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世杰评翁贝托·埃科《符号学理论》
陈世杰
翁贝托·埃科，生于1932年，是20世纪以来享有国际声誉的意大利符号学理论家。而这本《符号学理论》是埃科的理论代表作，出版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是埃科在其既往研究的基础上采用英语写作，并被他称之为“重思”而成的一本符号学著作。在本书中埃科走上了他的一般符号学理论建设的道路，并对符号学和文化逻辑进行了富有创见的探索，重新阅读这位在符号学思想史占有重要位置的理论家，对我们理解符号学、理解当代文化现象具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
本书中埃科是在探索这样一种理论的可能性，即寻找统一的方法来处理表意与交流现象，这种方法将提供一般符号学理论的形式，它将考虑符码理论与符号生产理论的建立，全书的论证结构也以此展开。
一、对索绪尔与皮尔士的继承
当代符号学有两个公认的源流：索绪尔和皮尔士，而在本书所建构的理论体系中，他们的符号学思想都有着重要的体现。可以说，埃科是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走向他的“文化逻辑学”的，阅读埃科，也会增进我们对他们的理解。
索绪尔的研究对其后符号学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主要是他对共时语言学的讨论，他以一种穿透复杂多变的言语现象而探寻语言本质的魄力，在思想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笔。索绪尔把能指与所指的结合称为符号，埃科认为索绪尔对符号的定义蕴含了这样一种推断：（a）符号不是物质实体，物质实体最多是表达性的相关元素的具体体现；（b）符号不是固定的符号学实体，毋宁说它是独立成分的汇聚场，这些独立成分来自两个不同平面，以符码关联为基础而汇聚。因此，埃科明确表示避免使用“符号”这个在实际使用中易产生混淆的概念，他借鉴了叶尔姆斯列夫只谈论作为单项存在的表达层面与内容层面的彻底立场，使用了“符号-功能体”的概念。符号-功能体是一个关于表达层与内容层的相关关系的实体，它很明显地对应于索绪尔关于能指与所指的关系论，而符号-功能体的两个功能项（表达和内容）的相互关联正是在符码规则下临时建立的，以此为架构，埃科开始了对符码理论的建设。同样，符码的概念也似乎对应于索绪尔对语言本质的观点：一种在普遍起作用的、抽象的规则系统，从而支配着整个言语活动的开展。但不同的是，索绪尔建立起的是一个具有确定性的抽象结构的语言系统范畴，由此在后世开启了具有形而上色彩的结构主义传统；而埃科的符码理论旨在在服务于他的一般符号学分析，在其对一般符号学的理论建构与具体的文化现象分析中，埃科走向了靠近皮尔士的立场。
埃科的符号学理论体系，意图兼顾“表意”和“交流”这两大范畴。埃科认为表意系统（符码）是自主的符号学建构，它有一个抽象的存在模式，独立于任何使之成为可能的潜在交流行为，而交流以其表意系统为必要条件，在文化过程中这两者是严格地交织在一起的。埃科在书中多处表明了他所要建立的符码理论的理论纯洁性，即可以不考虑符号学的物质主体，甚至排除具体的指称物，从而拒绝对“真理”问题断言。但埃科也明确反对结构主义式的意义确定论，为了使其符码理论能够普遍适用于具体的交流场景，他在索绪尔-巴尔特路径的意指分析传统基础上引入语境与推论，他也因此倚重了两个概念工具：皮尔士的“解释项”与“试推法”，并开启了他关于一般符号学理论建构的符用转向。埃科认为：“皮尔士的解释项概念最富有成果的假设似乎是把解释项视为指涉同一‘对象’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这就开始了一个无限衍义的过程…保证符号系统能完全依靠自己的方式来核查自身”。对模糊、宽广和开放的解释项概念的引入，使得埃科建立起他的“百科全书式”的符码理论分析模型：符码为说话者提供了一种包括大量语义场的能力，把一个社会群体的一般能力定义为关于符码联系的大量名副其实的潜在知识，因此，与其说是词典，不如说更像百科全书。在这个模型中，埃科将依赖于相应的指称、语境选择、环境选择的内涵全都纳入了语义再现，而这也势必要突破纯粹符义学的边界进入了符用学领域。显然，在具体的交流场景中，接收者不可能拥有百科全书式的知识能力，语义空间本身也是流动的，于是埃科又引入皮尔士的试推法强调符号活动各个过程中普遍存在的推论因素，认为试推法不仅允许我们解释涉及未编码的语境讯息或环境讯息，还有助于我们为不精确的讯息挑选适当的符码或子符码。由此，埃科再一次论证他的符码理论对“符号活动”和文化分析的基础性地位，通过附加编码或不足编码的试推操作，一些具体的解释行为产生了符码无法预见的意义，而这对于符码理论本身也具有重要的意义：要么作为新一轮的社会规约的子符码被固定下来，要么仅仅属于具体的个人临时储备。
埃科符码理论的论证部分，似乎就已经可以勾勒出一条从索绪尔模式向皮尔士模式转变的线索，但埃科坚持认为他是在提出一种能在其自身框架内解决诸多符用学问题的符义学。的确，我们可以看到，埃科除了在用自己的符码系统取代索绪尔的语言系统，从而建立起他的一般符号学的规则系统，他还多次强调理论本身的纯洁性。他认为即便符号活动涉及了具体的物质对象、语境和环境因素，这些因素也可以以一种抽象的形式纳入他的理论分析系统。但就笔者看来，埃科在他的一般符号学理论建构中，已经无可避免地涉及到了经验主体、符号活动的语境等，尽管他对具体文化现象所做的语义分析是那么精致和具有结构性的色彩，但他对皮尔士思想的一经采纳，就已为他的符码理论注射了生成性的基因，而这种生成性，至多让他的符码理论算作处在符义学与符用学之间。
二、埃科的符号生产理论
埃科的一般符号学理论建构包含着对两个概念的批判：“符号”和“符号类型”。首先关于“符号“，埃科认为这是一个幼稚、非关系性的概念，即便它可能非常适合被用于日常生活和通俗符号学的讨论，即便我们要摆脱它可能是徒劳和复杂的，但埃科依然在书中强调：“符号的概念是日常语言的虚构，它的位置应该由符号-功能体的概念取代”。
其次，埃科认为为了特定符号的具体出现，而对表达-连续体进行塑造的劳动，直接证明了符号具有不同种类这一事实。而埃科试图通过遵循一种现象学的顺序来使人们认识到符号的差异本身并不是各种符号的特征，而只是各种符号生产方式的区别。由此，通过对皮尔士规约、像似、指示三分法的批判，他提出要用符号生产方式的类型学取代符号的类型学。埃科认为像似符和指示符的概念，都是通用的实用工具，就像他所批判的符号或事物的概念一样，可以用于常规目的，却无法为它们找到令人满意的定义。在书中埃科花费大量篇幅对像似性进行了批判，试图证明像似性也是一个文化规约问题，他认为也许一个像似性方法在提出的时候并不是规约的，但是随着接收者对它熟悉程度的提高，它也会逐渐变成规约。另外，像似性再现可能比实际体验更真实，人们已经开始以像似性规约之镜子看待事物：一种压倒性的文化规约所导致的感知限制，例如画作的犀牛更成功地描绘了我们对犀牛的文化观念，即使它与真实的犀牛相差甚远，但它描绘了我们的语义知识，或者至少描绘了接收者所共享的语义知识。埃科在对符号类型学的批判中，引入“可复制性”、“易率与难率”、“分节”、“表达集群与内容星云”、“内在编码行为”等理论工具或概念，由此他认为他已成功分离出产生符号-功能体的模式，而不是符号的类型，开启了他的符号生产方式类型学的讨论。
埃科建立了一个四维的分类，随后按照分类之一的“生产表达所需要的外在劳动”的识别、明示、副本和创造的顺序，开始了他对文化现象的各种生产类型的细致的分析。此处笔者认为埃科的这种尝试是在证明符号-功能体与符号生产过程的密切联系：人们通常所说的“符号”是许多相互交织的生产方式的结果。埃科是否成功建立了符号的生产方式类型学是可以商榷的，但在这部分埃科对于文化现象的分析是非常精彩的，尤其是关于审美文本和意识形态修辞的讨论。埃科认为，审美文本可以履行任何或所有的生产功能，并可以要求任何一种生产劳动，它卷入了符号活动的所有方面。在埃科的具体分析中，涉及了审美文本的诗兴自指问题：发送者通过制造歧义或晦涩等连续体操作，把接收者的注意力转移到它的表达层面上来，或者在人们期待遵循习惯的金科玉律时带来节奏上的破坏；他还涉及审美文本的物质载体层面：符号-功能体必须考虑传达特定意义的符号载体，在审美的符号载体中，物质材料起着重要的作用；还涉及到审美文本的附加编码与符码转换层面，进而说明审美文本任何层面的临时性创造劳动都可能成为进一步的规约并产生知识：改变语义系统意味着改变文化观看世界的方式；最后，将审美文本置入交流进程，显示出其具有的一种特质：通过其复杂的预设行为网络，在交流者之间建立符用关系。对作者的忠实和解释的自由形成一对辩证的关系，由此审美文本成为不可预知的“言语行为”的多重信源，真正的作者尚未确定，可能是发送者也可能是接收者。
埃科在符号生产理论的最后部分讨论了修辞劳动的问题，尤其是关于意识形态修辞劳动。埃科认为，语义相互关联的系统比表面上看起来更加广泛，也更加矛盾，为避免公开承认全域语义系统的矛盾性质，意识形态话语必须从一种符码转换到另一种符码，而且不能让这一过程显露出来。因此意识形态是片面和不连贯的世界观，通过忽略语义世界的多重联系，掩盖了某些符号产生的实际原因，这种遗忘产生了虚假意识。埃科的对符号生产劳动的讨论为我们揭示了符号学也是一种社会批评形式，因此也是社会实践形式之一。
三、结语
关于对具体文化现象的符号学阐释，埃科延续了罗兰巴特的旨趣，而他的一般符号学的理论假设之一就是要得出关于文化的一般理论，从而走向一种文化逻辑学。在这一点上，除了埃科自己身体力行地投入对大众传媒等文化现象的符号学分析，也体现在与其同时代的文化研究学者的研究之中。斯图亚特·霍尔在其一次著名的讲话（最终文稿以《电视话语中的编码与解码》为标题出版）中，就提到他的研究与埃科的文化逻辑相关，并借助了符号学的方法对电视话语进行了分析。霍尔在对一个西部片进行符号学分析后这样说道：“对于交流符号的/语言的/符码的属性，远没有使我们进入一个封闭而又正式的符号世界，而恰恰是让我们进入文化内容（最具共鸣的却又是隐蔽的那种）传播的领域中”。他由此提到我们应该记住埃科的观点：“符号学为我们展现出了一个符号世界中用符码和子符码包装出的观念世界”。而在后面霍尔又对视觉符号进行了分析，他借助埃科对像似性的批判，即前面提到的像似性比实际体验更真实的问题，论证了视觉符号在外延层面的自然主义外壳，以及内涵层面与文化深层语义层面相交的建构可能，进而呈现出视觉符号的意识形态维度，而也正是从这里开始，霍尔提出了他的的三种编码/解码立场。总之，在霍尔的研究中，不但看到了符号学方法与马克思主义结合的形式，还看到了文化本身的表意与交流属性，后者也正是埃科的观点。
在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最先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埃科的工程学例子，他的水闸模型不但形象地解释了信号、符号-功能体等概念的含义，也描述出表意系统和交流过程之间的关系，为其之后的理论叙述提供了图示化的基础。在符码理论部分，埃科不断强调将外延或指称对象排除出符码理论，以便建立一个纯粹抽象的理论系统，进而符码本身就建构了一个文化世界，成为整个社会思考和言说的方式。而百科全书式的语义模型的建构以及额外编码理论的提出，明显的为其符码理论引入了语境与变动因素，甚至也显现了交流的经验主体，埃科似乎走在了一条中间路线。而在符号生产理论部分，他说道：“符号活动如同事实生活在事实世界之中，这个事实限制了符码体系的绝对纯粹性”，在这部分，埃科涉足了前面符码理论建构所未敢涉及的一些重要问题，遵循了符用学的方向，最终在其对审美文本与意识形态修辞的符号学分析中，窥见了文化中权力与创造性的线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