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霖评阿什利·弗劳利《幸福感符号学》
甘霖
近年来，媒体报道对幸福的兴趣经历了一个指数级的增长，即使人们不了解“财富悖论”这一概念，也不会对“人们不会因为财富的增加而感到幸福”这一说法感到陌生。为什么在21世纪幸福会成为全世界突出的公共性问题？《幸福感符号学：社会文化修辞》的作者阿什利·弗劳利将从符号学的角度，向我们展现“幸福”如何被建构成一个社会问题。
一、被建构的作为社会问题的“幸福”
围绕“幸福的‘问题’”，作者阿什利·弗劳利首先讲述了作为社会问题的“幸福”和两种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此后的章节将以其为中心，展开书写被数个层次建构而来的“幸福”。
首先是作为社会问题的“幸福”。作者指出，近年来人们对幸福的兴趣越来越浓厚，这体现在媒体、书籍、报刊、公共政策和国家干预等方面，但人们并没有拥有他们似乎本该拥有的幸福，幸福反而成为一个西方社会面临的严重问题，也是全世界的问题。作者认为“幸福”作为一个公共问题，并不是提高或优化潜在心理状态的愿望之能指，而是对变革的含蓄批判。作者此书将以英国主要报纸为起点，探讨公共话语中幸福感符号学如何走向前台，成为一个显在的问题。
其次是两种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既然幸福已经成为了社会的一个严重问题，那么如何理解和解决这一社会问题呢？作者向我们介绍了两个理解角度和两种解决方法，并表明他在研究社会弊病时坚定地采用了更多的“主观主义”的方向。两个理解角度是指“客观主义”方向和“主观主义”方向，“客观主义”方向试图将社会问题描述为客观上令人不安的状况，并就它们如何和为何出现提供解释。“主观主义”方向考察了某些情况是如何被构想成为社会问题，并说明它们是如何被构造的。两种解决方法是“客观主义方法”和“主观主义方法”，以社会问题的存在为出发点，客观主义方法通常与解释和提供社会问题解决方案有关。主观主义方法认为异常行为不是普遍的而是主观的，异常行为是被人们贴上标签标记而来的。
二、幸福问题的历史文化语境
这一部分作者试图解释清楚新闻媒体提出“幸福”的历史文化语境，以此提供必要的参考框架，来阐明哪些意义结构建构了作为一个特定能指的“幸福”。
首先提到的历史文化语境是“财富的悖论”，即人们不会因为财富的增加而感到幸福。这一观点已经成为许多学术兴趣和随后媒体兴趣的驱动力，这一悖论是理解新涌现出的幸福新学科整体发生的窗口。
作者想知道财富与幸福是否是天然的反义词，他觉得有必要将这一观点还原至历史语境中，去追溯财富与幸福关系的历史变化。他指出从更长远的目光来打量物质财富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不断增长的财富并不像今天人们看到的那样，总是与“左倾”或激进的思想相对立。幸福发声者倾向于将增长直接地与人类的需要对立，同时支持增长和物质的进步，认为财富增长和物质进步是一种明确的右派或精英主义的努力。而作者认为“增长怀疑主义”可能主要产生于精英阶层。
其次是文化悲观主义的兴起。很难界定关于富足的积极态度是何时开始消逝，但对资本主义的浪漫主义批判一直存在，并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获得了一种新的显著性。这一批判特点包括拒绝量化、机械化和异化等等，本质上代表了一种对现代工业和资本主义文明的文化抗议。
幸福话语回应了这种批评，并反映了其狭隘的观点，认为应通过定量和定性的方式，展现前资本主义关于幸福的真谛，以此实现现代性的复魅。
三、幸福问题的理论和分析工具
作为幸福问题的理论和分析工具，作者描述了修辞在新社会问题发声中的作用，以及发声者与新闻的关系——不同类型的发声者和他们在发声过程中起到的作用。以此提供一些用于解释“幸福问题”的基本理论工具，探究幸福问题发生的来源语境、修辞和幸福过程中的交叉点，将社会符号学和建构主义方法与社会问题相结合。
就社会问题的修辞来说，作者首先概述了社会现实建构的基本方法。在第1章，作者向我们介绍了两个理解角度和两种解决方法，并表明他在研究社会弊病时坚定地采用了更多的“主观主义”的方向。在这一章，作者再次陈述这一观点，指出幸福作为一种社会问题，是被建构出来的。之后作者讨论了新社会问题的“发声”。作者用“发声”来指代“为进一步实现某个目标而设计的解释或故事”，指出“发声”是具有方向性的观点。由于公众话语能够给予社会问题的关注是有限的，不同社会问题是处于竞争关系的，那么如何能够成功发声便至关重要，这便迫使发声者调动有说服力的修辞。最后作者讨论了发声时采用什么特点的修辞会更有说服力。修辞特点包括吸引广大受众的需求，制作引人入胜的故事，尽可能避免争议和减少阻力。作者单独强调了文化资源在发声中的重要性，指出发声者想要自己的想法被广泛接受，就需要与所处时代文化相一致。
就发声者与新闻的关系来说，根据发声者在促进发声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可以将其分为四类，即知情人、局外人、守门人和大众媒体。
知情人发声者包括有组织的游说团体和政治机构，他们与媒体和决策者有着更直接的联系。相比之下，局外人发声者很难接触到媒体和决策者，因而他们在社会事件中的发声更难被认可。“守门人”通常指那些在大量的原始发声中筛选并决定将哪些信息传播给受众的大众媒体中的人，新闻媒体成员是最重要的守门人之一。作者认为应该将守门人视为连接不同机构和政策领域之间鸿沟的人，而非简单的信息过滤者，他们能够通过各种渠道促进发声的传播。大众媒体中的新闻媒体给予了发声一定程度的可信度，这也是为什么作者研究公共话语中的幸福发声时，选择将新闻媒体印刷文本作为数据搜集和分析的起点。
四、历时性分析：纸质媒体的幸福发声
作者采用历时性分析方法，分析了从20世纪初、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纸质媒体所讨论的关键词“幸福”，从而揭示了不同时期对幸福讨论的具体内容的不同之处。
首先是作为前历史时期的20世纪初。在这一时期的早期，幸福很少被明确地呼吁或提及，而是作为一个更模糊的修辞放大器，一个与“良好”“积极”“繁荣”等价值相联系的浮动的空洞的能指。然而到了后期，开始出现“繁荣悖论”——“创造繁荣，毁灭幸福”。其次是20世纪80年代末至1992年：去语境化的幸福。幸福开始从它所依赖的相关语境中脱离出来，被当做可测量和可描述的对象，并顺理成章地进入了心理学专业领域。最后是1993年-2002年：幸福问题的发现。从1993年开始，出现了一些运用各种研究结果来支持社会问题争论的发声，从这一个时期开始出现的观点来看，幸福是现代社会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
在2003年前，大多数幸福发声在获得影响的同时也相对处于边缘位置。从2003年起之后的时期，作者认为这是对于制度化问题发展最关键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发声者开始拥有自主权，并致力于将这个问题置于政治议程上。
21世纪初，关于幸福是一个社会问题的观念不仅越来越普遍，而且关于它应该成为公共政策焦点的观点也越来越多地被接受。此外，幸福也越来越多地被接受为一种能指，人们通过它来解决发声者们所希望向前推进的各种问题。作为一种符号学资源，幸福给予它所涉及的主题一种十分美好的感觉，它给予发声者所倡导的那些观点一种确定性的感觉，同时也提供了一个看起来复杂，不过却诱人的简单答案，用以回答各种各样的问题。
作者通过探讨自认为幸福者在幸福被问题化的最关键时期出现的频繁的活动，来揭示幸福的生成过程。作者从奈克斯数据库中抽取了306篇刊载在2003年至2009年《泰晤士报》《独立报》《电讯报》《卫报》等杂志周日版的文章作为样本进行研究，描述了样本中所确定的个人和机构的普遍特征，以及问题的证实和传播结论。
首先是样本中所确定的个人和机构的普遍特征。在样本中所确定的个体发声者的类型中，一个最显著特征是幸福发声者的多样性，即幸福发声者来自诸多领域。此外“专家”是最常见的幸福发声者类型，其次是记者和私营机构成员。在样本中确定的机构类型中，商业组织占比最大。其次是问题的证实，在幸福问题的整个生命过程中，那些拥护在幸福研究的基础上影响变革思想的人，主要是第4章所说的知情人“政治集团”，他们是幸福问题发生过程中每个阶段的主要推动人。最后是有关幸福问题被肯定和传播的结论。第一，各种各样的人和机构都倾向于唤起并肯定幸福能指，这表明唤起幸福的发声具有广泛的吸引力。幸福的广泛使用说明几乎所有关注都可以简化为关注个人幸福这一核心主题。第二，幸福问题的传播方式就实践而言出现了两种传播形式：一种是通过大众媒体广而告之的广播模式，另一种是在人际网络和专业网络中操作的传播模式。
在幸福发生成功制度化的过程中，幸福专业知识的知情人所有权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作者讨论了专业知识在幸福问题建构中的作用，以及其他发声者在幸福问题持续传播和肯定方面的作用。
首先是幸福专业知识的作用。一方面，社会愿意听从专业知识发声，专业知识已经成为一种可被大量购买的文化资源，在当代发声活动中越来越受重视。从基层活动家到政治知情人，他们的发声越来越依赖于专业知识，以此形成其发声框架。另一方面，通过将发声与科学相联系，人们会唤起一种科学主义和专家权威的光环，因此幸福专业知识很少接受批判性的检验，很多幸福发声经过重复后成为一种“已知事实”。其次是专业知识的政治化。决策者有意无意地更需要专家的帮助来解决那些可能被认为是意识形态或政治辩论领域的问题。就幸福而言，幸福修辞渗透到了一系列政治举措的语言中，并为这些举措提供了支撑材料。因此当幸福本身成为公共议程上的问题后，许多幸福发声很快得以制度化就不足为奇了。最后是其他发声者的作用。幸福一直是由专家提供，由知情人主导的社会问题，公众是问题的受害者，他们无法知道如何增加幸福或使幸福最大化。局外发声人似乎是通过创业流获得发布权的，如自建一个发声的网站。
以2003年-2010年找到的100篇样本为起点发声，作者试图更仔细考察这些幸福发声的修辞，试图将这些问题的关键方面描述为一系列关于如何理解和改变世界的修辞信息。
作者首先讨论了用于修辞研究的分析工具——论据、正当理由和推论。“论据”是关于问题本质的陈述，“正当理由”试图证明在“论据”基础上采取的行动是正当的，“推论”是应当做什么的陈述，可以覆盖从对“变革”的模糊认可到详细的政策建议。接着讨论了隐含问题的倾向和为问题命名的论据。在幸福发声中有一种倾向，即以显性和隐性两种方式提出问题。幸福问题经常被作为明确问题提出，如人们不幸福或者不够幸福。另一种隐性方式则是措辞积极，但背后含义是幸福潜在的的不足。命名与定义是不同的，事实上许多发声者都回避具体定义，定义隔绝了潜在意义，而一个足够宽松又足够明确的象征或概念，却可以激励人们走向特定的方向。最后是幸福修辞的优势。它具有能指优势，“幸福”和“希望”“自由”等浮动能指具有相同的修辞优势：人们未必对其内容达成一致，但接受认可其积极意义。它具有独一无二的修辞功能：唤起了一种乌托邦和历史感。最后，它巧妙地通过修辞去掉了问题的政治色彩。此外，幸福能指涵盖不足之处，发声者会利用其他符号资源，如福祉、极乐和繁荣。
成功的幸福发声是那些倾向于一次又一次重复的发声，由此形成了关于幸福是什么或应该是什么的真理，作者试图给出一份前一章确定样本中最常重复发声的“清单”。
论据的所指，包括专家所指和道德所指。专家所指是指幸福修辞所引发的“浮动的所指链”必须被专家知识固定。道德所指是指当发声者要描述和定义幸福问题时，几乎都是以道德为主题。与许多新社会问题不同，幸福本身并不直接构成问题，一个成功的修辞秘诀就是指出幸福与另一个变量之间产生矛盾，由此生成问题，如“财富大幅增加，人们却没有更快乐”。社会问题的发声过程，人们常常采用“受害者和恶棍”的修辞形式。在幸福发声样本中，儿童被认为是最脆弱的受害者，童年也隐隐地被问题化。此外集体代词“我们”的频繁使用不仅意味着发声适用于每个人，而且每个人都是潜在受害者。正当理由是促进发声的方式，证明在“论据”基础上采取的行动是正当的，幸福本身也是一种正当理由，被用来推进社会各种问题。此外，发声还会遵循许多可识别的修辞策略，包括引起对“伴生罪恶”的关注、强调成本和收益、利用权威，以及强调发声是革命性突破和理想回归等。
总结
综上所述，《幸福感符号学》作为社会符号学与传播符号学跨学科结合的重要著作，让我们知道了幸福问题不是自然而然走向前台的，而是一个被建构的社会问题，在这一建构过程中，有说服力的修辞和发声者中的知情人起了重要作用，由此完成了对“幸福”概念的反思和批判。《幸福感符号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去理解和质疑在当代社会中被广泛讨论和追求的“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