符号学虽然不像地理学，宗教学等有一个特定的对象域来进行研究，但其观点是指向整个现实的，尤其关注“生命赖以进入‘世界’的诸种形式和构造”。索内松对于符号学的界定表明，符号学并非以符号为研究对象，而着重强调符号如何产生意义，即为符号使用者如何通过符号媒介而生活交往找到原因。在此基础上，索内松继续指出，符号学的研究是定性分析，目的在于系统的阐述规律，且符号学的研究具有普遍性，因此，符号学是一种追求规范性而不是个别性，追求普遍意义而非具体某一个意义的学科。但是，符号学的学科特点，使之主要以一种纯理论的方式展开，索内松指出，符号学应该将理论与实验结合起来，而这即是符号学应该向认知科学借鉴的原因之一。

在认知符号学的符号学背景得到充分表达后，索内松对认知科学也做了相应的介绍。他将认知科学的发展主要划分为三个时代。第一个时代致力于将思想转化为计算机，其目的在于“消除认知，甚至消除意识”。该阶段以杰里·福多（Jerry Fodor）和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Dennett）的相关研究为主要代表。第二阶段将重心放到了人类的生活世界之外，并引入了“情境”、“具身性”、“中介”、“意图”、“主体间性”等概念，将现象学与意向性相关的其他理论引入了认知科学领域。露西·萨奇蔓 (Lucy Suchman)、埃文·汤普森 (Evan Thompson)等人是这一阶段的代表人物。第三阶段开始回归到“认知”本身，将“认知”界定为“代表了任何可以位于大脑中的事物”。当代认知学家拉考夫 (Lakoff)和约翰森 (Johnson)则归于这一类别。在梳理了认知科学的三个阶段之后，索内松评价说，唯有认知科学的第三个时代开始走向意义的研究，而认知科学在第二阶段对于现象学的借鉴，则启发他把现象学引入认知符号学中。

通过对符号学和认知科学的梳理，索内松已经提到了一些将二者结合起来的理由，在接下来的部分他继续阐明了认知科学的符号学转向以及符号学的认知转向，以此表现认知符号学的现实意义。符号学与认知科学具有相似性。首先，它们都采取一种跨学科的视角。符号学关照意义的产生，不仅包括普遍意义上的符号，也含纳了专业符号，如文化符号，历史符号，甚至物理学符号，化学符号等。而认知科学更是“被描述为将语言学、认知心理学、哲学、生物学和计算机科学等完全不同的经验学科的知识基础加以整合的结果”。因此，二者的跨学科性使之有结合的可能。而在方法的应用上，符号学专攻单一文本分析和理论研究，而认知科学主要依赖于实验，这种方法上的差异又构成了两个学科间的互补。索内松接着举例说明了两个学科的交叉转向。泰伦斯·迪肯 (Terrence Deacon) 和唐纳德 (Donald)是认知领域的符号学转向的代表人物。索内松通过图表详细指出唐纳德关于情景阶段的分类能对应符号有关的进化模型。而在符号学内部也出现了“认知转向”，其主要代表是达代西奥 (Daddesio)行为主义的物理还原说。通过上述例子，索内松指出要理解人类文化的特殊性，必须要探索主体与符号的关系，而这即是构建认知符号学的意义所在。

二、 作为方法的现象学

在索内松认知符号学的建构中，现象学作为研究方法被引入进来。索内松通过对皮尔斯符号学的三元结构和胡塞尔现象学进行比较，得出皮尔斯现象学可以被看成是胡塞尔现象学的一个特殊变体，从而成功将现象学与符号学结合起来。受到胡塞尔现象学的启发，索内松对皮尔斯的符号理论进行了补充与修缮。通过对第一性、第二性和第三性的阐释，以及三种亚相似符的分析，他得出了有关符号的结论，即“符号都是由某种出现的东西、某种产生反应的东西和某些意识到正在发生什么事情的人们所建构的”。

现象学的核心概念是“意向性”，即“意识的内容内在于意识，恰恰‘正如’其外在于意识一样”。也就是说，意识含纳了意识所关注的主题，这是指意识之内，但这些主题本身又外在于意识，这就是意识之外。而相比于研究意识之外的事物，现象学主要针对意识行为本身，这被称为“现象学还原”（phenomenological reduction）。而在皮尔斯的符号学中，他“尽管不用这个术语，但从他回归对意识形式的反思开始，他明确地完成了现象学还原”。除此之外，胡塞尔对于现象学学者群体的呼吁与皮尔斯对完成现象学工作所需的群体要求也不谋而合。由此可见，皮尔斯的“显象学”基本与胡塞尔现象学相契合。在相似性的基础上，二者同样存在差异。索内松指出，胡塞尔对于现象学的要求是，现象学不应该有任何提前预设。而皮尔斯的三元结构“先于任何现象学探索，也就是说，它是先验的”。因此，借助胡塞尔的现象学来看认知符号学，就必须要证实皮尔斯的三元结构具有普遍意义，即所有范畴都是三分的。

在皮尔斯的符号学中，存在三种符号，像似符（iconic sign），指示符（indexical sign），和规约符（symbolic sign）。讨论这三种符号，首先涉及三种范畴，即第一性范畴、第二性范畴和第三性范畴。在对三类范畴的解读上，皮尔斯简单将第一性界定为“存在于其自身的事物”，即第一性与自身有关；将第二性认定为与其他事物有关，说明第二性是一种二元关系；而第三性即是指在三个事物间的关系。基于皮尔斯的三元结构，索内松借助图表和维果茨基等人的理论对这三种范畴的概念进行了细化和补充，从而证实了三分法的普遍意义。对于第一性，索内松举例道，像“短暂的瞬间”、“当下”、“质”、“新鲜感”、“生命”、“施事”和“开始”等这些“与易逝性与流动性有关”的范畴，可以被归到第一性当中；以“被反应/阻力的观点所主导”的范畴，如“一个主体或物质对另一个主体或物质的野蛮行为”、“作用力的经验”、“反应”、“阻力”、和“依赖性”等则属于第二性；而“规则或规律性往往是第三性中最突出的因素”，属于这一类的范畴有“法则”、“习惯”、“一般规则”和“中介”等。通过索内松对于第一、二、三性的举例和细化，皮尔斯的三元结构得到了丰富，各个范畴最突出的特点被归纳总结出来。索内松进而阐释了三元结构的互动关系，以图像的方式，说明有且仅有这三种范畴。首先存在着的东西作为第一性出现，而第二性则描述了对第一性的反应，第三性则是一个旁观者，它连同了第一、二性，主要在于观察一物与另一物的关系。索内松通过三角形形象地展示了三者的关系，第一性置于上方，第二、三性位于三角的两个下角。第二性指向第一性，而第三性指向第一性和第二性。因此，第一性是一种显现，第二性是一种反应，而第三性则处在观察的位置，“显现是一元的，反应是二元的，观察是三元的”。

基于以上分析，索内松认为符号作为一种中介，都应该作为第三性而存在。紧随皮尔斯的理论，他进一步对像似符做出了划分，并提出了三种亚像似符。通过图表的展示，索内松指出，像似符是作为第一性的范例出现的，即它反映的是一种显现，但是由于符号本身具有第三性的特征，因此存在第一位的第三性，第二位的第三性以及第三位的第三性的情况。因此，在像似符中，又可以划分出像似符，指示符和规约符三种亚相似符。通过对亚相似符的提出，索内松不仅再次证实了三元结构的普遍性存在，且说明了符号概念的复杂性。关于像似符，在上篇第四章中，索内松还区分了像似性，像似基础和像似符，并提出了初始和次生像似符的概念。像似基础指某些项目“具有一些彼此独立拥有的某种特性，当从特定特定的角度考虑时，这些特性是相同的或类似的，或这些特性可以被感知，或是被体验为是相同的或类似的”。因此可以说，像似基础指某些特性可以互为关联的可能性。而像似性说明的是“世界上的一切都属于特定类型或范畴”，从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像似基础是相似性的前提。像似符，则更多的是指代独立于符号关系的中介本身。而通过分析符号中像似性可能呈现的方式，又可以将像似符分为初生像似符和次生像似符，前者作为符号的前提存在，而后者是符号的结果。这种分类对于理解视觉像似符等具有重要意义。

三、 现象学式的认知符号学之经验性研究

现象学式的认知符号学就是将现象学，认知科学与符号学结合起来研究“意义”。在界定了该理论的定义、方法与意义之后，索内松指出该理论对“意义”的经验性研究主要表现在对文化的探讨之上。正如，“卡西尔将人与符号联系起来, 认为符号是人类文化存在的根本形式”，索内松在上篇第三章中，从卡西尔有关科学理论和以李凯尔特、文德尔班为代表和以迦达默尔和哈贝马斯为代表的两场学术辩论中得出“对于符号学科学的发展来说，交往之行为都是必需的”，从而为下篇探讨文化符号学的相关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在下篇中，索内松主要介绍了生活世界的三种文化，全球化的三种可能，以及历史的沿革，移情理论，进化和翻译等文化领域中现象学式的认知符号学的表达。

生活世界，是源自于胡塞尔现象学的术语，指这个世界“是由事物、人、太阳的升落组成的世界，而不是由细胞、原子和黑洞组成的世界”。也就是说，生活世界是人的世界，是意义的世界。关于这个世界，塔尔图学派首先提出了文化符号学这一术语，意指“被重构为不同种类生活世界的类型学”。索内松将塔尔图学派的文化符号学模型定义为一种标准模式，在这一模式中，包含文化与自然两个类别，文化（文本性）是内部的东西，具有某种秩序；而自然（非文本性）则是文化以外的东西，被视为野蛮，混乱和无序。针对这种二元结构，索内松指出，在这二者之外应该还有第三者的存在。他用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的理论举例，在传统社会中，朋友是你所属群体或村落的成员，而敌人是与你所在群体相对立的族群的成员。在这二者之外，还有第三类，陌生人的存在，这类陌生人有可能会变成敌人，但也可能成为你的朋友，还有可能一直处于边缘状态。因此，索内松在塔尔图学派基础上引入了胡塞尔的我群世界与异世界的概念，且指出了存在两种异世界的可能性。“有些人你认为他们是与你不同但平等的，对于他们来说，你仅仅是泛泛之交，这些人对你来说是真正的他我（other egos）”，这一类人被称为他我，对应了戴蒙德所谓的“敌人”，而他们所属的文化即为他者文化。“而还有一些你把它们当作事物，作为语法的第三人称，或者换句话说，作为‘异者’（Alius）”，这即是异世界的第二类，也是戴蒙德的第三类“陌生人”，而这些真正被边缘化的群体的文化则被叫做异文化。至于胡塞尔的群我世界，则对应了自我文化，即为“从自我的角度定义的文化“。由此，索内松发展了塔尔图学派的文化符号学，将生活世界细分为自我文化，他者文化和异文化。

索内松进而引用自动模式的概念，将全球化描写为一种介质，一种文化间的关系。他提出了三种全球化的情境。第一种是内部的全球化，即“没有版图的文化”。这种形式表现为内部他者的过度增长，而自我文化如何界定他者则影响了这种全球化下的社会发展。在索内松看来，从团结的角度来考虑外来文化，能使他者文化与自我文化呈现一种对称性，而如果从权力的角度来考虑的话，那么两种文化势必是不平等，不对称的，而这很可能会产生很多社会问题。第二种全球化的模式是发出者文化，作为发出者的文化，有权力决定哪些文本会进入流通市场，而索内松举例道这种文化在当今社会的典型代表即为美国化。第三种模式意味着文化中心的变迁，索内松在这里以跨国公司为主要案例，他认为这种模式是最危险的情况，因为“它不仅融合了原有的文化，而且重新界定了文化的中心和界限”。也就是说，这种情况会消解民族文化或本土文化的界限，模糊文化原有的类型分类，使得有关文化意义的问题变得更为复杂。

除此之外，索内松在下篇中还探讨了唐纳德有关历史沿革的进化模式的问题，分析了情景文化——模仿文化——神话文化——理论文化四阶段所对应的情况，并提出了相应的符号学内容，如模仿阶段即为将个别符提炼为类型符的过程；区分了移情的类别，特别是自我与他者的获取角度不同而产生的心理活动情况；探讨了生物进化与文化进化的相似之处，并分离出了文化进化所特有的内容；最后，索内松将目光看向翻译，并重点探讨了符际翻译的有关内容。

结语

认知符号学是本世纪发展起来的新兴学科，而索内松现象学式的认知符号学则更具有前瞻性。在《认知符号学：自然、文化与意义的现象学路径》一书中，索内松在认知符号学的视阈范围内，致力于通过胡塞尔的现象学找寻符号研究的新路径。他丰富了皮尔斯的符号三分法，并界定了第一、二、三性的主要内容。而在以该书下篇为代表的经验性研究中，他完善了塔尔图学派的文化符号学，并在文化的各个领域中提出了颇有见地的看法。索内松以现象学为研究方法，以符号学为最终归宿，并广泛使用图像和表格，使其主要思想得到了生动形象的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