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雨洋
赵毅衡的《广义叙述学》是一部系统性地探讨叙述体裁及其共同规律的学术著作。在书中，赵毅衡主要基于三个区分标准对叙述体裁进行分类：纪实类和虚构类、记录类、演示类和意动类。他将叙述文本按照“文本意向性”划分为三个基本类型：陈述式过去向度的记录类、疑问式现在进行向度的演示类、祈使式未来向度的意动类。进一步地，赵毅衡将纪实类和虚构类与记录类、演示类和意动类交叉组合，归纳出五种基本叙述类型：纪实记录类、虚构记录类、纪实演示类、虚构演示类、纪实意动类。这些分类标准和类型为广义叙述学的理论构建提供了基础性的框架。
书中还深入探讨了叙述主体的问题，特别是叙述者的二象性。赵毅衡区分了真实作者、隐含作者、叙述者、文本本身和读者之间的横向关系，以及底本、述本和读者接受之间的纵向联系。
《广义叙述学》自发行以后，引起诸多学者的讨论。其中，笔者注意到王长才在2015年发表的《梳理与商榷——评赵毅衡广义叙述学》一文中，对《广义叙述学》中提出的“二度区隔”这一概念提出疑惑，2017年谭光辉发表《再论虚构叙述的“双层区隔”——对王长才与赵毅衡商榷的再理解》，一一回应了王长才关于“二度区隔”的问题，并说明自己的理解。如此一来，三位学者便就“二度区隔”这一概念形成对话。笔者在阅读过程中亦对“二度区隔”问题的理解不甚透彻，因此希望能梳理三位学者对话的焦点问题，并以此解决自己的疑惑。
焦点问题其一是：二度区隔是否必须在一度区隔之后？
赵毅衡在《广义叙述学》中认为“虚构叙述必须在符号再现的基础上再设置二度区隔”，此外还用“组块”思维来辅助说明。“组块”思维是将经验事件材料，转换成文本再现，再转换成虚构文本。赵毅衡还引述霍尔对于意义生产过程的描述。
我看到一个人摔了杯子：现实。
我想起来他摔了杯子：心像再现。
我记录下来这件事：用再现构成纪实型叙述。
我把这件事写进小说、电影、连环画：形成虚构型叙述。
经过以上论述，笔者可以总结赵毅衡对于一度区隔和二度区隔先后关系的观点：虚构叙述在生成的过程中，必须先经过一度区隔形成纪实型叙述，再进行二度区隔形成虚构型叙述。
王长才则抓住《广义叙述学》中仅以戏剧产生过程为例，没有举出以文字为媒介的文学叙述的例子，产生疑问：“如何确认它（虚构叙述）先经历了一度区隔才到了二度区隔呢？”
实际上，王长才关于一度区隔与二度区隔先后顺序的问题可以翻译成另一个问题：从叙述生成角度来看，虚构叙述与现实之间是否需要纪实型叙述作为桥梁？笔者如此翻译这个问题并不是认为叙述的生成没有受述者参与，而是说明王长才的疑问实际上是小说等其他虚构型叙述文本的生成是否必须依次经历一度区隔和二度区隔。
谭光辉先是纠正了王长才对于“真实”、“现实”和“纪实”三个概念的混淆。指出其关于“虚构和真实之间存在另一种间隔”的说法实际上是“虚构与纪实之间存在另一种间隔”。然后谭光辉通过读者对虚构型叙述的理解过程“虚构型叙述→还原成纪实型叙述→心像→经验”来反推虚构叙述文本在生成过程中需要经过纪实型叙述。
笔者关于二度区隔和一度区隔的先后顺序也有疑惑，但与王长才的疑惑原因有所不同。笔者已经区分“真实”、“现实”与“纪实”三个概念，明确“真实”相当于“内部真实”，意味叙述文本内部逻辑可靠；“现实”类似我们所处的经验世界；“纪实”则是对经验世界的一度区隔。只是，无论是《广义叙述学》中对霍尔关于意义生产过程的引用，还是谭光辉对读者理解虚构型叙述过程的反推，都将纪实型叙述文本作为虚构型叙述文本与现实经验之间的桥梁。但霍尔的例子中，我将“某人摔了杯子”这个事件写进小说，形成虚构型叙述，并不一定需要先将其记录下来形成纪实型叙述，而是可以直接从心像再现到虚构型叙述。谭光辉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因为任何虚构文本，必然首先是一个符号文本。没有符号文本就不可能有虚构，所以二度区隔必然先经历了一度区隔。”
笔者对这个问题的疑惑实质上是没有清楚一度区隔的含义。以霍尔对意义生产过程的叙述为例，笔者误将“我记录下这件事，构成纪实型叙述”当做是一度区隔，也就是虚构型叙述的产生前提。然而实际上，纪实型叙述的前一步“心像再现”，就已经符合一度区隔的定义。心像再现已经完成了将经验现实媒介化的过程。因此，谭光辉说“任何虚构型文本，必然首先是一个符号文本”，需要二度区隔的虚构型文本在符号文本的阶段已经完成了一度区隔。笔者对霍尔的意义生成过程产生误解，误以为纪实型叙述是一度区隔。实际上，纪实型叙述只是恰好与符号文本形成同属于一度区隔。一度区隔并不一定要形成文本，而是一个抽象概念。赵毅衡教授举出的图书例子，将标题、扉页、前后记等副文本信息认为是小说一度区隔的标记，并非是副文本信息是一度区隔，而是这些是一度区隔的实体呈现。“任何一个文字类叙述作品也必然是关于该叙述文本构思写作过程的纪实文本。”《广义叙述学》以戏剧为例，主要是戏剧的一度区隔和二度区隔之间间隔很开，便于理解。而小说虽然一开始就奔着虚构故事去，将一度区隔缩得很短，但副文本信息还是能对作者构思虚构虚构故事的过程有所呈现，我们也可以从中窥探一度区隔的痕迹。
因此，虚构型叙述并非需要立足于纪实型叙述，而是必须立足于符号文本。二度区隔也必须在一度区隔之后。
第二个讨论焦点是：虚构与二度区隔的关系问题。
王长才对此的问题可以概括为两组四个：一为二度区隔与一度区隔是否有质的不同？第二组有三个问题：二度歌曲是不是虚构型叙述的本质特征？与经验世界隔两层就能成为虚构型叙述吗？二度区隔与虚构判断的先后顺序？
其中，对于第一个问题，谭光辉的解答可以概括为：一度区隔是经验世界的符号，二度区隔是符号的再媒介化，即符号的符号。《广义叙述学》没有涉及二者的本质区别。笔者认为两个概念既可以说本质上相似，也可以说有本质区别。两者都是符号，但两者符号化的对象却一个为经验世界，一个为符号。总之能分清两个概念的意涵即可，两个概念既有共通也有区别。
至于第二组问题，谭光辉也一一做了解答。首先，谭光辉从叙述者角度，认为叙述都需要抽象出叙述者，那么叙述者就处于一度区隔中。纪实型叙述与虚构型叙述都是由叙述者完成的，那么两者都可以称作“再现中的进一步再现。”在此基础上，谭光辉举了科学家和照相的人的例子，用以论证不是与经验世界隔了两层就是虚构叙述，“还有其他非虚构叙述需要隔两层。”然而笔者从谭光辉的科学家叙述人格的例子中，发现谭光辉与《广义叙述学》的偏差。谭光辉认为，科学家做科学报告时，虽然是纪实型叙述，但是科学家作报告时，会抽象出一个与他平时不同的状态，以科学家的人格进行叙述，因而科学报告是非虚构叙述，但与经验世界隔了两层。但是赵毅衡在《广义叙述学》中对纪实型叙述下定义时，“纪实型叙述，无论是书面的还是口头的，还是记录演示类，还是意动类叙述，所有这些叙述体裁，都有合一式的叙述者——作者就是叙述者”，随后以历史学家、新闻记者等举例。我们可以很明确地看到，历史学家作历史学报告与科学家作科学报告可以类比。而赵毅衡对这类叙述的定义却是“作者-叙述者人格合一：纪实型”。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赵毅衡强调纪实型叙述的叙述者合一性，而谭光辉则强调纪实型叙述中作者与叙述者的分离性。赵毅衡说：“本书的目的，是从所有这些体裁中抽象出‘虚构品质’”。笔者虽没有从文本中找到赵毅衡关于“二度区隔是虚构叙述的本质”的论断，但笔者倾向于认为二度区隔作为纪实型叙述与虚构型叙述的主要区分方法。
那么，当受述者无法从叙述文本中找到二度区隔的痕迹，该如何判断虚构型还是纪实型呢？王长才将解决方法落到指称性上。谭光辉则落到虚构目的上，即叙述者与受述者之间的“虚构约定”，并通过文化程式来促进两者对接。但实际上，《广义叙述学》提出二度区隔概念的目的就是“找出一个能够替代赛尔原理的，以接受者二次叙述为中心的可能的理论原则。”而区隔框架本身就是叙述者和受述者“都遵循的表意-解释模式”。并且，赵毅衡认为“文化程式能使读者识别一度再现区隔框架，与二度虚构区隔框架。”这样来看，两者都认为虚构是叙述者与受述者的约定，而文化程式可以帮助读者识别。但谭光辉在解释照相馆拍照是否虚构的问题时，更多指向叙述者（拍照的人）的叙述目的，即是否希望看照片的人将照片认为是照相者本人，与赛尔理论更接近。赵毅衡没有明确地说明二度区隔无法判断时的其他方法，但“相比猜测作者意向而言，观众对虚构叙述区隔的这种程式化识辨，要可靠得多。”
总而言之，王长才与谭光辉关于“区隔框架”的讨论，围绕着二度区隔与一度区隔的先后顺序与本质区别、二度区隔与虚构叙述判定的关系几个主题进行。笔者通过梳理三者的对话，明确了几个概念之间的关系。虚构型叙述必须立足于符号文本，二度区隔也必须在一度区隔之后。而纪实型叙述与符号文本同属于一度区隔。依托文化程式的二度区隔可以作为虚构叙述判定的主要方式，强调叙述者二次叙述的能动性。
赵毅衡的《广义叙述学》为理解叙述在不同文化和媒介中的作用提供了一个全面的框架，对于研究叙述如何在社会中构建意义和理解个体与社会经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通过这种广义的叙述学视角，赵毅衡为叙述学领域提供了新的理论工具和分析方法，推动了叙述学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