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若阳评王瑛《叙事本土化研究》

吴若阳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受到现代语言学领域结构主义思潮、俄国形式主义等影响，叙事学作为一门研究文学叙事特征的学科在法国诞生。在随后的几十年间，叙事学快速完成了从经典叙事学到后经典叙事学的转向。而当下叙事学的发展态势正如龙迪勇在序言中所说：不仅文学叙事研究正在向纵深发展，叙事学研究的跨学科、跨媒体趋势也日益明显。从“历史叙事”“心理叙事”“图像叙事”到“电影叙事”“网络叙事”，“叙事”几乎成为一切人文社会学科共有的概念和关注的话题。

中国叙事传统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但是叙事学作为一门学科，叙事成为研究对象则始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自叙事学被引入以来，这门新颖的理论为中国文学研究注入了新的动力，引发了研究者们的强烈兴趣。西方叙事学著作的译介、国内相关论著的问世、叙述学会议的召开等等都昭示着叙事理论在我国蓬勃发展的态势。同时也不得不承认国内相关研究在一定时间内采取的主要是一种翻译、评述和运用的模式。虽说来自西方的叙事理论具有一定的普适性解释能力，但是当面对在不同的文化氛围和思维特性中诞生的中国叙事文本和叙事传统时依旧会呈现出无力之感，唯有将这种西方的叙事理论进行本土化的内质转换和创新后，才能够有效应对丰厚的中国叙事传统。此外，中国叙事传统悠久且深厚，且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独有的根基。在自身传统中找到中国叙事思想的特性并以此作为中国叙事学建构的基础与核心也是应对中国文论“失语症”的重要方案。意识到此处的国内研究者们纷纷投入到基于自身叙事传统的叙事理论探究中并着力于建构起有别于西方的“中国叙事学”。

王瑛的《叙事学本土化研究》是我国研究叙事学本土化的第一部学术专著，考察了从1979到2015三十多年内西方叙事学进入中国之后在中国本土化的进程，是对研究的研究。

一、叙事学本土化的内涵及动力

在此部分中，作者讨论了西方叙事学本土化的含义并从整体上观照我国叙事学研究的理论特色。王瑛先是分析国内学界对“中国叙事学”的几种观点，然后对中国叙事学进行了广义和狭义的区分：狭义的中国叙事学即基于中国传统叙事理论与中国文学实践上的、具有民族和区域特色的叙事学研究；广义的中国叙事学指的是“在中国的叙事学”，包括中国学者提出的各种叙事学分支学科、叙事学研究方向、叙事学研究的方法论建构以及传统中国的叙事理论研究等。狭义的中国叙事学是广义的中国叙事学的组成部分。中国叙事学是一个复数性质的存在，是叙事学复数的组成部分，与西方叙事学相互参照、互为补充。

外部和内部的两股动力成为叙事学本土化发展的推力。源自西方的理论是否适合中国的文学实践？中国的文学实践是否可以修正、补充西方理论的某些方面？中西比较的视野和叙事学本土化进程相伴相随。而理论自觉意识也就是要求建构属于中国文化传统的叙事学呼声尤其强烈。在作者看来这种强烈的使命意识，作为一种内在动力，直接推动了叙事学本土化的进程。

二、叙事诗学新方向与方法论创新

第二、三章聚焦于广义的中国叙事学的发展，即在叙事学范畴下展开中国研究的成果，考察近四十年叙事学在中国提出的有别于西方的新的叙事学研究方向及其在叙事学本土化进程中的意义。作者在第二章指出：迄今为止，我国至少提出了六种叙事学的新方向，即叙事学和文体学相融合、审美文化叙事学、比较叙事学、空间叙事学、广义叙述学、跨媒介叙事学。

作者对申丹的《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这本著作的上中下篇分别进行介绍，在此过程中对申丹提出的“叙事学和文体学互补”“结合文体学文体优势的叙事学研究”等具有双重视野的观点进行解读，认为这是叙事学研究的新路径之一。审美文化叙事学强调在文化研究的语境下研究对象和方法上的审美特质，比较叙事学则强调叙事学研究的比较方法和中国气质，二者都具有叙事学研究实践性价值。王瑛认为谭君强叙事学研究的两个方向对如何实现西方叙事学本土化，从哪个角度进入和构建中国叙事学的诗学品格具有建设性和指导性意义。

作者对龙迪勇的《空间叙事研究》中的重点理论进行有侧重的展现，认为这本著作的论证和辨析极为细致详尽，龙迪勇没有着急构建空间叙事诗学的知识谱系，而是在对叙事文本和叙事行为的考究和整理过程中梳理出空间叙事诗学的结构框架。因此，解决了建构空间叙事学绕不开的两个基本问题：时间空间化和空间时间化问题和空间叙事诗学框架构造问题。同时，王瑛强调，空间叙事作为一种新的学科方向，在文本的阐释、古代理论的整理、国外理论的译介、整体理论体系的建构等方面还需要补充完善。

广义叙述学是作为与门类叙述学相对的概念提出的，突破了小说叙事模式的阈限，是涵括各学科叙事的一种广义理论的叙事学。王瑛介绍了赵毅衡对“叙述”的重新定义，并对《广义叙述学》所构筑的较完整的学科框架的四大支柱（叙述的分类、叙述的基本构筑方式、叙述的时间和情节要素、叙述文本的主体冲突）分别进行介绍，认为广义叙述学是试图为一些叙事，真实的或者虚构的、不同媒介和不同时间轴的所有叙事提供的一个更为贴切的概念、一个有用的方法论、一个高效的分析工具，广义叙述学具有包容文化叙述万象的魄力。另外作者还专门指出赵毅衡在《广义叙述学》中将叙述学研究的中心从文本转向了“人”。广义叙述学不仅应对了当代的叙述转向，而且推动着叙事学从偏执的形式研究走向人的研究，在叙事学学科中灌注了人的活泼的生命精神。

在谈到跨媒介叙事时，王瑛先是从麦克卢汉、罗兰·巴特、赵毅衡、杨继红、赵炎秋等国内外学者的观点着手带领读者回顾了媒介的内涵，紧接着便顺接着此方向从亨利·詹姆斯对“跨媒介叙事”的概念进行探讨，然后回顾中国跨媒介叙事研究的现场。作者主要从“各种媒介叙事的可能性和合法性研究”“文字叙事与其他媒介叙事的关系研究”“跨媒介叙事现象研究”这三个方面对中国跨媒介叙事的研究进行总结，进一步选取凌逾的《跨媒介叙事》和《跨媒介香港》为个案看后现代社会语境中跨媒介叙事现象的研究。而在本节的最后一个板块中，作者汇总了当下跨媒介叙事研究发展路途中可能遇到的方法论的支撑性等问题，但仍表露出对这一叙事学新领域的期待和展望。

需要强调的是：以上这些新的叙事学研究方向是在叙事学学科领域中提出的，是叙事学的分支学科，而不是中国叙事学学科，并非中国地域特色的分支学科。

方法论创新是一门学科向前发展态势的基本保证，方法论的完善和拓展更是是我国叙事学本土化得以完成的必不可少的环节。在第三章中作者阐述我国叙事学本土化进程中提出的两种独特方法论：赵毅衡从文化的角度观照形式研究，提出了文化形式批评方法；申丹着力于文学文本潜文本的挖掘，生发出了一种新的作品阐释方法——整体细读法。前者不止着陆于叙事学，后者也不仅限于中国叙事实践，二者都可广泛应用于具体的文本阐释，具有方法论的普适性。

三、传统与现代：中国叙事经验探寻

在第四章中国传统叙事理论钩沉中，作者将关注点放置在具有中国文化传统特色的狭义的“中国叙事学”上，讨论叙事学本土化进程中中国叙事学构成的可能性。通过对我国学界关于叙事传统生成和叙事进程影响因素的研究进行考察，

指出叙事传统生成的研究为中国叙事学确定了一个时间上的确切源头，叙事进程影响因素是中国叙事传统独特风姿的外部动因。而中国传统叙事思想的史学描述，意味着中西平等对话成为可能，建构狭义的中国叙事学有了传统的根基。

王瑛认为，西方叙事理论本土化、中国古代叙事思想和现代汉语叙事经验是建构中国叙事诗学的三驾马车。现代汉语叙事诗学观察与中国古典叙事思想共同构成中国经验主体。因此，在第五章中，作者便围绕着现代汉语叙事的实践看其为叙事学注入了怎样的新质，带来了怎样的经验。中国现代小说叙事有两个特征鲜明的时段：20世纪初以鲁迅、茅盾为代表的现代汉语叙事初期，体现为“叙意识”的觉醒以及八十年代中期自先锋小说肇始至今，体现为“叙意识”的自觉。中国现代小说叙事的叙事性具体表现可归纳为以下四条：从觉醒到自觉，“叙意识”从叙事的边缘走向了中心；中国古典叙事精神与现代意识的融合；叙事技术探索与生命精神的灌注；叙事伦理的强化以及叙事性的弱化。先锋小说作为叙意识最为强烈的一类以及叙述者作为叙意识在故事域最为集中的体现者而成为作者在第二节论述中主要的观察对象。作者在本章末尾重申本章的目的即将“中国现代小说叙事实践为其诗学建构提供了哪些具体经验”作为一个问题提出，因此对先锋小说和李洱《花腔》的叙事性分析并无法涵盖百年来中国现代小说叙事史的辉煌成就，而是通过展示部分鲜明的案例以期更多的来者思考形而上的现代汉语叙事诗学、中国叙事学的建构之途。

四、中国叙事学的初步构想

在文化风貌的中国叙事学学科之思这一节中，作者对杨义的《中国叙事学》进行了较为全面的介绍。杨义以中国人的思维特点为逻辑起点，以整体的眼光观照中国叙事特征，提出了中国叙事学的初步形态和不同于西方叙事学而独居本土特色的五个板块（结构篇、时间篇、意象篇、视角篇、评点家篇）。作者针对杨义对结构、意象和评点的研究分别展开解读。在大赞其体现了中国叙事学的独特风貌，具有拓荒之功的同时也指出对叙事主体层次不分、忽略空间叙事、视角理论上存在错误这三点缺憾。

西方思维逻辑的严密性使西方叙事特别重视实践的线性逻辑，但是这是否也适合中国叙事的文本实践，中国的传统思维习惯是以什么为第一要素？作者在提出上述问题后，通过分析中国传统文学作品、文论和其他艺术样态并结合杨义、傅修延、龙迪勇等人的观点总结出中国传统思维特性和叙事表征。而统观张世君、高小康、韩晓等学者的研究后，作者发现中国小说空间之维度对于中国叙事学建构的价值。它意味着中国叙事传统异质于西方叙事传统的关键因素已经找到，空间逻辑是建构中国叙事学的一个重要基点，中国叙事学建构的完成有着可期待性和可实现性。

五、总结

《叙事学本土化研究》这本著作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逻辑极其清晰。无论是在绪论、正文六章还是结语，这种清晰得到了从头至尾的贯穿。

绪论分为两节。在第一节“三十多年来叙事学本土化进程的学术版图”中，王瑛对叙事学在中国的研究进行归纳性的概括：看似各自经营，自成一片风景；合则连成一体，成就满园春色。紧接着，从译介、理论介绍、范畴辨析、方法论建构、本土化路径、应用西方叙事学理论对我国古典文学合现当代文学研究等多个角度、理论和实践两大方面进行介绍，逐步绘制出国内叙事学研究的版图。将整个国内叙事学现状大致勾勒出来，让阅读者在心中对国内叙事学研究发展有个大致的把握和考量。在第二节中，作者按照四个研究目的、四种研究方法、六章主要研究内容、研究结论这样的顺序一一展开。从现象的剖露、问题的生发、主题的确定、实践研究方法到过程和结论，王瑛把对“叙事学本土化研究”的始和终都以概括性的语言逐步展现出来。这就使得绪论成为了这本著作的阅读指南，对后面章节的阅读和掌握有很好的指引性作用。

在正文中，作者对章与章、节与节之间的承接也处理得极为顺滑，丝毫没有割裂之感。中国叙事学本土化研究的面貌按照内涵、动力、广义、狭义、传统、现代等板块顺序逐渐铺露，作者最后抓住两大重点进行整体性收尾。在章开头，作者往往会对对上章内容精简回顾、对本章目的进行强调。在章结尾，作者往往对本章内容进行收束，然后对后续内容进行引入。但是这种回顾和引入并非生硬地提及或者忽然扭转内容，而似乎是有一条非常清晰的逻辑锁链深埋在作者的研究过程中。好像解决完叙事诗学新方向的问题，随之而来就应该是方法论这种解剖刀的提及；广义上中国叙事学的新方向和方法论讨论过后自然而然就该聚焦于叙事学本土化的狭义航道上去。此外，作者常常在行文中抛出一连串具有相关性质的问题，但是在后续的论述中皆可找到相应的答案或与之呼应的内容。在问题抛出的同时往往引人思索，而看到回答的时候又给人回味。

王瑛在结语中以四个问题为中心对中国叙事学的建构上又进行了一次总体上的回顾和强调。在“什么是中国叙事学”“如何抵达中国传统叙事诗学”“建构中国叙事学至少还需解决什么问题”“如何抵达中国叙事学”等问题的包围下，从叙事学的中国与西方关系问题、克服西方叙事学的先在性影响、中国叙事学的传统与当下的关系、叙事学中国学派的研究整合等角度逐一进行回答，强调中国不同于西方叙事学的新的研究方向已经提出，方法论正逐步成熟，中国叙事理论传统异质于西方叙事理论传统的逻辑起点和文化生成已经找到，中国叙事学的形态框架已经可触可感。

在论及学者们的研究时，王瑛以平视的眼光和客观的态度做到了述与评的结合，不仅赞其开拓之功或优秀之处，同时以当下的眼光指出前人研究中能够继续补足的地方。无论是对帮助刚踏入叙事学大门的青年学者一览国内叙述学研究全貌来说，还是就促进功力精深的研究者们互相对话和交流而言，《叙事学本土化研究》作为一部优秀的学术史、专题史的研究，起到了相当积极的影响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