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编”的符号叙述学研究
主持人：赵禹平
“改编”艺术一直是人类文艺创作史上不朽的创作类型，尤其在当代，故事利用各种媒介“改编”，并在不同渠道传播。实际上，对“改编”的讨论早已隐藏在各时期不同学者对艺术的讨论中。对艾略特和弗莱（Northrop Frye）而言，“所有的艺术都起源于其他艺术，戏剧、舞蹈、歌剧舞台，以及一般的文学，一直是一个真理。在这个意义上，改编融入模仿、典故、戏仿、歪曲和引用，逐渐成为从艺术中衍生艺术的流行创造性方式。”①哈钦（Linda Hutcheon）作为改编理论的研究专家，通过对梅茨对电影改编的理解，以及贡布里希对粗画笔和细铅笔的对比分析，提出音乐剧、专栏、芭蕾、歌曲和其他叙述（“改编”）形式，选择了不同的侧重点进行媒介表达。每种媒介（就像每种类型）都有不同的表达方式，选择的媒介可以比其他媒介更好地瞄准某些内容。他明确指出，“当我们改编时，我们使用各种工具来创造：实现或具体化想法”。②不论媒介形式是什么，它们在“改编”的同时也在创造一个个新文本，它们既有各自不同的承载形式，也有不同的主题、倾向不同的价值观以及有限范围内的情节变化。
全媒体时代下“改编”不断促成各种媒介形式的故事传播，不少国内外研究者不断肯定着“改编”已经在叙述学研究中占据重要席位。莱恩（Marie-Laure Ryan）在《跨媒介的故事世界》（Storyworlds across media: Toward a Media-Conscious Narratology）中就明确指出，故事处于一个快速发展的新趋势之中，并和索恩（Jan-Noël Thon）一起呼吁要建立新的叙述理论和媒介意识叙述学。③从戏剧、小说、影视、游戏、主题乐园，到漫画、周边产品、互动网站以及粉丝论坛等媒介转换，都促成了故事不同程度、不同层次的改编、再创作以及传播。
“改编”作为典型的互文活动，必然涉及故事从一个文本转换到另一个文本，这也是一种典型的意义活动。“改编”是游走在新旧文本之间、先后文本之间、形式变化之间、不同媒介、主题及形象差异之间的转换器，需要对其结构找到分析的立足点。即如何面对“改编”源自于哪，又如何形成“改编”文本，“改编”各不相同以及“改编”是否忠实于原著的“忠实”的问题。另外，符号系统之间的转移也会涉及叙述语言的变换、叙述策略的转换、媒介的改变，当然也涉及“改编”与表演、“改编”与受众、“改编”与当代语境等文化符号学问题。因此，通过符号叙述学来理解“改编”也成为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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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禹平. 论“改编”: 一种拓扑式叙述艺术. 外国美学, 2024(02): 248-265.
龙迪勇. 从戏剧表演到图像再现——试论汉画像的跨媒介叙事. 学术研究, 2018 (11) : 144-157.
陆正兰. “跨媒介音乐”的符号修辞.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2016 (02) : 37-40.
于广华. 论中国书法“书象”的拓扑像似性. 中国美学研究, 2023 (01): 206-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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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Linda Hutcheon, “On the Art of Adaptation”,in Daedalus, 2004, Vol. 133, No. 2, pp. 108-111.
② Linda Hutcheon, “On the Art of Adaptation”,in Daedalus, 2004, Vol. 133, No. 2, pp. 108-111.
③ 参见Marie-Laure Ryan, Jan-Noël Thon, Storyworlds across Media, Lincoln, Nebraska: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2014, pp. 1-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