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完成了法国著名文艺理论家和符号学家罗兰，巴尔特在法兰西公学的讲稿《如何共同生活》（comment vivre ensemble)的翻译工作。结合他此后的两部讲稿和同期出版的《恋人絮语》（fragments d’un discours amoureux）一书的情况，我认为，他在这一时期的研究与写作绝好地阐述了他对符号学“互文性”理论的概念的看法，展示了他在这一方面充分的实践活动。

那么，什么是“互文性”呢？

首先，这一概念是由俄国文艺理论家巴赫金引人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中的。在由保加利亚裔法国符号学家克里斯蒂娃于20世纪60年代介绍到西方后，此概念引起了西方知识界广泛和浓厚的兴趣。克里斯蒂娃在1969年出版的《符号学，语义分析研究》一书中概述了巴赫金的观点：“他第一个在文学理论中提到：任何一个文本的构成都像是一种语录拼合，任何一个文本都吸收和转换了其他的文本。”①克里斯蒂娃进一步阐述了这一概念，“互文性这一术语指的是一个（或多个）符号系统被置换成另一个符号系统。但是由于此术语常常被庸 俗地理解为对某一个文本的‘起源考据，，故此我们更倾向于取置换 (transposition）之意，因为后者的好处在于它明确指出了一个意蕴系统向另一个意蕴系统的过渡。出于切题的考虑，这种过渡要求重新组合文本。”①她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进行“互文性分析”这一主张，指出这种分析旨在找出“一个文本中交叉出现的其他文本的表述”。②这一概念很快被应用到了当时正蓬勃发展的比较文学的研究之中，因为它所涉及的方法似乎可以充当比较文学研究赖以建立的“影响”理论。

巴尔特在这一概念上深受克里斯蒂娃的影响和启发。他在为自己总结的四个研究“阶段”的第三个阶段〔大约在1968—1972年间） 即“文本性”阶段中，明确指出，在这一阶段他的“关联文本”（互文，亦即参考体系〗就是索莱尔斯、克里斯蒂娃、德里达和拉康。不 过，巴尔特有更深刻的阐述，我们从他在1973年为《百科全书》写 的《文本（理论〕》一文关于“互文性”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他说：“任何文本都是一种关联文本；其他文本都在不同层次上、以或多或 少可被辨认的形式出现在这一文本之中；这包括先前文化的文本、周围环境文化的文本；任何文本都是已经结束的语录的一种全新编织。 一些零散规则、一些表达方式、一些节奏性模式、一些社会言语活动 的片段等，都会进人这一文本，并得到重新安排。互文性作为任何文 本的条件，显然不能仅仅归为起源和影响的问题；关联文本是由无从 考据的一些表达方式、下意识的引用和未加标注的参考资料联合组成 的广泛领域。从认识论上讲，关联文本概念是为文本理论提供社会性 容量的概念：先前的和当代的言语活动都可以进人文本之中，这种进 人并非是依据可以看得出来的亲缘关系途径、自愿的模仿途径，而是依据一种分散的途径——这一形象为文本确保了一种能产性地位。”

巴尔特非常重视“互文性”的研究与实践。他在以“互文性”方式准备的这部《如何共同生活》讲稿最后，就以“文学符号学”来概述这一讲稿的全部情况，可见这一概念在他文学符号学思想中的位置。这也说明“互文性”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文学符号学的基本动力原则。巴尔特以“互文性”的概念和方法完成的第一部作品是1977年出版的《恋人絮语》，那是他自1975年起此后两年中的研究成果。该书出版后，产生了巨大的社会轰动效应。人们看到了一种被放大了的、在一定意义上的全新的写作方式。紧接着，1976年，巴尔特被选 为法兰西公学的文学符号学教授。他从1977年至去世之前所讲授的 《如何共同生活》、《中性》(Le neutre)和《小说的准备》 (preparation du roman)均采用了这种写作方法。我们通过研究巳经出版的《恋人絮语》和我翻译的这部《如何共同生活》的结构与叙述 方式，似乎可以总结出巴尔特“互文性写作”的几个方面：

1.资料的分散性。《恋人絮语》采用的资料，虽以歌德《少年维 特之烦恼》一书为主，但被零散引用的其他作品多达30几部；《如何共同生活》以四五部作品为主，其余被引述的也有20余部。这就是上面引文中所说的“依据一种分散的途径”。依据这一途径，“一些零散规则、一些表达方式、一些节奏性模式、一些社会言语活动的片段等，都会进入这一文本”。

2、根据一些“外在形象”或“特征”组织起来。《恋人絮语》为 自己安排了 80个“外在形象”，如“焦灼”、“等待”、“灾难”、“默 契”等，每一个外在形象都从几部书中选取所需要的素材来加以说明；《如何共同生活》为自己选取了大约30个“特征”，如“疏忽”、 “退隐”、“独居”、“禁区”等，所有的素材一其中甚至包括引自我国道教经典的素材一一都围绕着这些特征结合。巴尔特在这一讲稿中 “所采用的方法，既是选择性的，又是离题性的。根据符号学研究工 作的原理，我们曾尽力在一大堆的‘共同生活’的时尚、习惯、主题 和价值中找出相关的、因此甚至是不连续的特征，而每一个特征又都 可以被看做是一些‘外在形象’的集合，而在这些外在形象的名下， 可以排列一定数目的带有历史知识、人种学知识或社会学知识的题外 话"。①

3、排列的“不连续性”。在确定了 “外在形象”或“特征”之 后，它们的连接方式是什么呢？那就是“不连续性”。巴尔特在《如何共同生活》讲稿开始部分的“介绍”中就阐述了 “不连续性”的重 要性，他说：“课程应该同意借助于那些不连续性单位来相续地完成： 那些单位便是特征。（借助于）片段写作的不连续性，是可以的，是 可能的，是可做的”，“应该破坏言语活动的固定性，我们应该靠近我们根本的不连续性〈‘我们只靠不连续性活着’〉。”①为了做到“不连续性”，巴尔特主张大体上按照字母顺序来排列各种“外在形象”或 特征，而不是按照逻辑关系。不仅如此，“不连续性”似乎是巴尔特符号学理论和审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早在1962年发表的《文学与不连续性》一文中就对这一概念有过详尽的论述：“不连续性是任何交际的基本单位：从来都只有分散的符号。审美问题，只不过是 在于知道如何动员起这种必然的不连续性，如何赋予其一种喘息、一 种时间、一种历史”。②显然，“互文性”写作，便是满足“不连续性” 各种条件的最好方式。

4、“互文性”的目的和关键是“能产性”。进行“互文性”写作， 自然不是只满足于将各种资料进行“复制”，而是使它们在新的“拼版游戏”中产生新的意义，这便是“能产性”。但是，如何来实现 “能产性”呢？巴尔特要求研究者与读者（或听者）结合起来，“一种 实践，在其不是过程性的而是合作性的时候，它就是能产性的"。③ “因此，研究工作就在于‘探讨资料’，要由听众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填充这些资料，而教授的作用主要是启发有关主题的某些联系”。④这一诠释非常重要，因为它说明了巴尔特的“互文性”实践与一般所理解的“互文性”实践的重大区别。人们一般认为，“互文性”实践就是写作者根据所引资料最后归纳出自己的某种观念性的结论，即他想说 明的某个问题。而在巴尔特的“互文性”写作——甚至在他大部分的作品中，很少找得到由他下的最终结论性的东西，因为他历来“抗御”形成“固定的”观念，“他借用一些客体，而不借用一些推理”。 他的写作所追求的就是让读者根据作者提供的材料，凭自己的知识和经验去做各种推想。他在《如何共同生活》中说：“在这里没有终结的画面：最好，由您自己去完成它。”⑤可见，巴尔特主张的“能产性”更侧重读者方面。这样做的结果，自然就为作品的多元化理解提 供了条件。而这也正是巴尔特一直坚持的审美主张之一。为此，需要 作者在写作时不能自以为是，而是要保持清醒意识、把握得当，为读者的想象力留出足够的空间。其中，就有一个如何在“程度”上做文 章的问题，而这也正是巴尔特在多部著述中所一再主张的“阈学”（bathmologie,该词为巴尔特发明）的研究内容。不过，我们注意到，在这部讲稿的一些授课内容后面也有“结论” 一项。仔细阅读后，我 们发现，那都是一些“现象”小结，而非完整的“观念”或“意指” 总结。

对“互文性”的研究，后来又出现了的各式各样的探索，从而扩大了这一概念的内涵，并发现了其多种表现情况。有的研究者在同一个文本内部发现了一种互文性（因为这当中有内容的转换〉，有的研究者则以一种更新的辞藻来装扮过去的“影响”等。实际上，互文性包含着一些独立的符号学（或“话语”）的存在，在这些符号学内部， 接连进行着或多或少是隐性的模式构建过程、复制过程或转换过程。 法国符号学家热内特对“隐性”互文性的研究有特殊的贡献。他的 《隐迹稿本》一书就是专门研究“隐性”互文性的杰出著述。该书给出了“互文性”公认的最为明确的定义：“一个文本在另一个文本中的实际出现”，①并确定了互文性从广义到狭义过渡的情况，从而使之从语言学概念过渡到了文学创作概念。

其实，对“互文性”现象，人们早在各自的诸多交际活动中有所意识和总结。我国很早就有“引经据典”、“旁征博引”和“借古讽今”等成语的存在，它们已经概括了 “互文性”的最基本意义。法国 著名作家和政治家马尔罗在“互文性”概念引入法国之前就认为，艺术作品不是根据艺术家的观点来创造的，而是根据其他作品来创造的。这种看法似乎有些偏颇，但它对于我们理解互文性这种现象对艺术创作的影响还是有帮助的。不论怎样，互文性的正式提出和深入研 究，是20世纪符号学尤其是文艺符号学的重要研究活动之一。在这一方面，巴尔特在借鉴他人研究的基础上为这一概念的进一步明确和大胆实践做出了自己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