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沈时评孙金燕《武侠文化符号学》
刘沈时 四川大学 2025级传播学硕
武侠，是贯穿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一条暗线。在中国自清末以降的百余年的现代化进程中，武侠文脉从未断绝，可它却往往不在藏书高阁、文人雅堂，而是在田间地头、乡野山间；它曾长期相伴于“主流文学”之侧，却又长久屹立于“大众文艺”之巅；在现代与传统的夹缝之中，武侠文本以其独特的叙述魅力，为几代中国人烹制出一场绵延的幻想盛宴。
时至今日，尽管以金庸、梁羽生、古龙等名家层出为标志的武侠“黄金时代”已经过去，武侠文本、乃至武侠文化却远未绝迹，且正以前所未有的广度与深度，融入现今的各类文艺创作之中，转化为中国现代文化的重要外显符号与内在组分。因此，在当下研讨“武侠”问题，并非只是对过往的回顾，更是对当今文艺界前沿的追踪，甚至于对近未来的展望。
《武侠文化符号学》立足符号学与叙述学基本原理，从武侠发展史、武侠文本、武侠副文本、武侠作者、武侠文体演进与未来发展六个话题出发，较为全面地阐明了武侠小说“谁在写、为何写，谁在看、如何看”的传受者问题，并总结出“反武侠”这一武侠文化发展的辩证性规律，指出了百年武侠过去、当下与未来的发展主线。本书定稿出版于2015年，恰逢其出版十周年之际，书中精华历经时间检验，仍对我们认识武侠、乃至当今各类虚构类文本的创编与传播规律有所启发。
一、武侠小说的作者：谁在写，为何写？
20世纪初期的武侠小说创作者们，往往是在“半推半就”中走上了这一道路。早期的武侠创作者大多是封建士人，面对着清末民初急剧现代化的时代浪潮，“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神话被西方传入的先进科学技术、社会制度迅速打破。一方面，士人丧失了通过科举功名封妻荫子的上升途径、自幼熟读的四书五经从“金饭碗”变为了进步者批判的对象；另一方面，出版技术革新与出版物商品化却又让读者第一次居于出版行业的中心、获得了决定出版物存亡的“生杀大权”，广大民众所喜闻乐见的武侠小说也迅速崛起，在民间出版业界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地位。落魄的士人一边怀揣着“为往圣继绝学”的传统幻想负隅顽抗，一边又为了生存，或主动或被动地投身武侠小说的创作浪潮。类比于当今娱乐圈之“辱追”现象，清末士人的“辱写”促成了武侠小说创作的第一次高潮。现代化的推动与传统思想的顽抗共同构成了士人群体对武侠小说创作的阐释漩涡，既推动、又制约着武侠小说的发展。孙金燕将其解释为武侠小说的“动制分源”。
同时，武侠小说的作者也往往不甘于写通俗小说谋生的现状。一方面，作者往往将理想中的自己投射于文本的“隐含作者”之上，谈佛论道、讲经说文，致力于打造出一个“有节操的，有修为的，身怀绝技，无敌于天下者”，藉以自慰。另一方面，大多作者虽生于封建时代，却出于儒家道德观念与价值取向，对20世纪初期“救亡图存”这一目标及其背后的新文学、新思想并不排斥，甚至主动向其靠拢，并具体将此般精神内涵反映在其武侠小说创作之中，于“文以载道待后发”的理想当中寄存自我。
比起20世纪50年代以后几乎完全依仗于商业逻辑而创作的港台“新武侠”小说家们，本书作者更加关注于这群身处时代交替之际的文人，对其展开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将平江不肖生等武侠家置于时代文化背景中进行述评，扬弃结合了“文化决定说”与“经济决定说”两种一元创作论，填补了学界此前对清末民初武侠作者群体的研究空白。
二、武侠小说的读者：谁在看，怎样看？
作为武侠文本的接收主体，武侠读者始终是学界关注的重点。将武侠小说视为一种通俗文学，并将其主要读者定位为社会底层男性，是文学界与出版业界的普遍共识，而本书则进一步深入探讨了读者“为什么是底层民众”与底层民众“为什么选择武侠”这个一体两面的问题。与早期武侠小说作者一样，武侠小说的读者也是被现代化浪潮“打翻在地”的底层民众。技术与制度的革新带来社会翻天覆地的变化，手工工场被轰鸣的机械取代，自给自足的小农家庭被海量的外来商品淹没，既无法“建功立业”、更不知何去何从的人们便将精神寄托于武侠小说所描绘的幻想世界，一面幻想“大侠”来拯救自己于水火，一面又幻想成为“大侠”，获得主宰命运的力量；而武侠小说所常描绘的“归隐”结局，亦正是让高高在上的“侠”归于读者所身处的社会底层，完成了幻想的闭环。正因武侠小说满足了底层民众对“精神乌托邦”的需求，并有着同时期言情小说、侦探小说等其它所有体裁均不具备的文化特质，这场“20世纪最大的民间幻想”才得以成立。
可是，与底层民众的狂热追捧相对的，是文化精英对武侠小说的大肆批判。这些批评的声音主要来自于两方面，其一是对于武侠小说幻想性之批判，认为其无益于个人奋斗与进步，只可为读者提供“过屠门而大嚼”的虚假安慰；其二则是对于武侠小说所蕴含的封建社会基础之批判，认为其在故事上、思想上与价值观念上皆是落后的，乃至于“反动”的。本书从阐释漩涡角度出发，对两个群体对武侠小说的观点冲突进行了探析：一方面，知识分子站在“述真”立场上，不相信普罗大众对于武侠小说拥有“假戏假看”的辨识力，并认为沉溺于武侠之“真”会使得工农群众丧失对革命之“真”的热情；另一方面，武侠小说作为“落后”的标出项被标出，蕴含着文化精英希望作为中项的广大群众向“新文学”倒戈、从而实现标出项历史反转，以先进文艺教化群众的操作意图。
实际上，这场论争无关对错，只是作为被标出项（或主动“标出”自己以向旧制度、旧文学宣战）的先进知识分子与作为中项的广大群众间历史性立场冲突的必然结果。而武侠小说被选作向旧文学冲锋的标靶，却恰恰反证了其广大的群众基础。
三、武侠文本的未来：因何发展，如何发展？
黑格尔曾经提出，“引导概念自己向前的，就是前述的否定的东西，它是概念自身所具有的，这个否定的东西构成了真正辩证的东西”。事物的发展规律是“扬弃”，即新事物代替旧事物不是简单地抛弃，而是克服、抛弃旧事物中消极的东西，又保留和继承以往发展中对新事物有积极意义的东西，并把它发展到新的阶段。本书将武侠小说的文体演进规律总结为“反武侠”，实际上便是武侠文本的自我扬弃。
现代武侠文学诞生于20世纪初，是对传统侠义小说话本进行扬弃的成果。与传统侠义小说相比，武侠小说孕育出了远离庙堂、崇尚技击、奉行“江湖规矩”等鲜明特征与主题，并使其得以区分于侠义、传奇，成为一类新的文本体裁。此后的武侠创作，尽是在对前文本的扬弃之中更进一步，逐渐完善并拓宽了武侠小说的创作规则、编排思路，终于造就了如今之武侠文化。
进入新时代，“反武侠”仍在发挥着推动武侠文本不断发展的作用，并促使其由小说拓展迁移至影视、动漫、游戏等更加多样化的媒介天地。在本书写就的2015年，作者已敏锐地意识到了“动漫武侠”与“游戏武侠”初生的苗头，并针对武侠题材动漫与游戏未来的发展动制进行了大胆的预测与分析。站在十年后的今天回看，作者的大多“预言”已经实现——《罗小黑战记》《刺客伍六七》《一人之下》等一批以“非幼龄”的青年为主要受众的优秀武侠动漫作品纷纷问世，并形成了一批兼具文化价值与商业价值的动漫武侠原生IP；《一梦江湖》《逆水寒》《燕云十六声》等游戏在手机端与电脑端同步上线，以日新月异的拟真手法，构筑起了一个个前所未有的生动江湖世界。
四、从“武侠”到“泛武侠”
然而，美中不足的是，尽管作者在文中已敏锐地意识到，“反武侠”的发展规律终会导致作为独立体裁的“武侠”走向消亡，却并未对超脱“武侠”边界以外的“泛武侠”文本展开叙述。早在成书的年代，便已经诞生了两部较具代表性的“泛武侠”作品——《全职高手》与《盗墓笔记》。前者以电子竞技为包装，内核却仍是各大战队（即传统武侠中之“门派”）的“江湖”恩仇，外化为游戏操作、呈现为游戏角色战斗的技击对决，乃至“武林高手”叶修复仇成功后安然退役（归隐）的结局等，无不是传统武侠套路的翻版；后者则从“盗墓”这一游走在现代的“法外江湖”展开叙述，同样包含了“南派”与“北派”、张家与吴家等不同势力的恩怨情仇，以“盗墓”的神秘色彩构建了技击的舞台，以张起灵归隐青铜门、吴邪回到西湖边开办古董店等人物结局，铺陈了一个现代背景下宏大的“魔幻武侠”式幻想世界。与之具有类似属性的作品还包括《全职猎人》《鬼吹灯》《庆余年》《长安十二时辰》等，不胜枚举。甚至于近年来的经典神话传奇类作品的新时代演绎同样触及了“泛武侠”的边界，例如基于《封神演义》改编的“封神宇宙”系列，实际上消解了哪吒与姜子牙脸谱化的“神性”，转而着重描写他们的“侠性”，几乎将其塑造成了与原型已关联无几的大侠；基于《西游记》改编的现象级网络游戏《黑神话·悟空》与动画电影《浪浪山小妖怪》，则仅保留了似是而非的故事框架（大多是作为前文本保留），而着重描写主角作为“侠”的全新故事。
因此，从某种角度而言，纯粹的“武侠”或许确实已经消亡，却又以“泛武侠”的全新姿态，融入了当代虚构类文艺作品创作的各个角落。若是仅以传统之“侠”划定武侠与武侠文化的研究外延，恐怕只能在故纸堆里进行回顾性探究了；如今，武侠文化已经被前所未有地碎片化、符号化，融入了中华文化的方方面面，作为亚文化的“武侠文化”已被主流文化所收编、难觅踪迹，而“武侠文化符号学”，或许也应向更加开放的“武侠符号学”展开新的探索了。
